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駁的雙手，撐起了布袋戲的傳承之路，但卻仍在巨人的陰影下奮力狂舞。陳錫煌師傅是李天祿的長子，傳統上入贅長子需從母姓的習俗，竟成了他與父親一輩子的疙瘩。他與父親不是太親近，卻一生以父之名被記憶，從小父親對他極為嚴厲，生在一個布袋戲世家，男孩想得到父親讚許的目光也許僅有繼承父業一途，他苦練操偶技術，最後卻是弟弟接手了父親的劇團，而他選擇離開，只帶走了一只紅盒子和裡頭的田都元帥。

　　這樣的父子關係非愛恨情仇就能拼湊完成，兒子模仿父親、繼承父親、成為父親，最終逃離父親。兒女對於雙親也許有諸多埋怨，卻還是無意間復刻他們的模樣與神韻。片中有一段聲音，重疊著李天祿與陳錫煌的聲音，兩人都說著自己的父親入贅所以與自己不同性，兩人都說著命運的難以改變，有些聯繫根本無法掩蓋，也難以釐清。

　　《紅盒子》除了揭露陳錫煌師傅欲脫離父親國度的掙扎外，也迎來布袋戲的遲暮。布袋戲本是某些人們的生活工具，但它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偶被高高舉起，偶被棄於暗室，被尊為傳統藝術，也代表著它於這個現代的殘喘之姿。他的口白本是以台語呈現，卻開始有了中文的布袋戲，它被放上反共抗俄宣傳的行列，它也曾被稱之為落伍並被禁止播放與演出。身為文化的一種可見的表現，已經注定了它將浮沉於國家政策的命運，也許本來情況不至於太嚴峻，他是人們生活的工具，自會找到它的出路，但被被稱之為「藝術」後似乎自成了一種專業領域，開始有人想成為「大師」，而多數人對於「藝術」，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應當看不懂，即使他曾是許多台灣人的日常。

　　最後將近十五分鐘的時間，陳師傅表演了一段無對白的故事，他曾經表演給聽障兒童看，而在許多人越來越聽不懂台語的今天，也許這段戲同樣適合我們。

　　關於一部紀錄片，導演想說的、想拍的太多，不論是紀錄片或是民族誌這類電影，都強烈傳達導演想表達的中心思想。諷刺的是，十年前楊力州導演想拍的是傳承，十年後呈現出來的是消失。他一直在挑戰紀錄片的「框架」與「想像」，走入鏡頭，露出攝影場景等等，很難去說這樣的方式好或不好，只能說觀影的人喜不喜歡。但這的確凸顯了多數在演員身上才會發生的問題——入戲。在一部一部紀錄片完成之後，如何說再見是個難題，導演必須與被攝者建立關係才得以紀錄得更深入，但他介入的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一段人生，影像停在這裡，他們的關係該退到哪一幕去？

　　傳統藝術究竟該不該被保存？它是一個文化的根，但文化是流動的，要如何反駁當今的文化不能代表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們，對於許多人來說，有價值的文化自會被保存下來，而即使是導演都無法否認台灣社會已經越來越不需要布袋戲了，娛樂太多，甚至導演以一項更被大眾所接受的娛樂（電影）來紀錄一個即將消失的娛樂。本片最大的價值也許在於幕後那些未被剪入的操偶片段，將這些技法留下影像紀錄，也許我們無法阻止它的消失，但卻能期待它再次復興。

電影資訊

《紅盒子》（Father）－楊力州，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