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情殺，是對女人全體的仇恨犯罪：《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情殺，是對女人全體的仇恨犯罪：《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張茵惠

2019/05/09 12:00

清水潔的作品《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記錄他如何追查日本「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背後真相。

　　我的朋友Ｌ那年考大學，七月時節，應試場地在燥熱的南方。中午母親陪她午餐，在乏味的小餐館外，她看見了那個跟蹤她三年的人，站在玻璃門外，直勾勾的看著她們母女。他沒有進一步做什麼，就只是看著她。

　　午飯固然是吃不下了，無論是因為考試的壓力，還是因為那個人從頭到尾站在那裡，並不打算隱藏自己。她並不真的認識這個人，幾乎是突然出現的，為了躲避如此執著的「追求者」（至少警察是這麼說的，「為什麼報案？漂亮女孩子有追求者不好嗎？」），三年來她拜託家人做了各種努力，但是她逃不了。就連考大學的日子都躲不過這個人的糾纏。

　　為什麼他會知道她的考區在哪裡？為什麼他會知道母親跟她臨時起意決定的用餐地點？究竟他跟蹤了她多久？後來她北上念書，這個狂熱「追求者」依然總是找得到她，永遠不忘記她，無論換多少次電子郵件地址，他的信總會出現在她的信箱裡。在他的信件裡，展示了他的邏輯：我的朋友與他是命中註定的戀人，儘管一時分開，最終總會在一起。

　　那個人的信件並不暴戾，甚至，充滿了愛──對他自己個人的寬容與愛。他慷慨地拒絕現實告訴他的真相，這個女人不愛他，也永遠不會愛他，於是自己編造了一個更美麗的故事版本，這個版本裡女主角是他，男主角也是他，他跟自己相愛得多麼起勁。

　　當我閱讀清水潔記者撰寫的真實記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第一個想起的就是我的朋友Ｌ。她曾經如何受困於來自男性的騷擾，如何不被警察理會。她如何逃了又逃，但這個世界並沒有決心要幫助她。因為她當時是如此年輕又漂亮的女性，「有追求者不好嗎？」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描述日本「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1999年10月26日一名女大學生倒在埼玉縣桶川車站外，被人以匕首刺殺身亡。奇怪的是，警方對此並不關心。媒體則是對死者的衣服、鞋子跟包包樣式更有興趣，比起督促警方追查兇手，日本媒體幾乎一面倒的判斷受害女大學生「喜愛名牌，自做自受」。他們把死者貼標籤為酒家女（她並不是），並且認定她是因為崇拜名牌又不檢點，所以遭到情殺。

　　媒體的風向是怎麼來的？一開始可能是來自於警方故意釋放片面資訊。畢竟，一個純真又無辜的被害人，會給警方更大的結案壓力。如果讓社會大眾認為「被害人也有錯」，警方的壓力就小一些了。畢竟，日本是刑事偵查起訴後「99.9%」有罪的偉大法治國家嘛！警察幫檢察官蒐集證據的工作可是很重要的哦！

　　但如此無聊瑣碎的訊息，諸如身上包包多少錢，鞋子是厚底鞋還是不是，為何會讓日本大部分的媒體見獵心喜隨之起舞？說穿了，媒體代表的是主流民意，有觀眾才有媒體，無論你喜不喜歡，桶川殺人案起初的輿論走向意味著1999年日本的主流民意就是認為21歲的年輕女性橫死街頭，哦她身上還揹著名牌包──「肯定是婊子，去死！」婊子自己死了就像是垃圾自己走進垃圾車一樣，讓民眾覺得社會還是安全的，甚至更乾淨了一些。兇手是誰？算了啦不重要。

　　1999年，泡沫經濟已經崩潰，但「泡沫經濟女孩」（徹夜狂歡、揮金如土）的負面形象卻依然留存在社會大眾的視覺殘像中。受到經濟萎縮影響的社會大眾，想必都很想找誰出來負責，但沒人想檢討自己或者政府或者資本主義──好耶，那就檢討女人好了。

　　這樁殺人案固然有真正動手的那個人，也有下令動手的那個人，兇手固然有他自認為合理的行凶理由，類似「敢跟我分手的女人就得死」，沒什麼新意。他殺人之前進行了數個月的恐嚇與跟蹤，散播被害人的謠言，威脅被害人要殺死她父母。說真的也沒有什麼讓人意外的地方，讓人意外的是，當被害人終於鼓起勇氣向父母坦承自己遭到前男友脅迫，父母帶著她一同去報警，警方卻不理她。

　　埼玉分局的面目此時看起來已經跟加害人沒什麼兩樣。更可怕的卻是，埼玉分局不代表它自己。這不只是「幾個懶惰員警吃案、上層跟著包庇」，如果只是這樣的問題，彷彿把派出所每個房間全程錄影錄音就會有救。埼玉分局的警察起初並沒有特別想要為惡，他們只是純粹的展現了社會的意志──前男友威脅要強姦你再殺了你，是你自己的問題，你自己解決。

　　為什麼情殺的受害人總是以女性居多？或許有個簡單的答案，就是暴力犯罪的行為者本來就是以男性居多，情殺屬於暴力犯罪的一環，在異性戀佔人口比例較多的前提下，受害者是女性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異性戀男性被女性拒絕時，有些人會選擇殺死對方？這看似沒有解答，但其實答案非常明顯：暴力情殺是一種由全體男性對全體女性執行的「仇恨犯罪」。但因為規模太大，歷史太久，所以我們無法第一時間意識到這類犯罪的本質。

　　現代我們提到仇恨犯罪，想到的可能是有人衝進同志酒吧開槍掃射、黑人無故被白人圍毆、猶太教堂被放炸彈。但有一種更久遠的仇恨犯罪存在我們生活之中，我們視而不見──對「穿裙子的那群」的貶低、侮辱跟殺戮。

　　追求女性被拒絕為什麼不調整心情換下一個追求對象就好？女友離去固然傷心難過，但總會遇到下一個人不是嗎？怎麼做都比散播她的裸照、殺死她的寵物、甚至剝奪她的生命來的好，為什麼選擇了東窗事發必定會遭到法律制裁的手段？對這些人來說，「穿裙子的」沒有資格離棄「不穿裙子」的人。換句話說，站著尿尿的人如果遭到蹲著尿尿的人貶低，那麼他的自我價值就會淪為比蹲著尿尿的人還要低。因為自我受到「比較低賤」的族群否定，所以產生了乾脆毀滅對方的心理。

　　當明顯的情殺案件出現在社會新聞上時，注意一下媒體使用的是什麼形容詞：「莽夫」、「衝動」、「情緒失控」、「苦戀不成」。拿刀捅人的瞬間當然是需要一股衝動才能做到，但是決定殺死對方的心理過程卻顯然不是一時衝動。從內心呼喊著「我好傷心」到「要殺了你」之間本來應該有非常長的一段距離，不應該那麼容易走到決定殺人的那一端，但社會整體對女性的鄙視跟厭憎，以及一體兩面的對男性的期待跟壓迫，加速了這個過程。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根據書裡的說法，第一次是被刀子殺死，第二次是被警方殺死，第三次是被媒體殺死。但其實就我的觀點，她三次都是一樣的死因：被社會殺死，被社會殺死，被社會殺死。讓人欣慰的是，日本始終還是存在著有正義感的調查記者，像是清水潔這樣，不受到事件表面的虛像蒙蔽，願意承擔來自受害者朋友和家人的悲願，鍥而不捨的追查，讓警方面對自己的錯誤，也讓真相水落石出。

　　當年那個女孩躺在自己的血泊中，距離她第一次在遊戲場偶遇奪走她生命的人，甚至不到十個月。稱這樁兇案為情殺，未免也有些可笑：那真的有可能是什麼了不起的感情嗎？但顯然是相當傷不起的自尊、也是真的惹不起的「站著尿尿的優勢族群」吧。1999年到現在，台灣與日本的社會有所改變了嗎？希望有，但或許真相是──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多。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中文版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