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跟你一家親：《正義與差異政治》（此為投稿者原始篇名）

 

 

　　正義的顛覆：從分配式典範到反支配與反壓迫

 

　　從19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開始，西方政治哲學世界掀起了一陣討論「正義」的風潮。有些批判有些修正，但承接《正義論》中將正義問題定義為分配的問題，後續對於正義做出論述的政治哲學家不加以懷疑而落入相同的侷限。楊在此即是要挑戰此正義的「分配式典範」，她主張分配式典範並不能涵蓋正義的所有面向，因為它僅關注靜態的結果，卻忽略分配過程中動態的社會關係，並忽視了財貨之外對於人有意義的其他事物，造成兩個問題：首先分配式典範只關注結果，導致其忽視或是將造成分配結果的制度和結構性因素視為是給定的；其次是，分配式典範的概念時常被延伸來處理非物質社會財的分配，但這樣的延伸是錯誤的，因為像是「權力」、「機會」、「尊嚴」這些社會財的本質並不是靜態的財貨，而是流動的社會關係，這種誤解將導致它無法真正理解這些關係的發生與實踐，例如說如果將權力簡單看作是學校中老師有但學生沒有的所有物，就會忽略權力的發生必須建構在整所學校的制度、師生間的知識和社會地位差異等結構性因素中。

 

　　楊提出了另一種理解正義的觀點——將支配與壓迫定義為不正義，並從中看見正義的可能。她為為壓迫定義了五種形式：剝削、邊緣化、無能、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壓迫所指稱的並非是極權統治或獨裁者握有的最高權力，而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讓被壓迫群體無法開發自己的能力並鞏固優勢群體地位的社會過程。

 

　　剝削指的是一段社群的勞動成果或能量被穩定的轉移到優勢群體的過程，同時在這段過程中強化了優勢群體的權力與地位；邊緣化則是指社會中相對於優勢群體的弱勢者被排除在社會參與之外，因爲無法自主的參與社會生活進而無法得到自我實現和能力的開發；無能指涉了在社會文化中將工作塑造成專業與非專業的二分中，因後者通常需要服從於專業者的權威，因而造成無價值感；文化帝國主義則有別於前面涉及勞動分工的三者，它代表除了社會分工外，另一個形塑社會生活的面向——文化，在一個由優勢群體的文化和觀點所支配的社會中，以刻板印象等方式標記或隱形某些社會群體，再使其所具有的特殊觀點消失無蹤；最後是暴力，系統性而被社會默許的，對於某些社會群體的肢體、言語騷擾或攻擊。這些社會過程都造成了不公平的分配，卻並非從分配的角度可以解決的。

 

　　正義的解放：從同一性的理想到差異政治的展望

 

　　西方哲學帶有一種理性傳統，亦即相信所有人都擁有理性，每個人的理性是一樣的，因此透過理性，對於同一個問題，能夠得到同樣的觀點和解答。在這個理性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道德哲學的推論典範，期待透過獨立於歷史和文化脈絡、客觀、不帶情感且非個人的思考，能夠得出一套適用於所有理性人、具有普適性的道德標準。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也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於平等概念的堅持與想像：因為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理性，因此應該被平等的對待。

 

　　平等的理想看似甜美，楊卻指出了其中的毒。她認為，這種「同一性」的理想，將社會群體的關係從個人身上剝去，創造出了公／私領域的二分，期待公領域能夠達到普適性與不偏私的平等，要進入公領域，必須放下差異、情感和個人觀點，並使用被規定的語言，亦即符合中立、客觀、理性的標準，而個體間的差異則被留在私領域中。

 

　　但所謂全然中立客觀真的是可能的嗎？楊提出反對並主張，對於中立和客觀的宣稱，其實依然無可避免的帶著一套從歷史與文化脈絡而生的特殊觀點，這樣的觀點往往正是社會上優勢群體的觀點，但漆上文化帝國主義的保護色，這套特殊觀點通常將自己喬裝成是普適的、理所當然的，只有那些社會上處於邊緣族群的觀點才是帶著情感、出於經驗、不中立客觀也不理性的。

 

　　同一性創造了「正常」與「不正常」的二元對立、並是「正常」好過「不正常」的階層式關係。更甚至是，它將「正常」當作客觀和理性的標準，使得異於優勢群體的觀點被逐出公領域之外，被視作私領域的問題進而被去政治化了，於是這樣的文化帝國主義壓迫在公共的同一性理想中不斷的被生產。

 

　　對於同一性的公共理想與隨之而來的文化帝國主義壓迫，楊提出了兩個方向的反抗路徑，首先是對於文化差異的解放。消除差異並非消除不平等的方法，真正的問題在於階層化的二元對立。因此，新一波的解放運動即是提倡差異的正面意義，並強調身體、經驗、感情的價值，進而消滅對於差異的貶抑。同時，呼應女性主義「個人及政治」的訴求，要求將原本被排除到私領域的壓迫也納入道德哲學衡量的範疇中。過去在自由主義的論述中，我們常聽到像是「我尊重同性戀者的權利，但我覺得同性戀噁心是我的自由」。但楊反對這種說法，她主張即使是發生於潛意識的無意圖行為，也應當要負起責任——並非遭受懲罰，而是負起反思的責任，進而改變私領域中和無意識展現的行為。

 

　　其次是政治層面的改變，唯有建立一個不以同一性為最終理想的公共概念，才能夠透過尊重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異建立真正的公平與正義。放棄公正性的理想，非民主的、宣稱為公正的權威也將失去其正當性，因此民主是正義的必然條件。建立一個異質性公共的理想，建立一個鼓勵各種差異的社會群體以他們各自的特殊觀點對話的參與式溝通民主，即是她所稱的「差異政治」。

 

　　正義再辯證：島嶼不正義

 

　　在書的一開始，楊即強調，她並非試圖建立一個獨立於真實社會制度、中立並具有普適性的正義論，她要做的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脈絡進行追求正義的、對於社會制度的反思，如此一來，理論才不會淪為一種無法評價真實社會制度的空虛，或是在中立的假象中承認或忽視了某些既定的社會現實與不正義。楊的批判理論受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所啟發，在此將回到我所生長的土地，以臺灣脈絡中的社會議題試著討論和延伸楊的理念。

 

　　臺灣自戒嚴時期開始，即有相當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而到了解嚴後，這些社會運動的形式更趨多元化，從原本以爭取言論和政治自由權利為主的倡議變成了對於社會中族群、性別、階級等諸多不平等的抗爭。這些社會運動論述點出了這座島上也有和美國同樣、關乎楊所關心的不正義問題，並且，這些不正義的結構鑲嵌在臺灣政權演變、族群遷移、經濟開發的歷史中。

 

　　反迫遷運動是臺灣相當廣泛的在各地發生的社會運動，而且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反迫遷運動，皆有自身獨特的歷史脈絡。但在這些充滿差異的運動中，我們卻可以看見同一種對於正義的訴求，這樣的訴求，即來自差異的不可化約。

 

　　拆遷的支持者最常提出的主張即是：只要政府給與住戶相對應於損失的補償和替代方案，即可有強制住戶搬離的正當性，並且這是為了都市發展與公共利益。

 

　　高雄近年來有許多重大的城市建設計劃，但在這幅宜居城市的願景中，卻也出現了拆遷爭議。在高雄未來都市規劃的「亞洲新灣區」市區商務中心的範圍裡，有一座小小的原住民部落，以排灣族族語命名為拉瓦克。拉瓦克部落位在過去台灣塑膠集團起家的PVC生產廠區旁，見證了臺灣石化工業帶著經濟起飛的榮景。但到了現在，這塊土地卻在台塑集團的陳情下，即將被規劃為「王永慶紀念公園」。

 

　　在臺灣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進入並劇烈改變了許多鄉村生活的樣貌，其中也包括原住民族的部落生活型態。工業化的變革，使得許多人必須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與祖先生活的方式，流動到都市成為勞動人口，而就有許多原住民族人順著時代的洪流進到都市中，並按照自己的文化和習慣成群的建立起了新的部落生活。部落型態的生活並非只確保了族人的居住空間，它同時更強化了族人之間的生活互動，並且保存及延續了族群文化。但這樣部落空間通常沒有得到政府體制的許可，因而在現代都市開發或都市計畫的進程中面臨到佔用國有地必須拆遷的問題。

 

　　主張只要給與足夠金錢補償與居住空間即可拆的人，通常將這類的拆遷案的癥結點視作是財產和居住空間的分配問題，只要給予面對拆遷命運的族群與被剝奪的財產相應的補償和安置，就可以達成正義。但此種主張往往忽視的是，反迫遷抗爭的訴求不只是關於財貨的分配，而是更關乎對於居住空間所形塑的生活型態、依存著土地而生的文化生活，以及在同一地方積累的歷史與情感。這些並非分配可以解決的，更進一步，必須去看見其中的制度性和結構性問題，並從壓迫的角度看見正義的可能解方。

 

　　和拉瓦克部落有相同命運的都市原住民族，至少受到了剝削、邊緣化、無能及文化帝國主義形式的壓迫。在原住民族離鄉背井到城市求生的過程中，她／他們大量投入成為台灣經濟發展史中諸多建設的基層勞動力，付出了勞力卻只創造出不屬於她／他們的、由資產階級漢人享受的城市榮景與經濟奇蹟，這是剝削；而且因從事的是基層的、被社會普遍定義為非專業的工作，因此在社會的各個面向上都處於弱勢，在長期積累後也沒有辦法透過自我能力的開發翻轉階級，這是無能。同時，即使長期居住在違章建築中，早期政府卻沒有積極進行安置，使得他們長期生活在政府權威沒有要求搬遷的「施恩」下，缺乏自主性，又被排除在城市建設的榮景之外，這是邊緣化。最後，她／他們的訴求長期被淹沒在一種以開發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為名的公共利益主張之中，這樣的主張看似是一種社群的共善，但其中的同一性理想卻忽視了有別於開發的另一種觀點或拉瓦克族人的部落文化需求，這是文化帝國主義。

 

　　臺灣政府面對原住民族遭受到的壓迫時，經常採取從分配角度的優惠性待遇作為改善的手段。像是透過安置政策將拉瓦克部落的居民移住到規劃的住宅區，或是給予原住民族加分優惠來促成平等。但這樣的平等卻是由同一性建構的，即使改善了分配，卻無助於改變生產族群不平等的結構，甚至是深化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壓迫，像是在安置政策下逝去的部落文化或是漢文化本位的教育造成原住民族的後代不了解自己的文化進而失去族群的獨特觀點。

 

　　正義的願景：解放的想像

 

　　對於差異政治的具體實踐，楊提出了具有「群體代表制」的溝通民主。楊認為，如果能夠將各個被壓迫的社會群體組織起來，透過集體賦權，使其能夠反身性的理解他們在這個社會脈絡中的集體經驗和利益，再使其特殊觀點能以代表制的形式進入議題的審議中，並且當政策是關於群體的直接利益，群體能夠擁有否決權。

 

　　楊的群體代表制或許是現在最能完善解決結構性壓迫的做法，透過對決策結構的改變直接消去原先階級、種族或是性別上的不正義，從而透過發聲瓦解文化帝國主義和同一性的公共假象。放在拉瓦克部落的爭議上實作，或許能從其奠基於原住民族文化和部落生活的特殊觀點，看見資本主義與不斷開發建設的繁景以外的城市想像。

 

　　但這個方法並非全然完善，其在實作上的困難也招致了許多的批判。像是經過學者Will Kymlicka即估計，楊所列舉的被壓迫人數，高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此有人認為，社會群體的概念關注了所有層面的差異，也使得社會的壓迫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群體代表制從決策效率的面向來看，似乎顯得不切實際。而當所有人幾乎同時是壓迫者又是被壓迫者，究竟要如何理解正義呢？

 

　　楊在書末提到了一個城市的想像：城市是容納並尊重差異的，而所有人都可以帶著不同的差異，在多功能且不排除的都市空間中，依著彼此的親近性互動。這座城市的界線，是開放而未決的。

 

　　這樣開放而未決的界線，正是對於上述問題最好的回應。正因為每個人都同時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因此正義從來不是誰說了算。社會群體這樣層層交疊的特性，使得每個個體的差異都依附著一層社會關係的意義，能夠與他人擁有共同的經驗與利益，不會淪為自由主義式個人私領域與社會全然無關的原子化；同時，這些群體間的差異不需要為了同一個社會理想而奉獻或消去，不會被收編到社群主義同一性的理想中。所有人都是壓迫者也都是被壓迫者的情況，使得正義看似難以理解，但這是因為正義本來就並不是非黑即白的教條，而是在對話中從更多層面去理解差異之間消去壓迫的可能。

 

　　溝通民主需要極高的運作成本的可以想見的，為了不造成壓迫、不簡化或忽視掉差異，又得在其中尋求共同的出路，必然得花上相當的精力和時間成本在溝通。但這是因為溝通之於正義是必須且重要的，若是為了效率而形成或鞏固了壓迫的結構，那帶來的繁榮也只會是屬於優勢群體的。

 

　　楊所提出的差異政治在實踐上與效率等方面的需求是否必然是零和賽局或許還有待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但終點是什麼樣子並非重點。對於正義的呼求，並非是試著塞進既定理想的企圖，而是對於當下的不正義的關懷與更好未來的期許。《正義與差異政治》最大的價值在於，它開啟了一個解放的可能，並提醒我們永遠不屈服於現狀的不正義。

 

 

（本文作者為高雄高級中學在學學生，2001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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