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倫敦的萊姆豪斯（Limehouse）地區，黑暗髒亂、濃霧瀰漫，扒手、流氓、罪犯寄居於此，在這裡發生了一連串駭人的謀殺，受害者皆死狀悽慘。兇手因其殘暴的手法被稱為Golem（戈倫）：一種猶太傳說中的怪物。一時之間倫敦市民人人自危，關於兇手的流言也不脛而走。另一方面，音樂劇演員麗茲因被控毒殺親夫而遭逮捕，整個案件謎團重重，受命調查Golem身分的警探，卻漸漸發現兩起案件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乍看之下，《英倫謎殺》（The Limehouse Golem）是另一部取材自開膛手傑克的類型電影，但在懸疑氛圍的表面下，所潛藏的卻是女性主義的暗流。麗茲來自暗無天日的社會底層，因受喜劇演員丹利諾（Dan Leno）的影響展開舞台生涯。隨著警探的介入，麗茲與丈夫的過往漸漸被揭開：麗茲的丈夫是位失意的劇作家，第一次見到麗茲時就對她的處境起了同情，進而不由自主地關心她。這種情感是上對下的，相當古老的「陷入困境的少女」（damsel in distress）傳統。然而麗茲等待的並非拯救，而是功成名就的機會。她將希望寄託於丈夫的劇作〈悲慘交點〉，以為能藉由扮演女主角為自己贏得榮耀。然而〈悲慘交點〉在首映之日便徹底失敗，之後丈夫更強迫她中斷演員生涯，種種壓迫讓麗茲活在悲慘之中。

　　警探漸漸對麗茲起了同情，同時認為自己有義務為她洗刷冤屈，然而這種同情何其虛假。劇中警探與麗茲丈夫的名字都叫約翰，似乎正暗示了兩個男性角色的共通點：試圖扮演拯救者。電影利用警探的視角達到敘述性詭計，從頭到尾，一切推理都是為了營救麗茲而展開，但麗茲並非他們所想像的受害者。她對於自己的欲望一直握有相當程度的主控權。在〈悲慘交點〉中，她扮演壓迫女主角的男性，丹利諾扮演的卻是被壓迫的女性，性別的對倒不只是劇場風尚，更暗示了操控與被操控的複雜關係，當警探一開始以男性形象假想犯人時，就注定被這種理所當然的迷思狠狠嘲諷。

　　這是一個必須從結局說起的故事，因為唯有走到最後的終局，角色真正的樣貌才能呈現在觀眾眼前。驚人真相並非事件的終結，反而是角色塑造的真正起點。就這點而言，有趣的是，電影中的人物並非全然虛構，Golem案件的四個嫌疑犯中，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皆是赫赫有名的真實人物，丹利諾也是19世紀末真實存在的喜劇演員。虛實參半的人物設定，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也呼應了嫌疑犯的曖昧處境，而一再與嫌疑犯合而為一的兇手影像，更讓「兇手」的意義延展，衍生出更多層次的可能。

　　為什麼是Golem呢？這個猶太傳說中的人形造物，由泥土或石頭組成，必須由人賦予生命，當人們在它的前額貼上「emet」（希伯來文中「真實」之意）時，它便活過來，而當「emet」被改成「met」（死亡）時，它便失去生命。Golem並不擁有自己的意志，因此也無關邪惡或良善。劇中兇手在命案現場留下一段文字：「旁觀血腥者比施暴者更嗜血。（He who observes spills no less blood than he who inflicts the blow.）」從19世紀末一直到現在，大眾對於諸如開膛手傑克等犯罪者一直有種毫不掩飾的好奇，《英倫謎殺》反過來指控／揶揄了這種好奇──Golem的罪惡並非單單出於兇手之手，推波助瀾的大眾人人都參與其中。

　　大眾對於謀殺案的關注使得兇手一再犯案，正如無生命的Golem被人的意志注入生命。Golem操控著大眾，大眾更操控著Golem。但這就回到如何獲得名聲與榮耀的問題了──為了永垂不朽，一個人必須做到什麼地步？麗茲對丹利諾說：「有些人的名字被刻在石頭上，有些人的被刻在冰上。」她希望自己的演員生涯有真正的代表作，而非注定被遺忘的插科打諢。丹利諾告訴她：「如果你想讓名字被刻在石頭上，你可以自己拿起鑿子。」麗茲的確自己拿起了鑿子──或說刀子──但拿起刀子就能刻入石頭嗎？得知一切真相的警探選擇掩蓋事實，這對麗茲而言無疑成了最大的嘲諷。

　　最後丹利諾將麗茲的故事改編成新劇，首映當日，扮演麗茲的女演員因舞台裝置失靈，演到絞刑片段時，竟真的被吊死在台上。底下觀眾一片譁然，丹利諾立刻衝到台前接替了女演員──彷彿一則再明顯不過的隱喻，麗茲死了，就得有人代替她活下去──無論這個活下去的麗茲是否是他人再現的想像。最後（想像中的）麗茲站在舞台上，接受觀眾的歡呼，但這歡呼所為何來？是旁人不斷替她塑造的受害者形象，或者她為自己一刀一刀劃下的罪行？她的確讓自己重新活在舞台上了，但這形象何其空心。雖然看到這一幕還是有點替她開心的，但這種開心也何其虛無。

電影資訊

 《英倫謎殺》（The Limehouse Golem）－ Juan Carlos Medina，2017[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