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性傑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政府宣佈解除戒嚴，長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的戒嚴體制宣告終止。彼時我剛剛升上國中，身體正尷尬的發育，伸展。我想我的肉身與情感一定與那個時代相關，同氣連枝。身體這麼奇妙，一面開向私祕，一面又朝著公眾顯現。既勃發且壓抑的年代裡，我的青春、我的感官彷彿一則政治寓言。終於，解嚴了。

　　我以為可以自由得無話可說，但卻又不是。這個衝決了舊制度的社會，與青春期的我，一起承受著煩悶與躁動。逐步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大刀闊斧的斬斷過去，面對漫無界限的未來，一下子找不到秩序。好像，從此心中也隱隱渴望著某種秩序。只有相信、沒有懷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開始懷疑，有什麼真正值得相信。

　　一九九０年，我通過聯考的窄門，進入雄中求學。雄中向來以開放自由的學風著稱，這樣的氣息讓我飽受箝制的靈魂獲得解放。我大膽且勇敢的追問，不再輕易相信標準答案。因為參加雄中文學獎得獎，雄中青年社（那年代，幾乎每個高中的校刊都叫青年社，刊物名為某某青年）學長問我要不要加入他們。當時我已經報名口琴社，每天揣一把口琴磨破自己的嘴皮。後來，不知什麼樣的因緣，我成為其中一員。午休時間學校給了公假，我在雄中校刊社跟學長閒聊。早慧的學長L告訴我，或許可以做野百合學運專題。當時的雄中學生身上常有一股睥睨神氣，以社會中堅份子自居。知識份子、清流良心，諸如此類用語常常套在我們身上。我顯得既無知又愚蠢，羞澀低聲的問著，什麼是野百合學運啊？

　　學長很自豪的說，自己曾跟高雄地區的各大學菁英一起包遊覽車北上抗議。事情這樣的，一九九０年三月十六日，九名台大學生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他們拉出白布條，上頭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三月學運就此揭開序幕。島上熱血青年紛紛響應，學長與許多人一樣冒著被記曠課、退學的危險，參與了時代盛事。雄中校刊曾經紀錄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刊過赤裸直接的情色小說。甚感得意的，我們是第一本，「極為帶種的」整體報導二二八事件的高中校刊。他說，我們就是要打破尺度。

　　是啊，我點著頭說，要打破尺度。然而我其實不知道，到底要破除哪些尺度。

　　學長遠從澎湖渡海來本島讀高中，選擇理組的他一再地提點我，要藉由書寫、編輯提振雄中的人文素養。在我擔任校刊社長後，他還是時常來到社辦，偶爾評議時政，偶爾給我開書單要我去讀一讀。在那群人中，或許我永遠是不夠叛逆的，也可能是天真到不曉得敵人是誰。我最大的叛逆正在於，無法完全的把所有的箴言拿來信仰。在他們眼中，我一直是不夠熱血也不夠憤怒的。就連當個文藝青年，身材也太過臃腫，思想也太過健康了。

　　不過，野百合盛開，確實讓我耳目一新。我忘了究竟是誰執筆完成那篇報導的，只記得自己開始厭惡所有的教條、所有的體制。似乎有點諷刺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家國，並且選擇了教育這個看來最最保守的行業。我想問的，正是初衷，我的初衷是什麼？到底是什麼改變了我？待在校刊社的日子，我學會用各種名義請公假，躲進戲院看限制級電影，徹夜寫稿，彷彿孤獨的練著別人無法知曉的武功。

　　晚我兩屆的吳奇叡、曾友信，同樣在校刊社裡熱情擁抱文學。更後幾屆的黎俊成、林達陽諸位學弟，接掌社務以後辦得風風火火。為了辦跨校聯合文學獎（名為馭墨三城文學獎），不惜到辦公室拍桌，不惜用自己的課業成績與操行分數換取心中相信的真理。時至今日，馭墨三城到後來加入的學校更多至六校，成為校刊自辦文學獎規模最大者，每年皆有得獎作品結集出刊。我一邊任教於台東體中一邊寫碩士論文的時候，他們找到了我，說要製作雄中青年十年回顧文選。我驚詫一聲，原來自己輩份已經可以被雄青「精選」了。這項文選工程，由林達陽擔任總召，前後屆學長學弟紛紛加入，離散許久的社員們，因為一份刊物有了新的交集。所有的編輯工作都沒有酬勞，且要費心籌措經費。大夥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於有了《擴張的盛夏》、《狂草時期》。松濤文社也因為這次凝聚，宣告誕生。此後《面對》、《解釋學的春天》、《虛構的海》、《親愛的瞇》、《海誓》、《等待沒收》、《高架橋》、《陽光與百葉窗》等書，都是用這樣的方式編印出版，可以說是雄中青年的延續。

　　我的人生輾轉向前，在幾所高中任教過，不喜歡指導他人的我，成了花蓮高中與建國中學的校刊社指導老師。我深深知道，會選擇投入校刊工作的學生，大多非常有主見，不輕易與主流意見妥協。我甚至偶爾喜歡他們憤怒的樣子，流露出對現實狀態的強烈不滿。他們要衝撞體制，要冷對千夫所指，我也只是笑笑，要他們把事情想清楚。想清楚了，覺得可以說服自己了，可以承擔所有後果了，我就支持。身為指導老師，我能指導的其實非常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給這群熱血青年一個自由的空間，就像當年的老師給我們的那樣。我扮演的角色，正是制度上的支持，讓學生不要去跟制度虛耗時間跟精力。如此，更有機會沉澱思緒，讓自己擁有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的能力。

　　建中與花中都擁有非常悠久且良好的校刊傳統，學生的素質與用心，往往把刊物編得有聲有色。我也不只一次領略到，學生帶給我的撞擊、火花。我看著年輕的一代，承受著幾乎沒有敵人的悲哀、或是不知誰是敵人的悲哀，心裡不禁升起無奈之感。如果生活裡允許一點小小的革命，推翻陳腐老套的思維，顛覆已成習慣的成見，我就會莫名的快樂。這兩個學校的校刊社學生，同樣帶給我這樣的快樂。他們遇事有主見，做事有方法，總是能夠藉著校園刊物領導議題，提供一種新奇的觀點，確實讓我這個掛名的指導者感到驕傲。

　　在花中、建中任教的這幾年間，我發覺一件奇妙的事――所有的校刊社好像都沒有一間像樣的辦公室。或許是這樣的，只要心中存有一個大大的理想，處在區區敗屋中，亦可以成就大事。當然，如果校刊社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自己的屋子，事情想必可以做得更偉大。

　　一直記得，我是雄中青年七十二期的社長。卸任以後，一如往例，我們聚在社團辦公室舉行祕密儀式。這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的慣例，每位社長大功告成後要在玻璃瓶上簽名，然後把瓶子放在大木櫃上。幾十支玻璃瓶陳列起來，竟像是漂亮的神主牌。「雄青不死，只是凋零」，好多學長多說過這老套的話，標舉著自己不凡的品味，以及總是招募不到新血的窘境。我只想說，去校刊社吧，如果你想認識這個世界多一些，如果你想讓自己變得更有意思一些。

（本文為《男孩路》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男孩路》

作者：凌性傑

出版：麥田

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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