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部作品的人，生命中至少會與我相遇一次，
我會上前問你，雖然走了這麼遠，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不是嗎？ 

文｜薛舟、徐麗紅

　　對於一個翻譯者來說，遇到好作家是值得祝福的事情。因為這時候的翻譯就不僅僅是枯燥無聊的工作，而變成了隔著語言之河的對話和交流了。多年以前，偶然的機會讀到了金英夏的短篇小說〈你的樹木〉，那是個關於時間的小說。當然了，世界上所有的小說都與時間，尤其與時間的流逝有關。金英夏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那飛翔般的想像力。正如他在小說中寫的那樣，樹木鑽出了屋子，種子飛上了屋頂。後來我又找出他的代表作〈哥哥回來了〉和〈夾在電梯裡的那個男人怎麼樣了〉，讀完之後更是震驚不已。

　　韓國文學巨匠黃皙暎先生在談到韓國新文學的時候曾經說過，男有金英夏，女有千雲寧。此言不謬。金英夏的出現堪稱是韓國文壇里程碑式的大事。他最早以反叛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讓習慣了傳統閱讀的讀者大為驚異。金英夏出生於一九六八年，大學專業是與文學風馬牛不相及的企業管理系。一九九六年，二十八歲的金英夏憑藉長篇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獲得了首屆文學村作家獎 ，受到文壇和讀者的廣泛關注。此後，金英夏便與韓國各大文學獎結緣，作品更是不斷被翻譯到西方世界。一九九九年，他獲得著名的現代文學獎，二○○四年，更在一年之內囊括了怡山文學獎、黃順元文學獎和東仁文學獎。二○○七年，又獲得了萬海文學獎。為了讓讀者對金英夏有全面深入的瞭解，我們不妨來看看他的成長軌跡。

　　愛與死亡是文學的永恆主題，《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則將這個主題深入深化為性與自殺。在韓國這樣一個遵循儒家規範的國家，性難免也是文學的禁忌，所以很多具有叛逆意識的作家都是開始於對於性禁忌的挑戰。比如河在鳳、蔣正一、馬光洙等人。《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出版之後，大家普遍認為韓國文壇又誕生了一個名叫金英夏的性愛小說作家。如果簡單地將金英夏歸類為以描寫性愛見長的作家，則難免有失偏頗。這本小說篇幅不長，全書共五章，以賈克─路易．大衛的油畫《馬拉之死》開始，又以德拉克洛瓦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結束，最核心的內容是兩起自殺事件。讓人吃驚的是兩起自殺事件並非源於心理學上的自動結束生命，而是被引導下的自殺行為。這個背後的引導者就是小說敘事人「自殺嚮導」，是他從茫茫人海中尋找自己的「委託人」，或者潛在的「委託人」，逐步引導她們走向自殺之路。

　　關於這個過程的描述出現在第一、三、五章，敘事人集中流露了自己的哲學觀和價值觀，其中最有震撼力的就是所謂「壓縮美學」，「不知道壓縮的人是可恥的。無可奈何地延長自己卑微的人生，這樣的人同樣可恥。不懂壓縮美學的人至死也不會知道生活的祕密」。這個觀點可以看作是整個小說的動機，對於遵循這個原則「工作」的敘事者來說，引導自己的「委託人」走上自殺之路也就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情。巧合的是，這兩個被引導的自殺者都是女性。女權主義者也許會駁斥金英夏對於女人的態度，但是我們透過這個關於小說的小說，也就是後設小說的鏡框部分向裡窺探，不難發現其鏡像部分與鏡框部分的對立統一性。即，引導者與被引導者未嘗不是矛盾的集合體，只不過有人完成了呈現的表演，有人起到了記錄表演內容的作用。

　　追尋朱迪絲和柳美美的死因，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與其說她們死於自身的生存困境，不如說她們死於社會整體對她們的冷漠態度，死於她們的內心傾訴都被有意無意的忽略。小說中符號化的C和K應該是成熟社會的縮影，他們自私而混亂，對於自身之外的現實熟視無睹。如果我們進行更精細的解讀，那麼這裡C和K所指示的方向恐怕就是韓國社會——Korea。於是，金英夏所呈現的死亡表演就是對既成社會的憤怒反抗，用這種毀滅青春的極端方式完成生命的突圍。如果說單從這部短小而模糊的作品中還僅能窺見個影子，那麼到了後來的《猜謎秀》，作家則以反諷取代自我毀滅，繼續將這種反抗和突圍推向了高潮。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的所有人物都被剝奪了記憶和鄉愁，既沒有希望也沒有任何憧憬，記憶或希望的缺席又讓他們對生活充滿深深的倦怠。也許讀者會認為主人公們感覺不到內在的匱乏和空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總在逃跑。至於逃跑的方式，他們大致有三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奔跑，速度要超過奪走他們的記憶和鄉愁的資本主義，例如小說中關於所謂「子彈計程車」司機的描寫；第二種選擇是性，當然這裡的性不是靈魂的交流形態，更不代表浪漫的愛情，只是填充匱乏的肉體痙攣；第三種選擇是死亡，他們的死是極端的，即在死亡面前既不絕望也不反省，死亡被他們當作證明人類自身的重要途徑，所以他們不想醜陋地死去，渴望死得美麗，也就是追求美學的死或者死的美學。金英夏的「死亡美學」是對韓國文學史的一次策略化的反撥，他抱定決心回避前人的道路，以全新的想像力為自己尋找不同於他人的敘事策略，以便在傳統主題「人是自己永遠的他者」之下發掘出路，也就是尋找文學史的空白，並就地安身立命。

　　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應該是敘事者對於父親形象的嘲弄和貶斥，這個父親雖生猶死，說得極端些，他甚至連死的必要都沒有了。聯想到從前為「殺死父親」所做的艱苦努力，金英夏筆下的父親形象則在精神上大大地退化了，變得怪模怪樣，不堪一擊。他只是行屍走肉，他的生不過是一樁醜聞，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喝酒、醜態畢露地遊走於政府和各行政機關之間。如果說從前的父親擁有著進步理念，是社會正義的化身，然而這個父親卻被時代要求退場了。從前那個催生「殺父」衝動的父親壓抑而權威，而在金英夏這裡卻變成了「我們扭曲的父親」。

　　為了慶祝難得的家庭團聚，主人公組織了一次郊遊，在拍照留念的瞬間，這個無能又沒有責任心的父親卻因為喝酒而沒趕上，父親作為父親的意義和作用也就徹底消失了。照片上父親的缺席象徵著現實生活中國家、社會、民族理念的沒落。父親消失之後的位置誰來取代？母親顯然不能，走進那個位置的只能是父親的兒子，也就是敘事人的哥哥。兒子╱哥哥擁有穩定的工作和說得過去的收入，更有從父親手中搶過球棍毆打父親的力氣，因為父親以前經常打他，現在恰恰相反。新的家庭形成了。它無視父親，甚至把父親排除在家庭之外，反而以哥哥為軸心，組成了一個「擬似家庭」（這種擬似家庭的形式在金英夏之後更年輕的作家，如金愛爛、尹異形等人的筆下也屢見不鮮）。當然，這個新形態的家庭顯得有些淒涼，甚至危機四伏。因為各個成員不但性格迥異，而且無不心懷鬼胎，他們的結合或者是性欲的驅使，或者是經濟的需求，均以滿足個人欲望為指歸。

　　「哥哥回來了，身邊跟著一個醜陋的女孩子。」從小說中的第一句話就可以看出，這個擬似家庭不過是對既有家庭毫無反省的延續，走的仍是父親時代的家庭曾經走過的老路。「父親死後的世界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場」，以哥哥歸來為契機的家庭重建註定是失敗的嘗試，這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始終是孤立的，而且他們已經開始夢想著組建「另一個家庭」。〈哥哥回來了〉暴露了家庭的虛偽，揭示了傳統家庭主義的動搖和逐漸解體，並且坦承能夠提供信賴和安定的巢穴尚未準備好，重建家庭的希望仍然渺茫。總之，金英夏的〈哥哥回來了〉技巧非常獨特，意義也很複雜，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作家以家庭的解體象徵了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消亡。此外，也有人將它當成一部政治小說來讀，這也是有跡可尋，無可厚非的，因為優秀的作品總為多角度解讀預先設好了伏筆。

　　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說道，「我們這代人是檀君以來最有學問、最聰明的一代。我們精通外語，像搭積木似的擺弄尖端電子產品。不是嗎？我們幾乎都是大學畢業，托福成績達到世界最高水準，沒有字幕也能看懂好萊塢動作片。每分鐘打字可以達到三百個，平均身高也很高，普遍會演奏一兩種樂器。對了，你也會彈鋼琴吧？閱讀量也比我們的上一代多得多。我們父母那代人，只要做好其中的一樣，不，只要能把其中的一樣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了。現在呢，我們為什麼都賦閑在家？我們為什麼淪落為失業者？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啊？」

　　既然現實如此，李民洙們怎麼辦？出於和上代人的對比，也就衍生出了懷疑和叛逆。於是，《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若隱若現的主題在這裡被放大了。作為私生子，李民洙的宿命便是獲得「父親」的承認，但是血緣上的父親似乎從來都不存在，「承認」便是永遠不可能揭曉的「謎」，而社會這個「父親」卻想方設法地阻礙他的成長和進步，首先將他逐出了從小居住的房子，再將他趕出賴以維持生活來源的便利店，最後又將他趕出了小得可憐的棲息之地，考試院。「父親」的強大讓人望而卻步，只能以不斷「反問」的方式進行曲折柔性的自嘲式抗爭。這是截然不同於《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地方，作家放棄了暴烈的自我毀滅式的反抗，而代之以成熟起來的「反諷」和「幻想」。

（本文摘錄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文版譯者跋）

書籍資訊

書名：《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나는 나를 파괴할 권리가 있다
作者：金英夏 김영하
出版：漫遊者文化
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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