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宗魁

繪｜鄭培哲

 

　　從萬物有靈的戀愛聖地到國族聖殿

 

　　屬於泛靈信仰的神道教，讓日本人有對自然萬物充滿敬畏的傳統，也反映在神道的祭祀場域「神社」。相較於崇尚巨構奇觀的聖堂神殿和梵宮佛塔，神社更傾向於就地取材，簡單構築與環境調和的人造空間風土營造。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將習自中國隋唐的寺殿建築技術與風格形式運用於神社，原本樸實的社殿風格遂逐漸走向莊嚴華麗。

 

　　繼承傳統建築工法之外，神社發展出由鳥居、臺階、參道、手水舍、石燈籠、繪馬掛、狛犬、神馬……大小不一所組成的各式構造，形成的獨特參拜動線。可見神社的場域神聖性，並不限於建築物內部，而是由鳥居界定的整個神域，自然界的花鳥草木都是神靈使者，須以虔敬之心對待。也有人認為這樣的信仰文化，讓日本人習於對「非人」的物品投射情感，是他們喜愛將物品擬人化、熱中創造吉祥物的文化根源。

 

　　日本時代，神道信仰飄洋過海來到殖民地臺灣，但在昭和年間推行國族色彩濃厚的「一街庄一社」政策之前，並未排擠臺灣固有信仰，而能與之和平共處；從海邊到高山，從市場邊到百貨公司頂樓，都能見到神社蹤影。對於佛道混合信仰的漢民族社會而言，多拜幾尊神明也是無傷大雅的，只是空靈幽靜的神域，和寺廟中人聲鼎沸、香煙裊繞的環境大異其趣。在文學作品中，隱密的神社竟成為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場所；或許戀愛中特別容易對自然萬物投射情感的多情戀人，和泛靈信仰神域的場所精神不謀而合。

 

　　從戰前臺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而大肆興建神社，到戰後因國民政府認定為軍國主義象徵而刻意拆毀改建，此種複合工藝技術與歷史文化價值的空間，在短時間內不自然地急速成長也急速消逝，見證島國認同紛雜的歷史。近年花蓮鳳林林田村、臺東鹿野龍田村、原為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的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前臺肥花蓮廠），以及屏東牡丹鄉高士村等，皆由地方民眾發起重建消逝神社的活動，這是源於社區意識興起，欲尋回生活場所的歷史，並增添觀光資源等考量的新風潮，逐漸超脫過去引發爭端的歷史詮釋爭議。

 

　　臺灣神社

 

　　臺灣社格最崇高的臺灣神社建於一九○一年，主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大國魂命、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其址劍潭山原為法國領事館租界、劍潭寺與私有地，總督府因風水考量擇定，透過複雜程序取得的土地，聘請名家伊東忠太、武田五一設計，皇室御用工匠木子清敬施工，並設淡水線火車站宮ノ下乘降場（今劍潭站），建明治橋連接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武田五一與森山松之助為同班同學，有「關西建築界之父」美名，當時剛從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系畢業，承接此之初感到非常光榮，後來卻略有微詞，原因是神社規格甚高，已由知名前輩伊東忠太完成基本構想，讓武田在設計上難以發揮。

 

　　一九三七年，臺灣神社於新境地擴建，由井手薰設計，一九四四年增祀天照大神後正式升格為臺灣神宮，但同年因客機失事墜毀而嚴重毀損，未及重建，日本時代即結束。戰後新建中國宮殿式建築圓山聯誼會。

 

　　原臺灣神社建築，戰後由宋美齡主導的臺灣省敦睦聯誼會整修沿用為圓山大飯店，一九七三年重新改建為十四層飯店大樓，並於參道上開挖游泳池，神社社務所改為泳池服務室。神社構件與文物流離四散的命運如同北京圓明園：神社鳥居原本做為圓山大飯店大門，後賣給三峽清水祖師廟做為龍柱材料；宮燈被移往圓山兒童育樂中心；銅牛移往臺灣博物館；狛犬移往劍潭公園入口；現置於飯店金龍廳內的金龍雕塑，則為原本神社銅龍。

 

 

　　金瓜石神社、高雄神社、臺灣護國神社

 

　　有些獨特的小型神社，祭祀對象與當地產業緊密連結，如護佑礦區安全的金瓜石神社，屋頂形式原為入母屋造 ，後為抵抗當地空氣的腐蝕性物質，以鋼筋混凝土改建為神明造 。近年由產權單位（臺電）自行修繕其殘跡，將原本極富特色，由鋼筋混凝土柱與木構造屋架共同構成的柱上卡榫溝槽，及刻於柱上的奉獻文字，以不同顏色的水泥填補糊平，成為討論古蹟修復應否「還原」的真實性議題案例。

 

 

　　一九一○年，打狗金刀比羅神社創建於壽山，是從日本香川縣金刀比羅宮分靈而來，祭祀大物主神、崇德天皇，一九二八年舉行遷座祭及增祀能久親王的合祀祭，更名為高雄神社，一九二九年由高雄州廳及市役所合資並募款十萬餘圓，改建落成新社殿，位於壽山山腰七千餘坪公有地，望向海洋，視野天寬地闊，擇址考量也反映港都城市發展與地形地貌的特色，透露高雄與海洋密不可分的身世。

 

　　一九三二年列為縣社社格，戰後改建為高雄市忠烈祠，神社構造目前尚存一座被修建為中國式牌坊的明神鳥居與數座石燈籠殘構。

　　高雄神社與金瓜石神社分居南北，社格與規模也不相同，但都座落於山海之間，將信仰融入自然環境，也藉地形景貌加倍襯托神聖場域的異質感。

 

 

　　臺灣護國神社、建功神社

 

　　靖國神社祭祀為國捐軀的軍人，是唯一由軍方參與管理 的的最高等級場所，但日本陸軍不同意軍方進行祭奠儀式時，將曾為討伐對象的次等民族的臺灣人列入國家英靈的行列，因此不在殖民地建造靖國神社。而總督府迫於戰情必須開始向臺籍人民徵兵，故以殉國者名義建造無社格的護國神社，做為祭祀臺籍戰歿者之地的折衷措施。

 

　　一九四二年，總督海軍大將長古川清下令在東鄰臺灣神社的基隆河畔大直建造臺灣護國神社，並列為「指定護國神社」 。本殿屋頂採平入形式的入母屋造，兩側翼廊如鳳凰展翼般延伸，遠觀頗有京都宇治平等院鳳凰堂古風。戰後也延續相同使命，改為忠烈祠。後因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時曾質疑為何保留日本神社，於是何應欽將軍提出拆除重建的計畫；一九六九年選定石城建築師事務所姚元中建築師仿紫禁城太和殿的中國北方宮殿樣式重建，原神社的一座銅馬流落至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臺北建功神社祭祀不同國族的公職殉難者，具有連日本國內也未曾出現的混合多元文化風格。從鳥居到本殿的配置一應俱全，與一般神社無異，但建築風格呈現前所未見的多文化共奏：覆琉璃瓦的鳥居帶有中國牌坊形象；神橋欄杆兩頭安置漢式廟宇石鼓；外覆洗石子材質的西洋式手水舍，且配置於中軸線上。最特別的是帶有仿漢人民居抬梁式 屋架木構的拜殿外側迴廊，以及主體搭配羅馬式三角帆拱 ，與略帶拜占廷風格穹頂的本殿。

 

　　建功神社的設計者井手薰迥異於他的前輩──如主張發展東方歷史主義的伊東忠太，或堅持學習西方歷史主義的長野宇平治，他不在各種歷史主義文化選擇間爭辯，反而以更廣闊的視野兼納各種文化優點，消化詮釋不同文化觀點，設計出符合地方需求的嶄新風格，既跨越國族框架，又貼近在地紋理，其透過建築傳達廣闊包容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屬先進。

 

　　戰後，建功神社先後由來自北平的國語日報社、遷自南京的中央圖書館進駐使用，並由建築師陳濯設計改建為帶有中國風格的攢尖頂 ，在原本的銅皮圓頂上覆黃色琉璃瓦，並增建配置成為四合院，後由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等單位使用；原本神聖的本殿，則先後做為閱覽室和展覽場地，融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種種改變呈現了改朝換代的國家意識形態對建築形式所造成的影響，但曾經祭祀於其中的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一位因公殉難者，包括三千五百三十位臺籍人士的身影，卻就此遭到抹滅和遺忘。

 

 

　　天使停駐的人間棲所

 

　　基督徒在最初被迫害的時代，都是躲藏於巖窟洞穴內聚會，教堂並無固定的建築型式，爾後成為西方世界主流文化，在不同民族的演繹下，產生各式各樣的空間形式。其中最常出現的主要空間元素，一是上達天際的高聳塔樓，二是象徵天國的渾圓穹頂，這兩項特徵者主宰歐洲城鎮天際線上千年，也隨基督教信仰傳播至世界各地，成為各國教堂建築的原型。然而，以教會的立場並不希望這種源自歐洲的鮮明建築形象，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對基督教產生排斥，因此教廷在一九六三年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大公會議，對世界教堂建築提出幾點建議，其中之一便是「與本地文化價值的整合」。

 

　　節錄當時通過的《禮儀憲章》如下：「教會從來沒有把某一種藝術風格看作是本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性與環境、就各派禮儀的需要，採納各時代的作風，形成歷代彌足珍惜的藝術寶藏。連我們現代的、各民族各地區的藝術，在教會內仍可自由發展，唯一的條件是對聖堂和神聖典禮保持應有的尊重與敬意，如此則可以在歷代偉人對教會信仰合奏的光榮之曲，也增加新的聲音。」

 

　　從這段決議內文，可見教會認為建築應隨地域和時間不同而有所變化，每個時代的教堂都有該時代與時俱進的特徵，傳播至全世界後，也都會改變自身融入當地文化。與東方釋、儒、道等信仰的祭祀空間慣於維持傳統建築風貌、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正好相反，從原為多神信仰的羅馬萬神殿到伊斯蘭教的哥多華大清真寺，都可以被基督徒改造為敬拜耶穌的場所，目的即在於避免讓人覺得基督教是外來信仰，而是自然存於內心。

 

 

　　新店教會、濟南長老教會

 

　　例如由加拿大傳教士馬偕親自設計，因中法戰爭時毀損而獲清政府賠償重建的七座賠償教會，雖然外觀乍看為西式教堂，但細部許多裝飾語彙及構築方式，都使用了漢人的傳統建材與工法，以向地方原生文化取材的智慧，表現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建築理念。其中之一的新店教會，於一九七四年設教百週年改建竣工，新教會建築仍保留十九世紀老教會的尖塔鐘樓等元素，但外觀已不見本土文化的痕跡，這或許可以理解為西方建築形式已經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但在日本時代，來自西方的宗教有不同的任務。日本基督教會除了與本佛教組織同樣因慰勞軍人來臺，牧師甚至也教授英文。最初來臺的基督徒曾不分派別組成「基督徒一致會」，原本沒有固定的禮拜空間始，自一八九六年河合龜輔牧師來臺，以每日教授軍隊士官兩小時英文為條件，借用臺灣守備隊第二大隊本部營舍傳教，在傳道時也進行文化交流。直到一九一六年，由井手薰設計新禮拜堂，一九三七年改名幸町教會，今為濟南長老教會。

 

 

　　蓬萊町大聖堂、樺山堂、臺北組合教會

 

　　在學習西洋事物的風潮下，西方宗教是進步文明的象徵，維持其西方建築面貌，方能強調伴隨宗教而來的先進文化與思想。也因此，二十世紀初臺灣各教會的教堂，仍遵循各種發展自歐洲的風格樣式。其中，從根據地臺南北上傳教的天主教道明會，在臺北建造分屬臺籍與日籍教友的蓬萊町大聖堂和樺山堂，最為壯觀。

 

　　除了擁有與高雄玫瑰聖母堂相似的醒目尖塔造型之外，大稻埕的蓬萊町大聖堂還具有臺灣教堂少見的八角型穹頂，但在一九四五年因轟炸嚴重損毀，後來攝影家張才記錄下僅存的殘破穹頂，而成為戰後初期臺北著名的景觀，一九六一年拆除改建為現代主義風格的直線條玻璃帷幕外觀。

 

　　因應市區向東發展的新住宅區需求，一九二九年於樺山町（今忠孝東路紹興南街路口東南側）新建供日本人聚會的樺山堂，原為新教日本循道宗（衛理公會）教堂，後來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升為司鐸級樞機的里脇淺次郎 ，曾於一九四一年來此擔任臺灣教區長，是擔任此職的第一位日本人，直到戰後交接給從中國來臺的神父。戰後樺山堂改為華山救世主堂，一九七二年因忠孝東路拓寬拆除，遷於原址新建的三綱大樓內。

 

 

　　隨著時序推移，跳脫千年傳統歷史主義的教堂建築也陸續出現。位於富商李春生家族地產的臺北組合基督教會，受分離派建築運動的影響，是臺灣教堂建築走向現代的先聲，著名的建築技師近藤十郎曾在此教會受洗。組合基督教會曾協同日本聖公會（今中山教會）、日本聖潔會（位於今東門教會）等教派，舉辦布道會與「日曜學校」等宗教教育和社會教化事業。戰後教會被拆除，原地改建為許昌街臺北青年國際旅館（YMCA）。

 

 

　　儘管大多數的宗教都不希望人類區分國族，但在戰爭時期，即使信仰同一個宗教，還是會有敵我之分，希望神不要保佑敵人，因此在戰爭期間全世界被摧毀的美麗教堂不計其數。為了保存集體記憶與記取教訓，後來大都以各種手法進行不同程度的復原重建。

 

　　例如建於十四世紀、具有哥德式尖塔的英國考文垂主教座堂，在一九六二年由建築師貝西．斯彭斯（Basil Spence）設計新舊融合的方案重建完成；建於十六世紀、具有巴洛克風格美麗穹頂的德國德勒斯登聖母教堂，在二○○五年完全依照原貌重建完成；建於十九世紀、仿羅馬式的日本長崎浦上天主堂，在一九五九年模仿舊堂風格樣式新建完成。

 

　　然而，具有尖塔和穹頂的蓬萊町大聖堂卻完全遭到剷除，重建為全新風格教堂；另一座沒有受到太多空襲波及的樺山町天主堂，也被拆除遷至原址新建的辦公大樓內。或許在教義上，這樣的空間象徵轉換，就是與臺灣社會過度重視房地產、曲解「有土斯有財」意義的「本地文化價值整合」。而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逐漸出現具有東方傳統建築特色的教堂，則是與另一個國族象徵調適的精采篇章。

 

 

　　衛道中學教堂

 

　　由於自然洞穴的居住經驗，在歷史上，人造空間從單體建築的構成到群體聚落的排列，一開始大都為不規則的曲線造型。空間會逐漸朝向方正格局，就技術層面而言，是因為工具的演進以及材料生產系統的規制化，但進一步來看，人類社會逐漸建構出系統性的禮制和階級，以及應運而生的儀式行為，這些文化因子促成了循規蹈矩生活的方正空間，也便於計算土地及建材成本。

 

　　在歐洲建築史中，方正空間在十七世紀流行巴洛克風格時期被強調動感態勢的空間打破，後於十九世紀末的新藝術運動中被模仿自然界的曲線所突破，接下來在二十世紀的表現主義中，曲線空間再度出現。

 

　　源於現代主義思想但背離其教條般呆板形式的表現主義風格，因技術層面材料工法的進步而得以實現。近代鋼筋混凝土的運用在二十世紀初發展成熟，符合了突顯內心情感、強調有機的表現主義設計之需求。

 

　　在戰後臺灣多以男性執業、並以理性方正格局的現代主義為主流思潮的建築界中，修澤蘭以復古主義經典作品陽明山中山樓而聞名，也是極少數的臺灣表現主義建築家。雖然在戰後壓抑的政治氛圍下，建築造型難以離經叛道，但接受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正統學院教育的修澤蘭，仍試圖在設計中納入帶有幻想色彩的浪漫手法。這歸功於與她共組「澤群建築師事務所」的丈夫傅積寬，其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的工程背景，成為修澤蘭各種造型的結構之後盾。

 

　　修澤蘭以稀有的女性建築師身分，承接了許多女校校舍，累積豐富的校園建築經驗，如今被保存下來的有：遮陽雨庇像是浮雲般飄過大門的蘭陽女中圖書館，竹節造型排列的細柱在室內營造彷彿身處竹林的奇幻效果；以拋物線拱圈構成的臺北中山女中禮堂；以薄殼構造構成的臺北景美女中行政大樓與圖書館等，將女性柔美特質與混凝土多變彈性產生奇妙的連結。

 

　　最為特別的傑作，卻是完成於一九六七年，位於原為男校的臺中天主教衛道中學內，既像海豹、又像大鵬鳥的教堂。構成大跨距的曲線薄殼系統，是鋼筋混凝土純熟運用產生的表現手法，而流動的室內空間、屋頂採光鑲崁玻璃花窗、聖壇側牆鏤空的十字光線塑造的神祕效果，又與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宗旨遙相呼應，或者與更遙遠的石器時代穴居經驗連結。

 

　　在數位化操作設計出現前數十年，臺灣就曾擁有這樣強烈反映人類感情的劃時代經典作品。可惜一九七七年在市區地產炒作的風氣下，第四期重劃區中的進化北路橫穿校園，這座奇特的教堂因遷校而遭拆除，現今僅能在同為修澤蘭作品的臺北新店花園新城內的新城教會，看見類似的手法。修澤蘭作品中，與理性現代主義的妥協與突破，至今仍能給我們許多啟示。

（本文為《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

作者：凌宗魁

出版：遠足文化

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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