文｜Nicholas D. Kristof

譯｜蕭育和

 

　　全世界應該沒什麼政府決策，像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用如此私密又粗暴的方式，影響了那麼多人。西方世界傾向於贊成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因為他們也認為中國政府此舉有助於抑制中國的人口成長，並克服貧窮問題。

 

　　事實上，一胎化政策完全沒有必要。所導致的中國人口快速老化，更為國家的經濟前景埋下隱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王豐（Wang Feng）就曾經斷言，一胎化政策是中國錯的最離譜的政策，比「文化大革命」，還有造成世界史上最嚴重饑荒的「大躍進」，都來得離譜。

 

　　一胎化政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撕裂了家庭，摧毀了他們的生活，雖然它已在2015年秋天正式喊停，但對中國人民的影響，卻依然餘波盪漾，包括十二萬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被領養的中國寶寶。

 

　　過去一直流傳一種說法，這些被收養、大部分是女性的嬰孩，是重男輕女社會中不被期待的產物，而被她們的父母所遺棄。現在已經長成青年的她們，該知道這一切複雜得多。決定他們命運的並非冷血的父母，甚至也不是厭女的習俗，而是一個撕裂家庭的政策。

 

　　假如妳是12歲大出生在中國、成長於美國家庭的少女，顯然有點早熟地正在讀這篇文章，那麼妳的故事，可能就是Kay Ann Johnson的新書《中國隱藏的孩子：棄養，收養與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價》裡，本名「勝師」的少女的故事。這本書揭露了一胎化政策實際上是如何展開的，許許多多被領養的孩子，其實並非被「遺棄」。

 

　　徐廣文與妻子江麗芳（兩者皆為音譯），這對平凡的村民在1994年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政府從1980年開始推動的生育政策是「一胎」並不精確，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生第二胎甚至第三胎是可被允許。假如這對夫婦是先有一個女兒，那麼幾年過後他們可能會得到允許生育第二胎。但因為現在他們第一胎生的是兒子，那就沒辦法了。然而，這對夫婦還是想要第二個小孩，江麗芳更是想要女兒，於是他們只得開始密謀。

 

　　在這個地方，所有育齡已婚婦女，每三個月都必須做一次妊娠檢測，如果是陽性反應，可能就得要強制流產。想方設法規避管控的風險是被罰款、老家被拆、甚至是強迫絕育。然而當江麗芳在2003年懷孕時，她和她的先生就下定決心要保住這個可能的女兒。江麗芳偷天換日用朋友的尿液，讓其檢測結果變成陰性，而在孕期最後幾個月，她則被送回娘家躲藏起來。江麗芳夫婦把小孩命名為「勝師」（原文為Shengshi，音譯），意思是「成功」，突破重重難關也要達陣成功！如果被當局盤問，他們會說這女孩是外面撿來的，只是因為可憐她沒人照顧才把她帶回家。

 

　　不幸的是，上級派來了新的官員，負責督導家庭計畫的嚴格執行。有人匿名通報了女嬰，那一天來了七個彪形大漢，團團圍住屋子，奪走了熟睡的女嬰。江麗芳夫婦足足向官員哭求了八個小時，他們坦承女嬰是他們親生，並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只求留住孩子。他們願意接受最高額度的罰款，官員不理，他們表示願意去籌錢來付兩倍價碼，也依然被拒絕。官員堅持女嬰必須被帶到孤兒院，更強迫他們夫婦簽署文件，「證明」他們是在田裡發現女嬰。這時，姜麗芳夫婦依然抱持最後一絲希望，希望隔天就可以從孤兒院接回女嬰。

 

　　江麗芳夫婦一夜未眠，清早直奔孤兒院，解釋說昨天晚上被送來的那個女嬰其實是他們的孩子，並希望能夠辦理收養手續。但無論江麗芳夫婦如何懇求，孤兒院說什麼也不讓他們進來。他們試著找來其他親戚辦理收養手續，也都被打回票。這一切很可能是因為，孤兒院早就打算讓願意付出更高價錢的外國人，來收養女嬰。

 

　　江麗芳以淚洗面數個月，食不下嚥也說不出話。她的家人擔心她的健康情形與精神狀況，夜裡她會夢見她的孩子回到她身邊，但一個驚喘，又把她拉回惡夢般的現實。江麗芳花了快三年才得以平復，她還有一個孩子跟丈夫，他們一家人都需要重新開始。

 

　　故事的結局是，女嬰被一對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夫婦收養，也許比起繼續留在中國，在美國長大的她，可以有更寬裕的經濟環境、更好的教育與更多的機會，但她始終是「被盜來的」孩子──以為自己只是因為生為女兒，而被冷血厭女的爸媽遺棄。

 

　　不像中國其他冒進的政策，多半是毛澤東個人狂熱的產物，一胎化政策其實與毛澤東本人想法背道而馳，毛澤東懷疑節育家庭計畫的必要，當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也是人口學家的馬寅初，提出當局應該要想辦法遏止失控的人口成長時，馬上就被毛澤東免職。

 

 

 

　　《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方鳳美（Mei Fong），在她的著作《一個孩子：中國最激進的實驗》中指出，早在70年代早期，中國就已經成功推行鼓勵晚婚，拉長生育間隔期的「晚、稀、少」家庭計畫，官方的口號是「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三個就太多」。不用上強制手段，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就已經把每個婦女的平均生育數，從六個降低到三個，可說是相當驚人的成就。很少人注意到，中國人口生育率的最大幅度走跌，其實早在一胎化政策前就開始。

 

　　但中國領導人想要看到更大幅度的走跌。在內部會議中，有一些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警告，太劇烈的人口變動可能會導致「可怕的悲劇」。但這不是領導想聽的話，政治局的領導們很快就發現從「中央計畫經濟」，轉型成「中央計畫家庭」，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九月25日，黨中央發出公開信，要求黨員自己把生育數量限制到一。這是一胎化政策首次登場，並且很快地變成強制性節育與強迫性墮胎。方鳳美寫道，這是「這項持續35年的政策，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社會實驗，決定了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出生、存活與死亡。」

 

　　當鄧小平在1978年掌權，並向西方開放中國時，有許多人對於中國進行現代化與抑制人口成長，抱持同情態度。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有嚴重的人口問題，在鄧小平的年代，西方世界被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所震懾，不管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一致同意全球人口控制很有必要，共和黨人大力支持各種生育控制，當時共和黨副總統布希（George H.W. Bush）更因為鼓吹家庭計畫不遺餘力，而被暱稱為「橡膠套」（Rubbers）。

 

　　現在回顧起來，西方對於中國抑制人口成長的同情態度可以理解，但對於中國執行一胎化政策的殘酷卻未免流於裝聾作啞。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自己也在騙，偽裝成人民都是自願配合，就像同情中國者所說，一胎化政策就跟西方一些徵稅政策一樣，只是用罰金去誘發某些行為動機。這個騙局能得逞，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是最殘酷的手段都發生在鄉村地方，比較常跟西方人混在一起的城市知識分子，較少違反這個政策，就算違反了，也不太會被強硬對待。

 

　　事實上，中國的都市菁英經常是贊成一胎化政策的。人權運動者呼籲言論自由，但家庭計畫很少是他們關注的議題。唯一的例外是來自鄉下地方的盲眼律師陳光誠，周遭村民的驚恐讓他憤慨。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陳光誠提到他一個59歲委託人的故事：家庭計畫的官員為了找出他私藏的女兒，把他吊起來，堅不吐實的結果是換來一陣毒打。

 

　　發生在湖南李秋良（音譯）身上的故事也很匪夷所思，這位23歲，持有生育許可的孕婦，在1992年底懷胎七個月時，家裡突然出現生育計畫的官員，他們擔心1993年的生育數可能會超出額度，讓他們被扣薪或降級，因此四處搜捕有孕在身的婦女，強迫她們立即「引產」。

 

　　李秋良的婆婆向官員哭求，媳婦的身體不好，希望讓她順利生下這一胎，不管是男是女，讓他們夫婦晚年能有人照應，生完這一胎她就不會再生了。但這些官員完全不理會，他們把李秋良帶到診所，即使李秋良的身體狀況不允許，還是命令醫生立刻開始引產手術，手術讓李秋良大出血，陷入昏迷，幾乎去了半條命，即使人救回來也終生殘廢，而李秋良的寶寶則在手術九個小時後死去（這個案例來自中國內部的機密文件，後來當局堅稱事情並非如此）。

 

　　中國宣稱一胎化政策在35年期間遏止了四億的生育數，但這個數字過於誇大，人口學家評估數量應該只有一半，可能還更少。而雖然有一些經濟利益，但卻不大，方鳳美引述一個經濟學家的評估，每1%經濟成長，一胎化政策大約只貢獻了十分之一。但真相可能更複雜，當生育率降低，確實對經濟成長有短期的顯著人口紅利，小孩變得更少，而較大比例的人口還在工作。但當人口開始老化，也就是中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勞動力就會開始萎縮，這個萎縮目前還看不到終點。到了2050年，中國將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再到2100年，可能會萎縮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還很可能過半，所有這些都會重挫經濟表現。

 

　　一胎化政策的惡果還因為傳統對男孩的偏好而加劇，當每一家只能被允許有一個孩子時，他們不會把「配額」留給女生。中國人口的性別比例已經開始失控地偏移，男女比是1比1.18，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男性很可能會光棍一輩子，我們還不清楚一個有這麼多剩餘雄性的社會，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十幾年前，Valerie Hudson與Andrea den Boer兩個人寫下了一本引發爭議的書《光棍：亞洲過剩雄性人口的安全意涵》（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討論在中國、印度與亞洲其他地方，性別比例失衡的結果可能導致威權與暴力，而政府也可能以黷武手段來消耗這些過剩的雄性氣概。某些人相信，中國近來對於爭議島嶼堅定的民族主義主張，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躁動不安的Y染色體所導致。

 

　　2015年十月，中國正式終結了一胎化政策，並聲稱每一對夫婦都將可以擁有兩個子女。這個政策要如何執行？是否意味著強制絕育與流產也將絕跡？一切都並不很清楚，也許把它視為一個強制性政策的鬆綁，而非其真正終結，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過去幾十年來，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今天許多中國家庭可能都只有一到兩個小孩，特別是在城市。一項調查也發現，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有60%說這與一胎化政策無關，教育成本經常才是最大考量。

 

　　一胎化政策為國際帶來的最顯而易見的後果，則是中國出生、西方領養的孩子，而且為數不少。Johnson指出，中國一直以來都有非正式收養的傳統，因此也有更多的小孩，是在國內就被收養。但由於這些非正式收養也被用來閃避一胎化政策，因此遭到官方嚴打，例如，生下雙胞胎不會受罰，因此第一個孩子常常被藏匿起來，等到一年多以後另一個孩子出世，再一起通報成雙胞胎。

 

　　Johnson提到了一個高婉如（音譯）的故事，當她被發現又有孕在身時，整個家族強迫她去墮胎，因為沒有被官方「核准」的受孕，會招來高額罰款，更會讓她的丈夫丟掉工作。但高婉如就是想要這個孩子，特別希望是女生，於是她祕密地在娘家產下女嬰，既然小孩與丈夫的工作難以兩全，於是他們就把小孩放到某個他們覺得想要女兒的遠親家門口，然後燃放鞭炮，讓遠親打開家門「發現」女嬰。

 

　　起初這一切都很順利，親戚撫養了女嬰，也似乎沒有人知道她的雙親是誰。但當女孩四歲的時候，家庭計畫的官員知道了她的存在，他們希望女孩離開他們的管區，以免他們這一區的嬰孩數量超額，高婉如與她的丈夫透過祕密第三方，讓領養家庭付上了一筆可觀的費用，才保住女孩。當高婉如的丈夫因癌症彌留之際，女孩被帶到醫院來看他，養父母認為，那是她的親生父親，應該來見爸爸最後一面。幾年後女孩結婚了，養父母特別邀請高婉如參加婚禮，那一天，高婉如在賓客席上，看著自己的女兒成了婚。

 

　　人們常認為，女孩在中國就是不得人疼，她們是因為文化因素而被棄養，導致必須在美國尋求庇護。顯然，中國是父權社會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但說這些女孩就只是因為父母冷酷無情才被棄養，未免太過膚淺。

 

　　Johnson書中，還有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一對中年夫婦李榮與王阿英（音譯），一場溺水意外奪走了他們十五歲的孩子，讓他們悲痛欲絕。一天晚上李榮行經垃圾堆，聽到嬰兒微弱的哭聲，查看之下，發現一個氣若游絲的女嬰，李榮迅速救起嬰孩，並帶著她飛奔回家，唯恐小孩就在他懷裡斷氣，他們夫婦不眠不休地照護這個女嬰，用盡積蓄支付女嬰的醫藥費，並死纏爛打要當局給孩子登記戶口，讓她以後可以就學，當局不肯，激怒了李榮，他說他們夫婦為當局省下了撫養孩子的花費，「還是政府就是想看她死在垃圾堆裡？」

 

　　小孩最後得到了戶口，女孩也順利成長，正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她的「雙親」賣了房，換到小一點的房子住，好籌措女孩未來四年的學費。女孩跟他們非常親密，並且對於父母為她犧牲太多而感到憂愁。李榮夫婦從來都沒有跟她談及身世，唯恐這會傷及她的自尊。李榮夫婦一家並不優渥，但他們所施予無私與豐足的愛，所展現的力量難以超越。

 

　　然而當局卻經常干涉這種撫養本能，在湖南與貴州，有一些極端的個案顯示，家庭計畫當局所做的，就只是搶走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孩子，然後轉賣給孤兒院，這從來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一環。

 

　　不管它的立意為何，一胎化政策是用最極權的手段，來管治人最根本的權利，也侵犯了最根本的人權，但它完全沒有必要，過去的自願性政策就已經大幅降低生育率了，Johnson為這個政策寫下這個墓誌銘：

 

　　「但願在執行超過三十年之後，伴隨著最後兩次生育率遠低於替代水平的普查結果，這項標誌了此一時代、傷害無數兒童、懲罰無數父母的政策，可以真正告終。而回顧這個政策，我們看到的無數暴行，也會跟著一起走進歷史的垃圾桶。」

 

 

  

書籍資訊

書名：《中國隱藏的孩子：棄養，收養與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價》 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作者：Kay Ann Johnson

出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日期：2016

 

書名：《一個孩子：中國最激進的實驗》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作者：Mei Fong

出版：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日期：2016

 

 

原文出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本文為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