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John Keynes）曾經說過，不要低估思想與理念的力量，即使它的影響力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才能完全展現出來。佛賽特（Edmund Fawcett）這本《自由主義：從理念到實踐》（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所講述的是，一個理念如何在這兩百多年的歲月，從敏銳的思想家與幹練的政治家手中，延續生命力，展現治理實效的「生命史」。

 

　　這則故事的起點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其來有自，洪堡活躍的19世紀初正是自由主義以政治實踐之姿，開始席捲歐陸與大西洋世界的時候，跟他17世紀的前輩霍布斯與史賓諾沙不一樣，洪堡不再需要費力構思一整套的整全性哲學體系來支撐政治學說。少年洪堡曾經為法國大革命震懾，但這沒有讓他接受保守派對人性的悲觀思想，施密特可能不太願意承認，但「人民的革命派？還是歷史的保守派？」的兩難選擇，看來沒有讓洪堡糾結。

 

　　對施密特來說，自由主義的軟肋是無法「決斷敵人」，墮落成浪漫派是自由主義免不了的宿命。不過史特勞斯則質疑施密特的論斷從沒離開過自由主義的視野，但敵我的生死對抗與相互承認問題，黑格爾早就用精神的教養解決了。「自然狀態」的問題意識對洪堡來說非常疏離，但他對黑格爾，顯然了然於胸。

 

　　洪堡對於個人自主選擇人生目標的信念堅定不移，他建立了歐洲第一個中央管理的完整公立學校體系，但不允許國家過度介入，他戮力推廣「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人文素養，不是職業訓練。這著實不易，他曾經想關掉想把人當無差別產品生產的軍校跟貴族學校，不過沒有成功。在他親手創建的普魯士公立學校，學生固然得以沾染荷馬的狂放氣息，窮人家的小孩還是進了職業學校學工藝。

 

 

　　無論如何，一身雅士風範的洪堡無疑是自由主義理想的人格典型，他對於教育的志向，更反映了往後自由主義絕不棄守的四個理念：願意承認存在無法逃避、也無法通過暴力手段解決的衝突；不信任權力，特別是國家權力；堅信進步的史觀；以及對於異己的尊重。

 

　　洪堡代表的是自由主義光明面，他深信自由主義的任務就是教化出負責、自主不失率性的個體，而這遲早會實現。但當時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是佛賽特沒有說的，自由主義黑暗的一面：伴隨自由主義在大西洋兩岸政治勝利的，是前所未有的奴隸制度。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美洲的奴隸人口從33萬成長到300萬，到了19世紀中葉，這數目更是超過了600萬，擁有40%以上奴隸的維吉尼亞州，在美國革命中舉足輕重，大多數以自由為名發起反抗大英帝國的作家，都來自於該州。而在美國建國後的第一個36年，來自該州的奴隸主，有32年的時間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不過，在《獨立宣言》的第一份草稿中，這些奴隸主指控英王喬治三世從事非法黑人販賣，以武力侵犯了另一個遠方的民族。

 

　　自由主義視之為核心的全人教養倫理理念，看來要有一個防護圈，把奴隸、有色人種，甚至是女人與勞苦大眾給隔絕出去，好留下擁有閒暇與財富的奴隸主們。自由主義最大諷刺的是，細緻區分「奴隸」與「僕人」，證成奴隸制最體系的學說，出自於據說是自由主義之父，但新世界的土著在他看來與野獸無異的洛克之手。

 

　　19世紀自由主義者不得不面對的迫切問題是「民主」：真的要給這些在我們圈子外的人，完整的公民權，讓他們也能決定我們的生活嗎？鼓吹「第三階級就是一切」，發想制憲權的思想旗手西耶斯，曾經說這些領工資大眾勞動者，就是長了兩隻腳，智力跟小孩一樣的工作機器，他甚至構思了一個科幻未來：白人在頂端發號施令，底下全是做奴隸粗活的「新品種人形猿」。

 

　　但這不是19世紀每個自由主義者都展望的未來，這也是密爾（John Stuart Mill）與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佛賽特書封上八人的其中兩位──在自由主義生命史中，舉足輕重的原因。密爾相信，如果有運作良好的代議制度，就能降低民主帶來的衝擊，這鼓舞了自由主義者相信制度的力量，也包括了密爾種種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建議：政府供應公共財、保護兒童未成年人與低等動物、管制工時以及貧民救濟法等等。

 

 

　　在密爾看來，自由主義與其鞏固反動的防護圈，防堵民主潮流，不如走出圈圈，領導改革，改革制度，帶著整個「社會」一起進步。更重要的是，在密爾身上，自由主義者看到了更體系化，更直接面對政治社會現實問題的自由主義學說，與社會改革的熱情可以並行不悖。

 

　　托克維爾自命「新品種自由主義者」，他堅信民主帶來的「身分平等」是回不去的天命，意味著一切社會關係中的權威都會失去理據，而這正是反覆動亂的歐洲大陸所面對的問題。跟密爾一樣，托克維爾相信制度的重要，集眾起造制度，在「自然」的民主天命之下重新鍛造「人為」的政治連結，通過結社重新組織被分解的社會，是挽救自由主義的唯一方法。新大陸上的「城鎮精神」，是一切先驗權威正當性都煙消雲散民主時代，唯一的救贖。

 

　　一百多年後，歐洲大陸印證了托克維爾的擔憂，藉民主程序上台的極權體制幾乎摧毀了一切社會關係，再也沒有任何權威，只有一個元首。為逃離納粹而渡海來到新大陸的猶太裔女性思想家，對於美國政治淪為兜售形象的共和危機，也有類似的診斷：美國的制憲精神是集眾成力的權威構建、要用地方城鎮的政治參與培力公民、公民不服從具現了平等自由人之間實現連結的可能等等，無不體現了托克維式政治。

 

　　政治就是從無到有創造連結的過程，「沒有政治的民主」就是宰制靈魂的柔性專制。儘管政治涉及各種繁瑣令人生厭的程序，冗長的開會與討論，但托克維爾說這是貴族制唯一值得保留的優點，而民主有機會讓它重生。正是公民之間率直的自由結社，創造了民主的貴族氣味。

 

　　政治這個過程也會產生滿足於小小政治成就的浮誇惡習，如果這個惡習不幸又有了宰制生死的權力，就成了庸常之惡，鄂蘭是這樣看待艾希曼的。不過這也顯示打造多元的政治連結，彼此制衡有多重要，後極權時代的思考不是一個人的事，打保齡球也不應該是一個人的事。所以托克維爾願意犧牲一點點洪堡式的美德，來交換他在美國城鎮中看到的小小自滿惡習，以求換回迷失在同溫層與社會大眾輿論中的自由主義高貴靈魂。

 

　　民主政治逼得自由主義者，面對洪堡可能沒有意識到的社會差異，更被逼得走出舒適圈，但民主也創造了新的同溫層：身份平等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只剩下血緣的原始連帶，以及抽象的世界共同體連結，在社會中飽受大眾輿論碾壓的個人，要麼退回家族同溫層，要麼迷戀抽象不切實際的身份連結，民主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消滅了所有社會關係的中間值，托克維爾絕非危言聳聽，當代基本教義派與全球化派，近乎福音般的擴張理據，其實都在托克維爾的預見當中。

 

　　密爾與托克維爾都表明起造制度，對於維繫自由主義生命的重要，但他們畢竟都不是掌握權力的人。佛賽特一書特別之處，在於他對幹練政治家的關注。要鞏固「追尋在倫理上獲認可，由彼此平等的公民，在不訴諸不當權力的情況下，促成人的進步」的自由主義體制，僅僅只是理論上的細膩敏銳是不夠的，少不了真正擁有現實權力，篤信自由主義價值的政治家。

 

　　這相當程度反映自由主義在20世紀，特別是在美國的命運（機運）。區克夏（Michael Oakeshott）說歐陸的自由主義論述經歷過典範轉移，關心的焦點從政治權威正當性的證成，轉向對政府職能的限制。但讓自由主義重新茁壯的新大陸沒有這個問題，它從一開始就是個治理成效的問題，這也表明，自由主義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治理問題。

 

　　佛賽特書封上稱得上「掌握權力」的人：分別是：長期主宰經濟政策論述權力的凱因斯，推動「新政」將美國從大蕭條中挽救出來的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以及以一本《美好社會》帶動風向，風靡大西洋兩岸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朝聖山學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靈魂人物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凱因斯與羅斯福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凱因斯斷言資本主義必須約制自由放任思想，必須約制市場，才能生存下來。但凱因斯沒有在自由放任思想，這頭他稱之為昏睡中，遲早被殺死的猛獸身上花太多時間──顯然他太過輕敵了──他忙著講課、上電台、參加公聽會，樂此不疲地參與各種政策辯論。

 

　　凱因斯覺得馬克思的信徒只會胡言亂語，但他相信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未來，對他來說，資本主義體制在很多面向上極不可取，但只要國家願意承擔責任，市場失靈並不是無解。凱因斯是出色的論戰者，同時也是成功的實業家，甚至還有精力定期組織文學讀書會，在佛賽特這本書中，他可能最接近洪堡心中真正的全能通材。

 

　　其實，在擺脫大蕭條與戰爭陰影後，自由主義的理念不能不說沒有重大進展，詹森任內通過投票權法案與公民權法案，南方各州的種族隔離措施從此失去法律保護，終於所有的「美國人」可以不分種族，納入聯邦權利法案的保護。凱因斯遺憾的是，在自由主義願景越來越清晰的時候，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卻再也沒有他們19世紀前輩的自信。

 

　　而羅斯福是講求實效與選票的政治家，不可能坐擁國家政策工具，卻重蹈胡佛覆轍，放任市場失靈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吞噬他的支持度，儘管很多證據說明羅斯福不過延續了胡佛的政策。不論政策細節與收割問題，體現凱因斯精神的「新政」確實挽救了自由主義，豐裕社會的黃金時代，其實是一個政府引導、激勵與積極利用市場的年代。

 

　　當傅柯說自由主義有其治理性時，「新政」不能不說是理據之一，但羅斯福也象徵美國正式告別門羅主義，此後，「基地帝國」成了這個星球新的治理性，新的大地法。

 

　　凱因斯的思想，加上羅斯福的實績，主導了30年代以後的經濟政策思維，自由主義結合資本主義或許千瘡百孔，但如果不打算革命的話，眼前這樣讓國家去馴服市場野蠻力量，似乎就是最好的選擇了。

 

　　但這卻讓自命「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憂心，卻也無可奈何，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奈特曾經悲嘆「即便在這個國家，我們也無法再回到自由放任的經濟上」。但李普曼1937年寫就的這本《美好社會》，為「自由主義者」的反攻吹響號角。他非常明確地把自由主義的敵人決斷為「集體主義」，這個敵人有很多姿態，有惡質的納粹、法西斯還有共產黨，也有披著良善外衣的漸進改革者：無疑是指各色凱因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在自由主義的理念史中，李普曼這本暢銷的《美好社會》經常被低估影響力，海耶克在接近三十年後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20世紀自由主義的圭臬之作──就表明是向李普曼與《美好社會》致敬。批判計畫經濟，把社會主義跟法西斯主義說成同一回事的，堅持任何「有損個人處理經濟事務自由」的社會哲學，最終都會通往極權體制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處處可見李普曼身影。

 

　　不只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有能力挽救自由主義，在30年代還是非主流的「放任市場」，可以在五十多年後迅猛回歸，絕對不是因為思想本身的力量。海耶克希望他主持的「朝聖山學社」的所有成員，要對根本問題有基本共識，並致力探求實現目標的政策，不要做漫無邊際的思想辯論，朝聖山學社不是學術團體，但也不要是短視近利的類政黨組織，它的抱負是自由秩序的普遍原則。

 

　　無論是李普曼或者海耶克，都展現了極高明的組織能力，他們很正確地意識到，思想要取得勝利，就不能單打獨鬥，要用企業精神經營思想組織，也不妨用營銷話術推廣思想，不折不撓。在往後的日子裡，自由放任的思想起死回生，不只在經濟學界贏得最高榮譽，各種互通聲息的政策研究機構與團體，更在慷慨人士的資助下，逐步奪回論述經濟問題的主導權，李普曼與海耶克當年辛苦播種的因，今天看來成果非凡。

 

　　李普曼與海耶克在行動上是進取的，但心態卻是謙卑的。他們都不否認自由主義的實踐出了問題。海耶克對市場的擁護其實來自於他對秩序機緣性本質的觀察，以及對各種「真理」的懷疑，這點讓他在思想氣味上，更接近「英式」自由主義者區克夏與柏林（Isaiah Berlin），雖然區克夏認為像海耶克那樣，用自由市場這個「計畫」來對抗所有計畫，其實還是同一種政治思維。

 

　　海耶克本人的遭遇，反映的是「朝聖山學社」第一代在思想上無法掙脫的束縛，他們嘗試克服19世紀自由主義的缺陷，但又從內心深處欣然認同自由主義，「為何自由主義失敗了？為何需要修補自由主義？」是他們懇切探索新的社會秩序基礎時，擺脫不掉的心病。

 

　　朝聖山學社無疑起於回應自由主義的危機，但即使是海耶克本人，也無法阻擋朝聖山學社被經濟學家「美國化」，朝聖山學社曾經揭櫫的理想是要打造一個經濟學家與哲學家的對話平台，共做一個有社會哲學基底的「全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但隨著好戰的美國經濟學者逐漸取代謙卑的歐陸學者，經濟學家用市場的真理取代了哲學家看似含糊不清，繼續爭辯十年也不會有輸贏的哲學論辯，海耶克這個宏大的理想顯然無疾而終。

 

　　時代氛圍的轉變，無疑也是「朝聖山學社」美國化的主因。活過大蕭條的朝聖山第一代，目標是謙卑地希望在政府職能擴張之餘，能夠保留市場與個人的自由空間，但對身處冷戰意識形態對抗的第二代人來說，堅信市場價值，擺出絕不向任何「計畫」經濟妥協的姿態，毫無心理障礙。

 

 

　　弗利曼（Milton Friedman）是箇中翹楚，他堅信自由主義絕對不會有問題，自由主義如果出問題，也是因為它失去曾經擁有的涵義，不夠「自由主義」。看待自由主義，他沒有上一代人的心病，他毫不懷疑「能讓美國通往真正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最近捷徑，就是19世紀那條大路」。

 

　　佛賽特講述自由主義生命史的獨到之處，是他對於自由主義治理實績的關注，自由主義者對四大理念──承認衝突、不信任權力、相信進步、尊重異己──不可偏廢的堅持，會讓「自由在棋局結束時，現身大展身手」，於是表明自由主義仍有得以為之奮鬥的理據，儘管這個世界仍未盡完美。

 

　　但佛賽特可能沒有意識到，一旦「市場就是真理」顛撲不破，意味著朝聖山學社第一代打造「全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已慘遭橫逆，英式自由主義者區克夏與柏林彼時只餘遺音，而重新粉墨登場的是，是恐怕連海耶克都很陌生的「新自由主義」。

 

　　佛賽特說的沒錯，要把自由主義最一開始的政治實踐，看作是「在前所未有的劇變中，奮力打造穩定的立足點者」，務實的自由主義「既追求自由，也尋找秩序」，但佛賽特也沒有意識到的是，「新自由主義」者善用劇變的能力，遠比他們謙卑的「自由主義」前輩來得更狼性。

 

　　2005年的卡崔娜風災幾乎摧毀了紐奧良，93歲高齡依然筆戰不懈的自由主義老兵弗利曼，反而從災難看出用市場機制重整教育體系，徹底摧毀凱因斯遺緒的契機。全盤激進改造體制的市場改革，往往伴隨鎮壓、驅離與戰爭，這很難說是偶然。

 

　　70年代阿根廷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為推動市場改革強力鎮壓反對力量，三萬多名以左派為主的反對者「被失蹤」，而弗利曼恰好是皮諾契特座上賓；發生在中國的天安門事件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最後一哩路；柴契爾夫人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後，回頭就對國內抗爭的煤礦工人動手。看來，「市場至上」的「改革」固然能在民主政治下實施，但新自由主義者跟南美、俄羅斯與中國的領導高層可能相處得更融洽。

 

　　曾經，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不分出身與門派，共同挺身對抗的是，以真理之名戕害人性的「科學社會主義」；現在，關心自由主義命運的人也該起身對抗，有經濟學傍身，把市場當真理的「科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能迴避它在80年代以後變種出來的「新自由主義」，而僅僅反覆復述四大理念絕不讓步，自命務實，可能遠遠不足。

 

　　如果朝聖山學社第一代創建者，希望結合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一起構作全新的自由主義理論，並維持體現機緣性自由的市場，不受國家侵犯，以此重建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那麼，也許關心自由主義的人，需要再來一次朝聖山運動。

 

 

 

 

 

書籍資訊

書名：《自由主義：從理念到實踐》 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

作者：愛德蒙．佛賽特（Edmund Fawcett）

出版：麥田

日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