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考特‧卡尼（Scott Carney）

譯｜姚怡平

 

　　之前美國人要取得中國死囚的腎臟，可說是相當容易，直到前一陣子，情況才有了改變。二○○六年時，中國國際器官移植網援助中心—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的網站貼出直截了當的價格單做為宣傳。腎臟：六萬兩千美元。肝臟：九萬八千至十三萬美元。肺臟：十五萬至十七萬美元。心臟：十三萬至十六萬美元。角膜：三萬美元。平均而言，中國活體器官的價格是美國屍體器官價格的五分之一，而且只需短短的兩週時間就能完成配對。

 

　　喬高與麥塔斯主張，能夠有如此短的等候時間，在在都顯示了中國政府編錄了全監獄體系的人體組織類別型錄。他們認為，顧客訂購腎臟後，醫生就能夠搜尋型錄，盡可能找出較為符合配對的腎臟，接著依照需求，安排行刑時間。從受贈者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式能夠獲得最佳的臨床結果，畢竟受贈者與活體捐贈者的器官是完美的配對。然而，移植的代價就是捐贈者會死亡。

 

　　為確認這種型錄是否存在，我前往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法拉盛位於曼哈頓城外數英里處，是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社區。主街上貼著密密麻麻、寫滿中國字的廣告招牌，餐廳窗戶掛滿了油亮的烤鴨。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建物，叫人想起乏味卻耐用的東亞建築。在這裡，中文是主要語言，英文難望其項背，屈居第二。

 

　　一九九○年代晚期，中國政府估算後發現，法輪功的總學員數量超過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因此將該靈性組織視為一大威脅。雖然大多數的法輪功學員光是練習那些類似太極拳的功法就已經能獲得滿足，但是它仍是積極反抗政府命令的少數團體之一。二○○二年時，發生一起著名的衝突事件，法輪功學員在世界盃決賽期間，突襲並控制了九家電視台以及一個上傳訊號給衛星的地面台。劫持期間，他們播放了反政府的宣傳畫面。

 

　　也就是那個時候中國政府才察覺到法輪功會是一大政治威脅，於是開始實施鎮壓行動，嚴厲打擊。

 

　　中國政府讓國營媒體譴責法輪功，直指他們在練魔法並對學員洗腦。隨後中國政府便禁止法輪功公開及私下集會，違反者得處以重罰。到了一九九九年，中央委員會更構思出一個狡猾的計畫，用來逮捕法輪功學員。

 

　　當年七月，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前往中央請願局，為抗議中國政府的禁令而簽名請願，他們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還把他們對失去人權的憂慮給寫了下來。陳華（譯音）——在美國的名字是克莉絲朵——就是第一批在北京簽名的人。她離開政府辦公室數分鐘後，就被便衣警察戴上了手銬。

 

　　她遭逮捕的十年後，我跟她見了面，地點在某份中文小刊物的狹窄辦公室裡，那間辦公室又兼作運動人士的住處。她多年來在北京一家美國大公司擔任翻譯，說著一口完美的英語。她的外貌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多了，所訴說出來的艱苦故事讓我相信真有其事。她說，自己的身體很健康是拜每天練功所賜，每天練功正是法輪功教義的主要精髓。

 

　　她未經審判就遭判刑，被關在勞改營裡，經常銬上手銬，被守衛毆打，那些守衛指責她密謀推翻政府。數週後，他們終於釋放了她，不過到了二○○○年四月，她再度遭到逮捕。他們認為她沒學到教訓，而這一次，是長達六個月的刑求。

 

　　「最慘的是，守衛把水管插到我的喉嚨裡，強迫我喝一公升的高濃度鹽水。」她平靜地告訴我。「他們也對其他的囚犯灌鹽水，只不過被灌的全都是法輪功的學員。吸毒者和小偷受到的待遇都比我們好多了。他們認為毒販的行為可以改正，但法輪功的學員不行。」鹽巴在她的體內擴散，幾乎立刻就讓她陷入休克狀態。之後，她才得知，與她同住的牢友在灌了鹽水後就死了。

 

　　每隔幾個月，廣東勞教所的醫生就會召集三百名法輪功囚犯進行身體檢查。「他們會對每一位囚犯抽取一小瓶血液，接著把我們送回牢房。其他的囚犯很羨慕，以為我們獲得醫療，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給我們任何的藥物，只抽了我們的血。」數年後，克莉絲朵推測，他們是把她的血液登記在資料庫裡，供日後摘取器官用。

 

　　她又說，在裡面囚犯被轉到別家看守所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她從來不知道離開的囚犯是被處決？被釋放？還是真的只是轉到別家看守所去？她說：「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很恐怖。」當然沒有人能說中國政府是是為了器官才特別去追捕法輪功學員，不過，要處理法輪功的學員，摘取器官的制度似乎十分便利，又能賺取利潤。危險的政治異議人士遭受處決，他們的器官就成了醫院與外科醫生一項優渥的收益來源，想必中國許多重要官員都拿到了這些器官。

 

　　近年來，中國腎臟移植的收益合計約五億美元，而這些錢大都是從國外進入中國的美金。

 

　　紐約大學醫學中心腎臟移植主任湯瑪斯‧迪佛洛（Thomas Diflo）對於移植名單上的患者命運，長久以來都感到很是同情。多年來，許多患者在等待自己符合受贈資格時即不幸死亡，他束手無策。不過，自一九九○年代晚期起，只能靠透析治療的部分患者，卻移植了新腎臟，並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裡。在一般的情況下，如果他的管轄範圍內有移植手術的話，他一定會知道，可是他卻沒有得到相關的資訊。後來，部分患者才吐露實情，說有醫院會使用中國死囚的器官，所以他們向醫院購買器官，手術費用只要區區一萬美元。

 

　　當我問迪佛洛，他對患者合理化購買器官的行為看法時，他用以下的文字做為回應：「患者不會因器官來源而感到不安，他們的想法很實際：『這傢伙就要死了，我的腎臟衰竭可以治好了。』」然而，患者回到美國後，還是需要他的術後照護。而要是他治療了這些跑到體制外的患者，是否合乎道德倫理呢？他對於這一點並不敢肯定。

 

　　左右為難的他，提報所屬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並於二○○一年在眾議院面前作證，同席作證的還有王國齊，這位整形外科醫生曾經從活著的囚犯身上取下皮膚。隨後國際社會開始對中國施加壓力，因而尋找囚犯器官的國外腎臟移植患者人數也跟著隨之下降。然而，對於中國的國內市場還是不太可能有所改變。

 

　　「中國各地的處決人數多少有些縮減，但器官移植的件數卻與日俱增，受害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也增加了。外國人不再想取得中國人的器官，這無疑是因為中國政權的形象很差，那麼新的器官訂單的受惠人，想必就是中國的有錢人了。」喬高在電子郵件中如此寫道。

 

　　長久以來，腎臟一直是器官移植的吉祥物。每一個人天生便具有兩顆腎臟，但只要有一顆腎臟就能好好存活下來。因為腎臟衰竭時，往往是兩顆一起衰竭。儘管腎臟看似有餘裕，但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商品。器官摘取產業剝削了世界各地弱勢族群的身體。

 

　　在利潤導向的市場裡，窮人被剝削，部位遭割取；在政府運作的計畫裡，國家控制了人體，抹除了人們任何一絲的自由意志幻想。

 

　　正如所有的人體市場，內部活體器官貿易在整個供應鏈上下都極為缺乏透明度。在印度與伊朗（埃及、巴西、南非就更不用提了），是由掮客操控器官的價格，因此，同意賣出人體組織的賣家只能獲得極低的利潤，而且只有在碰到最絕望的情況時才會願意賣。在中國，器官來源的的身分被悄悄掩蓋起來，但是祕密拘留營以及因應要求的處決狀況，已是掩蓋不住的確鑿證據。如果一切屬實，在中國購買器官，就等於是在支持大屠殺的重演。

 

　　但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移植名單等候時間冗長，且手術費用十分昂貴，加上腎臟移植又被推銷成必要的手術，造成許多患者覺得自己毫無選擇，只能尋求國外的非法市場。

 

　　解決整體問題的方法既複雜又微妙，任何的計畫必須包含重度且徹底的透明化。正如我們在國際領養案例所見，隱私權法規使得犯罪組織得以興盛起來。只要開放所有紀錄，讓每個人都能檢閱器官來源，這樣就能大幅改變所有的器官政治。

 

　　由於只有醫院能夠動手術，因此管制交易行為應屬易事。雖然交易仍會存在，但是掮客和中間人就比較少餘地能夠利用那些絕望的人。而中國也必須公開承認他們違反人權販賣人體組織的罪行，那些從事買賣人體部位生意的美國醫院，更必須公開其所取得的人體組織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本文為《人體交易：探尋全球器官掮客、骨頭小偷、血液農夫和兒童販子的蹤跡》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人體交易：探尋全球器官掮客、骨頭小偷、血液農夫和兒童販子的蹤跡》 The Red Market

作者： 史考特‧卡尼（Scott Carney）

出版：麥田

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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