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譯｜江先聲

 

　　天文學家卡爾．沙根（Carl Sagan）在他一九八○年代的電視系列節目《宇宙》 （Cosmos）中，開頭就說，儘管人類與星體由同樣的物質構成，人類卻是有意識的，因此是「宇宙認知自己的一種方式」。梅洛龐蒂也有近似說法，他引述他最喜愛的畫家塞尚（Cézanne）：「風景在我裡面對自己進行思考，我就是它的意識」。

 

　　海德格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就是這樣。我們不是由玄之又玄的精神所構成的，我們是「存在」的一部分，但我們也帶來本身獨有的一些東西。我們沒有帶來很多東西，就是一小片敞開的空間，或許像海德格小時習慣坐在上面做家庭作業的凳子，還有旁邊的小徑。世界上有一個奇蹟透過我們發生。

 

　　我學生時代閱讀海德格而著迷的，就是這類想法，而印象最深刻的是「轉向」後的海德格，儘管這種想法很難掌握。《存在與時間》中槌子等裝備具實際質感，那就很不錯了，卻還沒有海德格後期哲學這種更深刻而令人迷惑的美感。後期的海德格就是在寫某種形式的詩，儘管他仍然像哲學家一樣堅持，這不是一種文學技倆，「事物就是如此」。今天我重讀海德格，半個的我在說：「多荒謬！」，而另外半個的我，卻又重新被迷倒了。

 

　　海德格後期的著作儘管很美，卻也有惹人煩惱的地方，因為他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看法，變得愈來愈神祕。如果把人看作敞開的空間或一片空地，或「讓事物順其自然」的手段，又或如詩的世間存在物，那麼我們好像不是著眼於任何可辨認的「個人」。我們先前碰上的那個「此在」，變得愈來愈不像一個人。它如今是森林的一種面貌，把自己想像為植物學或地質學的一種組成形式，或風景中的一片空間，這不錯令人十分著迷，可是這樣的一個「此在」，仍然是那個能製作書架的實在具體的人嗎？當同時代的沙特變得更關注人類如何投入世界、如何行動等問題，海德格卻幾乎完全脫離了這類問題。自由、抉擇和焦慮不再在他身上扮演什麼角色。人類本身變得難以辨認，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提出這種想法的這位哲學家，還沒有令人信服地，跟犯下世紀最大罪行的那群人劃清界線。

 

　　此外，即使最熱切的海德格追隨者也一定暗自覺得，有時候他根本不曉得自己在說什麼。〈藝術作品的本源〉中經常被引用的一段，談到一雙鞋子。為了闡釋他所說的藝術就是「詩」，他認定梵谷（Vincent Van Gogh）一幅畫所表現的是農婦的鞋子。他天花亂墜地描述這幅畫如何像詩一樣「帶出了」什麼意念：鞋子主人每天穿著它踏著犁過的土地，田裡的莊稼熟了，到了冬天土地又回歸沉寂，他還提到婦女對飢餓的恐懼和分娩忍受痛苦的回憶。藝術評論家梅爾．薩皮洛（Meyer Schapiro）在一九六八年的研究中指出，這雙鞋子可能根本不是農人的，而是梵谷自己的。到了一九九四年，薩皮洛的研究更找到證據顯示，這雙適合在都市環境穿著的鞋子，可能是梵谷買回來的二手貨，原是乾淨的，因為在泥地上走了一大段路才變得那麼糟。在研究的結論裡，他還引述海德格親手寫的筆記，承認「我們不能肯定這雙鞋子站在什麼地方，也不能肯定是誰的鞋子」。也許這無關宏旨，但看來很清楚的是，海德格在沒有什麼證據支持下，對這幅畫做了太多解讀，他的解說還包含對農民生活高度浪漫化的想像。

 

 

　　這最終可能是個人問題：海德格對梵谷這幅畫的想法你也許認同，也許不認同。我個人並不認同，可是同一篇論文中其他一些說法卻令我感動。我始終十分喜愛他對一座遠古希臘神廟的描述，像是從筆端把天與地都帶出來了：

 

這座建築物矗立在那裡，在岩石地上。它這樣矗立著凸顯了岩石的奧祕──笨拙卻自然地支撐著。在風暴吹襲之下，這座建築物屹立不搖，它矗立在那裡，首先就暴露了風暴的暴力。再看石材的亮光和光澤，雖然它有賴太陽的恩賜才能亮起來，不過卻是它首先給我們帶來白天的光茫、天空的寬廣和黑夜的漆黑。神廟堅穩高聳直立，使得空氣中不可見的空間變得隱然可見。

 

　　我早有心理準備，可能有人認為這段文字十分枯燥甚或可厭。但海德格在這裡表達的概念，認定人類的建築結構甚至可以令空氣不一樣的呈現出來，讓我自從讀過這段文字後，對建築和藝術的觀感一直受著它的影響。

 

　　如果有人認為，這段文字對我的影響可能在文學而非哲學方面，我也會欣然同意，不過我必須說明，這不是海德格的原意。他並不期望讀者把他的著作看成美學經驗，或看後像剛參觀過藝術館，說：「我喜歡這座神廟，卻認為那雙鞋子不怎麼樣。」海德格的著作該把我們帶到一種思想境界，就像年輕的雅斯培所說的：「一種不一樣的思考，這種思考在認知過程中提醒我，喚醒我，把我帶回自身，讓我轉化過來。」此外，由於海德格把所有語言看作像詩一樣，甚至視之為「存在的寓所」，如果為了一段文字該看作是詩還是哲學而疑慮起來，他會認為根本就不是哲學家之所為。

 

　　閱讀海德格後期著作，要把平日的批判式思維「放寬」一下。很多人認為，藝術家要求我們這樣做還可，哲學家要我們這樣做絕不能接受。為了欣賞華格納的歌劇系列《指環》（Ring）或普魯斯特的小說，我們要暫時調適自己才能進入創作者的世界，否則就根本談不上欣賞了。那麼同樣的道理，是否也該適用於海德格的後期著作呢？你要知道，他的後期著作不是人人都能欣賞的，我這裡所引錄的已是較易接受的了。

 

　　更大的困難可能在於，你讀完他的著作從那個世界走出來，能不能找回原來的自我。海德格本人也覺得，很難從他自己的哲學宇宙中抽身而出。高達美提到，曾見過海德格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看來不愉快，完全不能溝通，直到對方「走進他預先設定的思考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對話的基礎受到嚴重限制。但高達美也指出，在正式講課結束後，大家品嘗著當地的美酒之際，海德格就變得比較輕鬆了。

 

　　好些以前追隨海德格的仰慕者現在離他而去，他以往與納粹的關係以及他後期哲學的性質，都令人敬而遠之。鄂蘭一九四九年從美國寫信給雅斯培，形容海德格在「轉向」後所講的尼采哲學，是「相當糟糕」的「胡言亂語」。對於海德格躲在托德瑙堡卻對現代文明說三道四，她也很不以為然，因為他讓自己遠離潛在批評者，人家懶得為了訓斥他而爬過一座山。她說：「沒有人會攀過一千二百公尺去表示憤慨。」

 

　　可是卻有人真的這麼做。其中一人是海德格往日的學生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以前是海德格哲學的熱切信徒，現在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庫色一九四七年四月前去探望海德格，要求他對以往的納粹聯繫提出解釋和道歉，但兩手空空而回。他在八月再寫信問海德格，為什麼那麼多人等著他說一兩句話表態，他仍然不願意表明唾棄納粹的意識形態。「你真的想自己在思想史上這樣被人記住嗎？」他問道。但海德格拒絕屈從。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寫信感謝馬庫色寄給他包裹──據信那是當時很需要的物資，信中補充，他只把包裹裡的物品分發給「既不是國家社會主義黨黨員也跟該黨沒有絲毫瓜葛的昔日學生」。他然後回答馬庫色的問題說：「你的來信正好讓我看到，對於一九三三年以後沒有來過德國的人來說，要跟他們對話是多麼困難。」他解釋，他不想作出否定納粹的簡單聲明，因為很多真正納粹支持者在一九四五年爭先恐後做這種事，宣稱他們「在最為深惡痛絕的情況下」改變了信念，但事實上口是心非。海德格不想跟著這群人發聲。

 

　　在少數對海德格這種反應表示同情理解的人中，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一九八八年一次演講中，他反問那些對海德格保持沉默有所質疑的人，如果海德格提出了簡單聲明，譬如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絕對可怖的，是我從根本上譴責的。」這樣的宣言看似滿足了一般期待，海德格在這問題上的檔案從此可以關閉，不會再有什麼值得討論和疑惑。但德希達認為，這樣我們就不會徹底思考這個問題，也不會再問，海德格拒絕表態對於瞭解他的哲學隱含什麼意味，我們就會在這方面「從責任中被打發掉」。其實海德格保持緘默，有如給我們「一項指令，去思考他自己沒有思考的事」，對德希達來說，這樣收穫更大。

 

　　馬庫色不願接受這種複雜的辯解，海德格也無意說服他。海德格寫給馬庫色的最後一封信，還看似刻意挑起矛盾，把猶太大屠殺跟戰後德國人被逐出蘇聯集團東歐地區相提並論，這種比較在當時的德國人之間十分流行，卻也正好刺中馬庫色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心理。馬庫色感到十分厭惡，在覆信中針鋒相對，指稱海德格竟能提出這種論點，只能說他「根本不在人與人之間可能對話的範圍內」。馬庫色認為，如果海德格不能對話、不能作理性思考，他也看不見有什麼辦法能試著與他對話、思考，只能不再跟他說話。

 

 

　　海德格的哲學「轉向」，也招來老朋友雅斯培的批判，他們兩人已好久沒有聯絡了。

 

　　雅斯培夫婦戰爭期間在海德堡小心翼翼挺過去了，雅斯培沒有教書也沒有出版。他只是驚險地倖免於難，後來發現，他們夫婦倆的名字出現在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移送集中營的名單中；美軍三月占領海德堡，佮好來得及救他們一命。夫婦倆暫時繼續住在海德堡，一九四八年終於作出遲來的結論，認為在德國難以安心，決定移居瑞士。

 

　　一九四五年，弗萊堡大學「去納粹化」機構向雅斯培徵求意見，探討應否讓海德格恢復大學教席。雅斯培在十二月提交了一份典型地深思熟慮而平衡的報告，結論是海德格是一個至為重要的哲學家，大學應該給他提供從事研究的所有資源，但暫時還不應該讓他回到教學崗位。雅斯培寫道：「海德格的思考模式，在我看來是根本上不自由、獨斷而拒絕與人溝通的，目前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破壞性影響。」

 

　　在草擬這份報告之際，雅斯培與海德格恢復了戰前就已斷絕的聯繫。然後在一九四九年，雅斯培不避尷尬給海德格寄上自己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著作《罪的問題》（Die Schuldfrage；英譯本書名為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德國的罪疚問題﹞）。該書的論述背景，是戰勝國對德國等軸心國的領袖所進行的紐倫堡審判，書中討論了德國人應該怎麼樣面對過去這段歷史而邁向未來。對雅斯培來說，各種審判和「去納粹化」審查的結果，都比不上德國人本身調整心態那麼重要。首先德國人要對他們造成的災難全面承認責任，而不是像很多人所做的，只管逃避或找藉口。雅斯培說，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問：「我在哪方面有罪責？」他認為，即使違抗納粹或嘗試協助受害者的德國人，也要共同承擔深刻意義上或所謂「形上學」方面的罪責，因為「當事情發生時我在那裡，我存活下來而有人被殺，我從自己內心的聲音知道：我仍然生存就背負著罪責」。

 

　　雅斯培所說的「內心聲音」，使人想起海德格「此在」的真誠聲音從內心發出呼喚，要求自己負起應有責任。但海德格看來拒絕面對這種責任，他的聲音停留在自己內心。他已經跟馬庫色講過，不想像其他人那樣隨便說些開脫的話，然後依然故我。雅斯培也認為簡單而虛偽的開脫話是沒用的，可是他不能接受海德格的沉默。他認為應說的話不是行禮如儀表示不認同納粹，而是要真正溝通。雅斯培認為德國人經過十二年躲避和沉默，已忘了怎樣溝通，必須重新學習。

 

　　雅斯培的要求對海德格起不了作用。對海德格來說，溝通在語言各種功能中排在很後的位置。他回信給雅斯培，對《罪的問題》一書不予置評，但禮尚往來地寄給雅斯培他的一些新近著作。雅斯培對這種作法很是抗拒。他特別針對海德格自鳴得意把語言描述為「存在的寓所」，回覆他說：「我很氣惱，因為在我看來所有語言都是一道橋—人與人之間的一道橋，不是庇蔭所或房子。」海德格在一九五○年四月寫的另一封信留下更壞印象，裡面充斥著各種怪異想法，說要等待某些將會接管或占據人們的事物的「將臨」（advent），所謂的「將臨」或「成己」（appropriation, Ereignis），是海德格哲學「轉向」後的概念。這次雅斯培保持緘默不回應了。最後他在一九五二所寫的信說，海德格的新寫作風格使他想起那些長久以來愚弄人的神祕主義荒謬說法。他說，這是「純粹的夢囈」。他在一九五○年就曾寫信把海德格稱為「作夢的孩子」，那是寬宏大量地解讀海德格的偏失。但現在他明顯覺得，這該是海德格醒來的時候了。

 

　　雅斯培秉持固有信念，畢生相信語言溝通的力量，而且身體力行，主持普及電台演說，並執筆談論當前的時政話題，盡可能接觸最多讀者。但海德格也向專家以外的聽眾發表演講，尤其在被禁教學之際，這是他唯一對外表達意見的管道。一九五○年三月，他向黑森林北部的畢勒霍合（Bühlerhöhe）療養院住客和當地人發表了兩次演說，那是駐院醫生傑哈德．史楚曼（Gerhard Stroomann）安排的週三晚間系列講座。史楚曼是海德格的朋友，他後來以滿腔熱誠的海德格式口吻寫道，講座是成功的，但問答環節的情況難以逆料：「當討論開始，便要面對重大責任和終極危機。這是沒有經過演練的。你要抓緊不要離題……即使只是提出問題。」

 

 

　　海德格繼續嘗試對外表達意見。他發表了科技論的早期版本，對象竟然是不萊梅俱樂部（Bremen Club）的會員，大部分是以漢薩同盟名城不萊梅為基地的商人和航運鉅子。這一系列講座，組織者是海德格當地友人海因里希．維甘德．佩慈特，講座看來反應不錯。也許海德格覺得對一般民眾比起對哲學家講話來得容易，因為哲學家會質疑他們認為說不通的論點，而不會讓它淹沒在一片喧鬧中。

 

　　因此，在海德格堅拒溝通的這段時間，他的影響力反而有增無減。到了一九五三年在慕尼黑發表科技論經精心修改的版本時，佩慈特注意到聽眾儘管不無迷惑，卻在講座結尾「熱烈歡呼，像風暴從一千人的喉頭迸發而出，拒絕停止」。（他沒有考慮到，觀可能因為講座終於結束了而喝采。）

 

　　即使到了今天，十分重視與人溝通的雅斯培，讀者群也遠不及海德格那麼廣泛。受海德格影響的人，涵蓋建築師、社會理論家、評論家、心理學家、藝術家、製片家、環保人士以及無數學生和熱心追隨著（包括後來的解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他們以海德格後期的哲學為出發點）。在一九四○年代後期成為局外人然後重返圈內之後，海德格從此在歐洲大陸的大學哲學研究中無處不在。一九五五年在傳爾布萊特（Fulbright）國際教育交流計畫之下到海德堡研習哲學的凱爾文．史拉格（Calvin O. Schrag）看到有很多當代哲學家的課程而獨缺海德格，大惑不解。後來他的疑惑煙消雲散，他寫道：「我很快知道了，所有課程都跟海德格有關。」

 

　　說到底，雅斯培和海德格，誰才是更佳的溝通者？

 

　　在他們嘗試互相理解而失敗後，海德格和雅斯培再也沒有見面。他們也沒有作出最終分手的決定，一切自然地發生。有一次，海德格聽說雅斯培一九五○年出行將途經弗萊堡，便問他火車到站的時間，要到月台見他一面，起碼握握手，雅斯培沒有回答。

 

　　他們後來恢復偶爾的正式書信往還。當雅斯培在一九五三年七十大壽，海德格寫信道賀。雅斯培的回信帶著緬懷往事的情懷，他記起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早期兩人之間的對話，還記得海德格的嗓音和他的姿勢。可是他補充，如果他們現在相遇，他不曉得該說什麼。他告訴海德格，後悔過往沒有以更堅強的態度面對他—沒有迫使他對自己有恰當交代；要不然，「我就可以牢牢抓住你—儘管這樣說吧；我就會毫不留情質問你，令你注意自己的所作所為。」

 

　　六年半後，海德格過他自己的七十大壽，雅斯培也給他送上祝福。在這封簡短信函的結尾，他提到自己約十八歲時在費德堡（Feldberg）度寒假，那是離海德格所在森林地區不遠的滑雪勝地。他並不是像海德格那麼強壯的滑雪客，體格纖弱，只能在靠近旅館的地方活動，滑雪也不能滑得太快，可是那天下午所見的壯麗山景，仍然讓他讚嘆不已，他發現自己「陶醉於日落之際的一場雪暴中」，凝視著山上變幻的光線和色彩。信的下款還是往日的親切稱謂──「你的雅斯培」。雅斯培的滑雪故事把自己描述為小心翼翼的人，猶豫而多疑，覺察到遠景的吸引力，卻不大願意到太遠的地方冒險。他暗示，海德格比較大膽，卻可能是在錯誤的路徑上，可能陷於險況或走得太遠，再也喚不回來。

 

　　雅斯培說得謙遜。事實上，在他們兩人中，他在精神上橫跨寬廣的文化和時代，加以綜合比較，而海德格則從來不喜歡離開他位處森林的家太遠。

 

 

（本文為《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 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

作者：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出版：商周

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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