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納森・羅騰伯格（Jonathan Rottenberg，南佛羅里達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

譯｜向淑容

 

　　情感系統就算只是遇到些微刺激，也很容易回到深度憂鬱狀態。幸運的是復發並非無可避免，而且是可以反擊的。目前用來緩和復發風險的對策主要是使用抗憂鬱藥物。把抗憂鬱劑當成防禦第一線的做法符合缺陷模型，例如以某個生物模型來看，憂鬱症是被「激發」的。一般人認為，這些藥物是用來對治持久的易傷性，所以精神科醫師通常會建議已經發作過三次以上的病患終生服用抗憂鬱劑以維持治療。

 

　　然而要減緩或預防復發，抗憂鬱劑並不是唯一證實有效的方式。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療法──最好的例子就是認知療法及正念認知療法──只需相對短暫的時間，也能展現出類似的防護效果。這些療法以心理學為基礎，它們的成功牽涉到我們如何看待憂鬱症的易傷性。

 

　　憂鬱症傾向反覆發生，由此可知，情感系統的預設機制就是可塑性（plastic），碰上不同經驗會有不同反應。可塑性的缺點就是，深度憂鬱一旦持久，整個情感系統就會被重置，以適應低落的情感狀態再度回來。好消息是可塑性也有另外一面。透過這些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療法，我們就可以解開情感系統的憂鬱設定。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短期療法有激勵效果，不只是因為療法本身有用，更因為以它的預設立場來看，腦部並不存在對於憂鬱症的持久易傷性。

 

　　我嘗試解說為何我們似乎在與憂鬱症的對抗中節節敗退。罹患憂鬱症的人愈來愈多，儘管有療法卻難以控制，就算沒有陷入復發的循環，也經常演變成慢性憂鬱症。自然而然地，我會把探討重點放在造成這些不良後果的不良條件（liability）上。有些不良條件會出現，是因為我們古早的情感系統處於新奇的運作環境，有些則起於我們人類有時很特殊的情感調節方式，還有一些是起因於我們當代文化強調的規範。這些不良條件共同促成了一個適合低落心情發展的環境。

 

　　但是我們和憂鬱症的對抗並不是一定會失敗，絕非如此。當然要抱持希望，但要實際、不好高騖遠，因為令人容易罹患憂鬱症的因素當中，有幾項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透過變換日常作息、重新設定目標，以及改變我們對心情的詮釋或反應來修改情感發展的軌道。改變文化或性格比較難實行，但是讓自己更進一步地認識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心情，顯然就是跨出正面的一步。

 

　　此外，雖然憂鬱症出現與復發的比例在整體趨勢看來並不樂觀，我們還是要強調成功擊敗憂鬱症的人很多。不是每個患上憂鬱症的人都會留在邊緣狀態，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復發。事實上根據一些近期的估計數字，有過一次憂鬱症發作經驗的人當中，半數以上不會再發作第二次。儘管沒有完整記錄下這些人的經歷，但我們確實知道他們之中有許多會痊癒，而且不需要接受任何正式治療就能常保健康。

 

　　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判斷這是個適當的時機，可以把我的過去告訴十六歲的女兒蘇菲：我罹患過憂鬱症，而且嚴重的程度幾近把我整個人摧毀吞噬。儘管我對討論這個話題感到焦慮，我們對話的過程卻很自然也很實際。最後蘇菲問我：「你會不會擔心憂鬱症復發？」

 

　　回答她之前，我猶豫了。按照常理來說，我是應該擔心。我的不利條件很多。我很年輕就得了憂鬱症。大致而言，第一次發作的時間愈早，預後的狀況就會愈差。我的憂鬱期很長，比四年還要久。再次強調，大致而言，憂鬱期較長意味將來的病況發展較差。四年的深度憂鬱幾乎毫無疑問地改變了我的情感系統，把情境、思緒、感受和行為都燒熔成一種心理狀態。。此外，我當初的憂鬱症極嚴重且破壞力極強，這對將來也是不好的預兆。

 

 

　　還有一個不利條件就是我的憂鬱症對許多療法都沒有反應。我服用了六種抗憂鬱劑，還有後來用於加強抗憂鬱劑效果的藥物，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備受推崇的情感疾患部住院接受一個月的精神病治療，結果都沒有效。最後，我的家族有憂鬱症病史。我體內幾乎無疑帶有讓我容易罹患憂鬱症的基因。從小到大，我聽過父親那邊許多親戚罹患憂鬱症的事，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們還在祖國俄羅斯的時候；母親那邊雖然沒有那麼憂鬱症的案例，卻也有親戚罹患焦慮症與思覺失調症。我的性格有點神經質，這大概源自我的家族血統。

 

　　有這些因素在，我的憂鬱症早該復發了。但是這十三年來，深度憂鬱從未再度找上我。沒有復發的時間愈久，我就愈有可能成為一生中只有過一次憂鬱症發作經驗的人之一。（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會是其中一個被心理學家史考特・門羅〔Scott Monroe〕與凱蒂・哈尼斯〔Katie Harkness〕以好記的英文縮寫SLED來形容的人；這個縮寫的意思是一輩子只經歷過一次憂鬱期〔single lifetime episode of depression〕。）我告訴蘇菲：「事到如今，我已經不怎麼擔心了。我想我會成為其中一個幸運兒。」

 

　　我對蘇菲說的話是真的。我相信我已經走出了險境──也覺得很慶幸。從父親的角度來說，我很高興自己能把這些事都告訴她，但是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說，我對自己的說法並不完全滿意。我接受的訓練讓我對莫名其妙的樂事或走好運感到不安。我的幸運還是要有實際的解釋比較好，最好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麼好運，而是可以套用在其他即使具有不利條件、也還是從深度憂鬱中完全康復的人身上。在最後一章，我要談談我們對實現這些理想結果的人了解多少。

 

　　痊癒的喜悅

 

　　佛雷德利・弗拉赫（Frederic Flach）開創了新觀點，看出憂鬱症可能有力量改變人；用他的話來說，克服憂鬱症的過程帶給了希薇一種「神祕的力量」。經歷憂鬱症造成的混亂後，她「內心感受到一份以前沒有過的平靜」。生活中慣常遇到的麻煩和難題似乎沒那麼嚴重了。這份平靜同時也近乎矛盾地讓她更願意承擔風險。她說經歷過憂鬱症之後，「我甘願冒著受傷害的風險去擁抱人生的自然走勢，而不是意圖將它轉往我要的方向，然而這樣做卻給了我新的勇氣，因為不會有比想要一了百了更差的結果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事情裡，最糟糕的莫過於想要結束生命。現在我活得比以往更勇敢，對其他人和對我自己都更多了一份敬意。」

 

　　憂鬱症不只讓希薇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也讓她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這種疾病幫助她在工作上有所成長；她因為憂鬱症而成為了更傑出的社工。希薇利用罹患憂鬱症的經驗，對遭遇重大問題──例如確診出阿茲海默症──的年長病人產生更多同理心和安撫能力。她可以輕易看出別人的憂鬱現象，也有很強勢的立場能帶給他們實際的希望。當其他人話中透露出絕望和自殺傾向時，她會送那些人「憂鬱症給我的禮物」，就是了解到「你並不是一定要自我了斷，才能成為自己生命的鬥士」。

 

　　另一個矛盾之處是，希薇在憂鬱期間極度痛苦的經歷，反而讓她能更輕易體會和享受平凡的樂趣，像是跟她女兒麥蒂一起打發時間。希薇說：「每一天都是一份值得頌讚的禮物。要做歡樂開心的事情，就得趁現在。」以前完全無法享受任何事的她現在幾乎隨時隨地都能找到樂趣，而且她的熱情極具感染力。

 

　　儘管幾乎沒有人研究後憂鬱成長，我仍確信希薇的經歷也反映在其他痊癒的人身上。畢竟，憂鬱心情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為了達到重要演化目標所做的努力沒有收到成效時，它能緩和我們的行為，促使我們再評估情況。評估若成功，則應該能規律地引起後憂鬱成長。憂鬱時，我們不需要讓思緒在反芻的無限迴圈中不斷循環，使得同樣的負面想法在其中翻來覆去。對希薇和其他人而言，深度憂鬱反而可以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對基本假設的一種強迫質疑──帶領他們走向真正的再評估、新的意義、新的信念、新的目標、新的行為，甚至新的人生觀。希薇這樣總結痊癒後的自己：「我還是我，不過是更好的我。」

 

　　持續攀升的幸福感

 

　　持久且強健的痊癒狀態還有第二個特色，那就是體驗到的幸福感有所增加。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迂迴。憂鬱期結束在當事人感覺好轉的那一刻。但情況其實不像聽起來那麼不清不楚。還記得前面提過，有一項研究顯示，從缺少幸福感就能看出當事人十年後的憂鬱症復發情形。那此研究結論從對立面來看，從幸福感的存在就可以看到將來憂鬱症「不會」復發。這表示正面情感不單純只是一個結果，還是一種活躍的進程，可以塑造未來。

 

 

　　我們的關鍵假設之一就是，無論正面或負面情感都有其功能。保持正面情感不只象徵或宣告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朝著在演化上有助益的目標前進；這類情感也會流入我們未來的行為中，決定我們的選擇，以及追求這些目標時的熱烈程度。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了解，體驗到幸福感會如何促使人去做那些能讓他們保持健康的事。

 

　　幸好，一直有大量的研究發現，正面情感的經驗跟生活中的正面結果是有連結的。心理學家索妮亞・柳波莫斯基（Sonja Lyubomirsky）在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評論專文中，歸納了許多不同生活領域，說明快樂的人可以從正面心智狀態得到各種好處。長期來說，快樂的人交到的朋友比較多、享有的社會支持比較強大，社會互動也比較豐富，而且工作的生產力較強、收入較高。這裡的關鍵問題當然是：為什麼？

 

　　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心理學家芭芭拉・佛列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做了大規模的研究，想要解開這個謎、說明正面情感的經驗為什麼可能與其他持久的益處有關聯。正面情感的作用本質上與低落心情及負面情感的作用是對立的。若說焦慮等負面情感會限縮對威脅的注意力（這對適應力至關緊要），正面情感的功能則恰恰相反，這些情感狀態會擴展對新機會的注意力，並且促使我們建構各種個人資源──含心理、認知、社會及生理方面。長遠來說，促成幸福感的終究是這些資源。實驗證據也與這個理論一致，證明了正面情感的確會擴展佛列德里克森所謂的「思考―行動技能」（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舉個例子，受試者在實驗室環境中被誘發正面情感時，會顯示較寬闊的視覺搜索模式、表現出富有新意且更具創造力的想法與行動，對自己的目標和心態變通能力比較強。佛列德里克森和她的同事解釋說，這些狀態久而久之都會產生很實際的結果：「沒有用到的特殊興趣可以成為專門知識……愛情與共享的樂趣可以成為一段提供支持的終身關係。正面情感能預示可貴的結果，像是健康、財富與長壽，因為這類情感會促進個人去建構達到這些結果所需的資源。」

 

　　這個理論非常適用於憂鬱期結束後的那段時間。對正面情感有頻繁的體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憂鬱症的痊癒狀態為何會演變到能夠自行維持的程度。正面情感能推動人做出新奇和探索的行動，例如交新朋友、在陌生的產業中尋找工作，或者培養新嗜好；這些行動都可以導致新的利益。人在深度憂鬱狀態剛結束的時期，就是迫切需要這種能力善用機會，往新方向出擊。患者才剛剛經歷過思想和行為都很頑固的漫長寒冬。正面情感則能讓寒冬解凍，這一點非常關鍵。

 

　　正如老故事要越陳才會越香，正面情感所展現的活躍力量，總是讓憂鬱症患者處於灰心的情勢中。「如果我只要感覺健康，就可以保持健康，那就快點讓我有這種感覺吧！」儘管這種急躁是可以理解的，我還是得重申，在康復過程中或其他時候體驗幸福感，牽涉到的不僅是「想要」感覺健康而已。我提過，快樂經驗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目標；它有別於學習烤披薩等其他目標，追求的欲望只占整個過程的一半，剩下的部分就是努力用功。為了快樂經驗而硬要追求未能實現或不切實際的目標，可能會適得其反，讓憂鬱深化。這就是那些教人「如何快樂」的書在憂鬱症患者身上無法迅速見效的原因。的確，幸福感可以增加，但是迂迴前進通常才是最好的方法。借用傳奇歌手約翰・藍儂的歌詞來說，幸福感的增加，往往是在你忙著做其他計畫時發生的。

 

 

（本文為《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 The Depths: The Evolutionary of Origins of the Depression Epdemic

作者： 強納森・羅騰伯格（Jonathan Rottenberg）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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