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譯｜陳岳辰

 

　　2013年夏季，一股消極浪潮襲捲法蘭西民族。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成為「歐洲悲觀主義的冠軍」，大眾對於未來想望的黯淡程度遠遠超過鄰國。調查也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法國人認為國家正在沒落。對於這股沮喪情緒，保守路線的《費加洛日報》在社論中稱法國已經「觸礁」，社會氣氛低迷不振，無論是就相對和絕對數字來看，經濟都落後其他歐洲競爭對手。值此同時，政府與許多反對團體處於「冷內戰」，爭議範圍涵蓋反對同性婚姻到布列塔尼的財經政策。

 

　　《迴聲報》（Les Échos）一篇社論指出負面氛圍也是一種懷舊，盼望如同戰後黃金時代一樣的飛快成長，以及戴高樂般的絕對權威：「現在我們只剩下衰退。」

 

　　綜觀之前十年，法國的萎靡不振已經成為知識和文化精英的討論焦點。有人嘗試將此現象解釋為高盧人的矛盾性格之一，比方說曾有一位個人發展專家認為法國人的不幸福或許源於「想太多」。

 

　　不幸福（mal de vivre）是一個其實無法精準轉譯的概念，卻也得到史學家的直白詮釋：它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為「思想的進步與絕望感無法切割」。

 

　　然而，從薩科吉執政晚期到歐蘭德這段期間，高盧人的末日心態有個明確的特徵：認為在可見的範圍內，沒有獲得救贖的機會。衰退論成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課題，前總理費雍宣稱法國「失去實質」，這說法更加令人擔憂，因為背後真正的含義並不明確。

 

　　社會主義陣營以典型的方式因應危機：舉辦研討會。許多進步人士承認社會的「道德恐慌」現象，「法國集體想像正在右傾」。各領域、各地區都陷入這種蕭條景況，《世界報》社論警告法國正經歷「持續的工業衰退」，產業雜誌《新工廠》（L’Usine nouvelle）感嘆「法國汽車製造業回不去了」，曾經得到蕭邦讚賞的鋼琴大廠普萊耶爾（Pleyel）表示，要在2013年底結束營運。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地理問題，許多省城如康城大量流失人口，北部和東部面臨慢性去工業化的問題。鄉村的處境並沒有比較好，根據一個常被引用的研究，普羅旺斯某村莊已經不如彼得．梅爾（Peter Mayle）筆下那般溫暖友善，社區團結的傳統凋零，當地居民彼此疏離，也與時代脫節。一個當地人說：「我們的世界正在死去，卻不知道要用什麼取代。」

 

　　這層空虛感成為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反烏托邦小說《地圖與領土》（La Carte etle territoire）的靈感源頭，其中法國鄉村成為全球旅遊天堂，「除了迷人的酒店、香水和肉罐頭之外，沒有東西可以賣。」即使在節慶紀念這種應該輕鬆的時刻，也彷彿是葬禮。2013年，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日前夕的社會氛圍，被皮埃爾．諾拉形容是喚起「法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集體意識」（到了2015年滑鐵盧戰役兩百週年時，情況也未見好轉）。

 

　　卡繆誕生一百週年時同樣帶有這樣的病態感受，這位小說家的作品主題正是解析自我懷疑和疏離。一位文學史家表示，悲觀主義原本專屬於文化精英，卻已經蔓延到社會各階層：「現在連白痴都快樂不起來。」毫不奇怪，唯一還能振作的政治運動屬於國民陣線。《觀點》主編弗朗茲．奧利維耶．吉斯貝爾（Franz-Olivier Giesbert）從「法國思想馬琳化」加以分析，認為悲觀的民族情緒有部分反映出該政黨在馬琳．雷朋的領導下重新壯大，能夠操作所有議題，如移民、安全、失業、貪汙，乃至於工業農業的失敗。然而，他也補充：國民陣線只不過是喚起集體的深層焦慮，「在衰退的感受中，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正在吞沒整個舊世界，在法國尤其嚴重。」

 

 

　　目前法國的經歷其實是歐洲整體病況的一部分，儘管法國人的體驗似乎特別深刻。其中部分原因在前面章節已經提過，也就是法國精英自從大革命之後就常常對未來感到焦慮，「反現代主義」是法國思想的基本要素。進步主義的絕望感也有悠久歷史，主要由於敗給保守勢力是一再出現的經驗。1863年拿破崙三世的治理達到巔峰時，普魯東寫下：「我相信我們完全墮落了，而我越是透過縱容來欺瞞自己，就越是對這個國家的生命力失去信心。對於未來，對於法國人的人道主義使命，我無法保持信念。我們越早退場，對於文明、對於人類將越有益。」上回如此慘淡的氣氛出現在一九三○年代，文明的危機感瀰漫各地（包括英國）。

 

　　由此觀之，吉斯貝爾的說法呼應了羅伯特．阿隆（Robert Aron）和阿爾諾．丹第歐（Arnaud Dandieu）的《法蘭西民族的頹廢》（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該書主張法國的萎靡源於「形上的和精神上的苦痛」。

 

　　2013年，許多媒體比較兩個時代後下了多彩多姿的標題，如：「救命，三○年代回來了！」最後注意力自然而然轉向扮演國家先知的傳統角色，也就是知識分子，藉由檢討他們的過失，以求找出能夠逃離絕望感且有意義的新路線。共產主義的《人道報》感慨法國知識分子已經被「哲學頹廢」滲透，民粹主義週刊《瑪麗安娜》也惋惜「沒有一套國際視野可以填補目前法國思維的絕對真空」。

 

　　於是哲學家加斯帕爾．科寧格（Gaspard Koenig）提出建言：既然理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死了，也許終於到了法國擁抱自由主義的時刻？

 

國家的病

 

　　對於國家的現況與未來越來越悲觀，這種症狀被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稱之為「法國國家病」（French national disease）。

 

　　我們從這種現象可以看到什麼？ 知名歷史學者的親自診斷已經透露了許多線索，反映出法國知識精英傾向從心理層面看待這件事，認為這是主觀問題，無法藉由客觀事實或數據進行分析。的確，雖然法國衰退論的著作點出了特定的趨勢、時間、轉捩點，如二○○一年總統選舉、二○○八年金融危機，但這類著作的矛盾之一在於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為了符合法式思維喜愛整體性的特徵，現象本身通常被視為既定事實，然後才試圖找出更普遍的框架來套入—可能是人性、歷史、經濟、文化，以至於種族。

 

　　其他方面也一樣，這是經典的法式討論，強調失落、疏離感和死亡，這些概念根基於國家文化。同時一些論述走向抒發個人情緒，對於常見的哲學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失望：無論保守派、自由派或進步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之前抱持的信念澈底幻滅。這類文獻也喜歡講大方向，反復使用修辭上的二分法，如善良與邪惡、文明與野蠻、進步和頹廢等等。換言之，最為誇張、最覺得國家末日已至的言論（像是移民無法融入，或者法國人缺乏集體自我認同），多半來自於居住在法國核心區域且很少出去外面看看的那群人。他們對於一般人的生活瞭解甚少。此外，還有陰謀論（這個群體喜愛的主題之一）將矛頭指向精英階層，又或者其他更棘手、更難定義的對象（「新自由主義」或「伊斯蘭」）。

 

　　這些討論也具備法式特徵，大半時候生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或行動計畫，聲稱最重要的改革要從心靈或態度著手。看在長期關注法國知識圈的人眼中，當前這些意見中瀰漫的氛圍非常熟悉，尤其他們偏愛糾結在消極的情緒裡，疾聲大呼模糊或難以實現的理想，例如主張將法國轉變為種族完全相同的國家；他們在提案和分析時的邏輯思考，也總是走到最遙遠的極端。

 

　　悲觀哲學最全面的版本出自生於羅馬尼亞的散文家蕭沆（Emil Cioran），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拉丁區定居，因《解體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1949）一書而成品。書中充滿格言警句，被譽為存在主義的傑作，原因不僅在於斷然拒絕生命可能有意義：「光芒是例外，衰亡才是規則。生命無時無刻不崩解，不斷地失去光，平淡無味地消融，沒有權杖，沒有榮耀，沒有光環。」

 

　　他的作品的主題大多是孤獨、無聊，當然還有死亡這個「偉大的肯定」，看似直接回歸了神祕主義傳統，卻又完全剝除了潛藏的樂觀思考。蕭沆將從消極執著推演出的邏輯結論寫進《誕生之不便》（De l’inconvénient d’être né, 1973），認為（徒勞的）創造是個悲劇，存在只是對悲劇的反應：「我們不急著衝向死亡，卻急著逃離誕生這場災禍。我們蠕動掙扎，像是倖存者想要忘記恐怖。我們害怕死亡，但那只是病態的投射，追溯到我們最初的一瞬間。」 世紀更迭之際，法國思想墜進黑暗深淵，蕭沆的中歐陰鬱重獲新生。伽利瑪出版社於他過世十五年後，也就是2011時，將其作品全集收入知名的七星文庫（Pléiade）系列。他對法國衰退的集體反思最顯著的貢獻，在〈來自法國〉（De la France）這篇文章，實際上完成於1941年德軍占領時期，直到他死後的2009年才得以發表。文中預測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法國社會氛圍，在他看來法國精神基本上是鄉土與享樂主義，以及（受到笛卡兒影響）傾向「狹隘的完美主義」──偏愛風格優雅、形式清晰，卻不具哲學深度。

  

 

　　法國智識上的偉大來自構築了「理性主義神話」，主宰了現代歐洲人的思維。蕭沆認為法國人將無法繼續沉迷在那些理念中：「心靈的井乾涸了，他們在沙漠中醒來，環抱身體，恐懼未來。」但蕭沆的信徒之一是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史福特（Frédéric Schiffter），自稱「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者」，他的著作抨擊現代性枯燥、倫理上無益，還有傅柯無用（他不讀傅柯作品，因為傅柯「穿套頭圓領毛衣」）。

 

　　與蕭沆的哲學、美學感性相反，阿蘭．佩雷菲特表達悲觀情緒的管道是歷史框架；不過整體結論一樣陰霾密布。首次出版於一九七六的《法國惡》是一本複合作品，一部分以戴高樂時期前部長幻滅後的自傳探索法國的「制度失靈」；另一部分則試圖解釋法國現代政治文化的缺陷。佩雷菲特的中心論點在於法國與其他工業發達社會有所不同，受到充滿疏離感的公民、具侵略性的政府雙面夾攻所「詛咒」。

 

　　他延續托克維爾的論點，認為高度中央集權是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的遺緒，大革命與後來幾次共和政府甚至將之強化了。隨著時間進展，法國人因此成了「叛逆的保守派」，患上名為「抽搐麻痺」的特殊疾病。病徵表現是偶像崇拜（「古人和現代人爭吵時，多半是古人占上風」）；仰慕絕對權力又喜愛週期性的危機（「戀痙攣」〔spasmophilia〕）； 執著於普世平等卻又拒絕差異性；偏好不真實的事物（「在法國，邏輯精神會被魔法精靈取代」）；以及將每件事情簡單地二元劃分，如自由與權威、秩序與反動之類。佩雷菲特的結論很簡潔：「我們不是能與自己共處的民族。」雖然他自稱相信法國人能完成「精神革命」以改變自己，其言行的沉重、準人類學的特質卻似乎是反證。一九九六年新版的序言裡，他明確表達出內心的消極，他表示儘管一九八○年代社會黨做了很多去除中央集權的改革措施，法國仍停留在柯爾貝爾的傳統下，國家牢牢箝制一切。

 

　　結論更是消沉，佩雷菲特指出，其實這種負面氛圍的暗流從戴高樂時期就出現，只是被唯意志論和外表的光鮮亮麗給掩蓋。另一種更萎靡的消極潮流於一九八○年代在國族主義右派內重現，核心命題就是法國的「衰敗」，而且主張衰敗是一種本質，無法逆轉，表現的形式就是既有秩序會全面崩潰。這種慘淡思想的靈感來自於反大革命、反現代主義的著作，主要作者為弗約、德魯蒙、巴雷斯和拉荷歇爾，他們認為當今社會被困在道德和精神的腐敗裡，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已經凌駕任何形式的集體歸屬感，人類與真我（宗教）疏離之後，躲進「粗俗的唯物主義，一種結合怠惰思考、貪求安逸之後的可怕產物」。

 

 

　　悲觀敘事中，另一個鮮明的命題是法國國族的衰亡，也就是移民造成的威脅。「伊斯蘭主義」（一個模糊的概念，毫無來由地認為所有伊斯蘭教徒都具有極端思想） 會奪走這個國家，是自一九八○年代起國民陣線的主要訴求。除此之外，他們譴責的還有各種社會寬容所帶來的毀滅性結果：性工作、毒品、暴力、家庭破裂、校園違紀。全部加起來之後，就成為對國家滅亡的憂慮。一九四四年九月演講時，尚．馬利．勒龐說：「法國繼續倒退，走上西方和北方那種道路，現在重大危機不只出現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連文化和道德也受害了。法國的國體、法國人民的整體性，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頭。」

 

 

 （本文為《法國人如何思考？》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法國人如何思考？》How the French Think

作者： 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出版：商周

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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