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曾經有過不少論爭，但恐怕沒有任何一場論爭，像是柏克與潘恩的論爭──一場「可能是有史以來用英語進行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爭」──那樣全面地檢視了我們當前的政治生活，形構我們對於「政治論爭」的想像。李文（Yuval Levin）的《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一書，細緻且全面回顧了柏克與潘恩在各種議題上的交鋒，翻翻目錄，我們就可以初步勾勒出柏克與潘恩在這些議題上的針鋒相對：關於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是「自然與歷史」以及「正義與秩序」的交鋒；在政治變革的議題上，這是「理性與慣例」以及「革命與改革」的交鋒；對政治生活的本質，表現為「選擇與義務」以及「世代與生活方式」的交鋒。這些方方面面的交鋒，正構成當前左翼與右翼的政治論辯基調。

　　重新回顧這場論爭對我們來說至少有三個意義，首先，它體現構成我們當下政治生活，以自由主義與普羅民主為基底的意識形態在概念系譜上的複雜。潘恩繼承了社會契約的論述，把政治秩序視為具備自然權利的個體之間，出於自由意志結合的成果，而頗值玩味的是，他在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之間構思了一個中介狀態：一個沒有政府的「自然社會」。這是潘恩超越社會契約論者之處，社會契約論者主張政治社會的存在能夠約制個體行使自然權利所帶來的必然混亂，無論這個混亂是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或是洛克式不方便的狀態。但對潘恩來說，在這個中介的「人造」自然社會，自然權利的運用與個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不存在衝突，在自然權利的基礎上，個體之間透過「公民權利」形成了彼此和平共存的自然社會，公民權利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指人作為社會一員應有的權利…一切與安全與保護有關的權利」，它本質是一種集體協力的「自然」造作，讓「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全部二十人具有的力量」。

　　潘恩重新構思了秩序在歷史起源上的迷思，既然自然權利與公民權利存在平順的過渡，社會契約論中所有約制自然權利的制度，都失去了論理上的權威。而對柏克來說，一切人造的制度，它是審慎的產物，在群體生活中，它折衝了力與力的關係，讓人造的政治社會，免於陷入直接的衝突與毀滅。潘恩否認歷史本身具有任何權威，所有歷史性的，聲稱有權威的制度，都必須放在一個簡易的政治原則下審視，來判斷其正當性，依據潘恩對於自然社會的構想，所有的政治制度在自然社會這個尺度之下都是腐化的。

　　對於社會契約論者念茲在茲的混亂問題，潘恩強調，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難題從來都不是權威的缺席，而是權威太過搶眼以致與盜匪無異。這是柏克與潘恩論辯的核心問題：是原初的自然社會，還是人類生活演進的歷史具有權威？這個問題也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風行伊始時的核心論爭：如何處理「在原則上」不甚妥當，但「在歷史上」行之有年的政治社會制度？包括蓄奴、貴族制、局部性的普選等等。

　　柏克聲稱需要捍衛，或者需要審慎對待的政治社會制度，在今天很多已經成為明日黃花，某種程度上，一如柏克所預料，歷史自動汰換了不適切的東西。但柏克不是一頭熱的進步論者，更非「歷史終結論」的鼓吹者，比起相信「我們具有讓這個世界重新來過的力量」的潘恩，柏克毋寧更加審慎，柏克是「當他駕駛的船因為超載而向某一側傾斜，平衡狀態被打破，他就會給船上加上一點理性的力量，以維持平衡」這樣一種人，恐怕是第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他相信人類社會生活的複雜，會讓我們對於賦予某個單一對象全部的權威感到惶恐，這是為什麼他對潘恩的「原則」持保留態度的原因。

　　柏克對人類生活中的種種「調節」（mediation）抱持敬意，從他對代議制度的態度可見一般。在政治生活中，代議制度不是潘恩式自然社會的直接衍生，或者抽象人民主權原則的具現，代議制度首先是種種相互折衝社會制度的一環，在柏克的時代，它是抗衡君主與貴族的制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對普羅民主的調節，立法機構的真正目的是「對政府的普遍認識給予指導、形式、技術的外衣以及具體的認可」，構成現代政治生活的普羅民主需要調節，以歷史規律之名進行的革命也需要調節（黨、意識形態或霸權等等），這是柏克與潘恩爭辯需要重新回顧的第二個意義：一個政治場域專有的問題意識：政治與調節之間的張力。

　　潘恩相信，政治的真理已經在行動中，任何妥協的要求（那怕是一點點）都是沒有意義的退縮，這是人類政治史上真正的「事件」，「以往號稱的革命，不過只是換上幾個人，或稍稍改變一下局部狀況……可是，因為北美與法國的革命，我們看到現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煥然一新，一系列原則就像真理和人類的存在一樣普遍，並將道德與政治上的完美與國家的繁榮結合在一起」。而對柏克來說，看著後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讓他更堅信，對政治生活來說，「真理」的勝利無疑是個前所未見的災難，「我非常肯定當一個民主政體出現…嚴重分歧時，公民的多數便能對少數施加最殘酷的迫害…幾乎比我們可能畏懼的單一王權殘暴得多」，柏克預言了20世紀：一個在哲學上在原理上無誤的原則，一旦以勝利者的姿態，不加調節地運用到政治場域，將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從這點來說，柏克恐怕是第一個極權主義的預見者。

　　最後，重新回顧柏克與潘恩的爭辯，還有一個關注政治論辯修辭的重要意義──如同李文觀察到的──潘恩與柏克形象的基進化與轉化。一方面，在往後的政治論辯中，潘恩經常被社會主義者當成同路人，但潘恩自己對於社會主義的各種理念無疑都非常陌生，而柏克也因為對某些議題的表態，同樣被過度保守化，而忽略其思想的時代限制。另一方面，更為有趣的是，兩人形象在當代政治論辯的左右陣營中的轉化性挪用，例如右派旗手雷根曾提醒自己的支持者潘恩對於改革失能統治制度的呼籲，深受左派同情的歐巴馬則把自己說成一個避免劇烈變革的柏克主義者。

　　潘恩對於革命的籲求，對於歷史制度建制權威的反抗，固然與當前全球風起雲湧的抵抗運動同聲相應。而也同時，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不是看到了迫切要求全面變革，種種潘恩式真理的變體？這些口號像是：市場必須自由化，流氓國家必須民主化，一切與政治「真理」相悖的物事，像是象徵前現代的溫情聯繫，都必須用國家的力量全面剷除，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柏克對於漸進式變革的呼籲，或許可以在所有捍衛舊體制者中得到了共鳴。但柏克對於正義社會的構想──不存在正義的終極狀態，只有秩序與自由的平衡──不也成了當前基進民主論者、審議民主論者與多元論者的交疊性共識？

　　思想在離開自己原先的時代脈絡後，被轉化地挪用而產生變異，導致其自身的修辭化成為政治論戰的軍火庫，往往更加展現其生命力。從這個政治修辭論爭的角度來說，回顧這場徹底檢視政治生活──柏克與潘恩的大辯論──或許不僅僅只是思想上，中性的智識考究，也絕不是要我們在左與右兩個僵固的立場之間擇一。相反，回顧論戰中的種種交鋒，提供了一種讓我們可以機靈將之運（挪）用，重新作為不同政治論述策略的可能。

書籍資訊

書名：《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作者： 李文（Yuval Levin）

出版：時報

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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