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根．德凡（Megan Devine）

譯｜謝慈

 

　　我們的文化中，關於悲傷和死亡的部分可說是怪異之至。我們會加以批判、責怪、解構，並且試著最小化。我們不斷尋找問題，彷彿想證明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她運動量不夠，沒有補充足夠的維他命，或是補充得太多。他不應該靠路的這邊走。這個國家的雨季向來有水患，他們根本不應該去。明知道最近治安不好，她根本不該去酒吧。看他現在這麼難過，想必在事情發生之前狀況就很不穩定了。我猜他們一定有童年的未竟事件：瞧，這就是過去創傷會造成的影響！

 

　　一個人所經歷的傷痛劇變越突如其來，就會聽到越多的批評和糾正。這就好像我們沒辦法接受一個吃早餐時還好好活著的人，午餐前卻已經過世。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吃得好、天天運動、為人和善的人，會在三十四歲時罹患癌症過世。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明明很健康的孩子，卻在小小的感冒咳嗽後一病不起。為什麼有人騎自行車上班時，明明騎在自行車專用道上，穿著反光的服裝，車上也裝了閃燈，卻還是會被撞到導致瞬間死亡。一定是他們做錯了什麼，一定得有個理由。

 

　　如果一個人似乎什麼都做對了，卻還是可能會死，這麼想起來真的讓人害怕。看著別人被悲傷撕裂也很可怕，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也會面對同樣的情況。

 

　　這樣的失去和痛苦更突顯了生命充滿不確定的本質，生命要發生劇變是如此容易，教人猝不及防。

 

　　馬特過世後，我讀到一則相關的新聞（唯一的一則），責怪他沒有穿救生衣，才會導致溺斃。穿救生衣去游泳。文章下面比較有禮貌的評論將馬特形容成天使，看顧著每個人，即便是不認識他的人。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有更多評論則指責我不應該「逼」他下水，或痛罵我們太愚蠢沒有常識。

 

　　馬特過世的日子裡，我不只一次偷聽到人們的對話，都在苛責我對馬特過世的反應。要知道，我並沒有在公共場所大吼大叫，沒有胡亂打人施暴，也沒有在哪裡引發混亂。我只是非常、非常難過，而且對此相當坦承。

 

　　檢討受害者與責怪的文化

 

　　我所經歷的責怪和批判，無論是針對我的悲傷或是馬特的死，都不是唯一特例。大部分悲傷的人都曾經在痛苦中，覺得自己受到批判或羞恥。

 

　　特別是當你的經歷很不尋常，牽涉到暴力或是意外，你所接收到的責怪就會格外激烈：我們會立刻指出其他人做錯的地方。那個人做了什麼荒謬或愚蠢的事，是我的話絕對不會那麼做。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我們安心，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常識，讓自己和所愛的人都能夠很安全。而假如不好的事真的發生（絕不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也能夠堅強地處理面對。悲傷不會讓我們一蹶不振，我們能比其他人處理的更好。一切都會沒事的。

 

　　布芮尼．布朗博士的研究指出，責備是我們宣洩痛苦和不適的管道。急遽的悲傷提醒我們生命如此稍縱即逝，其他人的夢魘證實著我們很可能會是下一個。這都令我們感到難受，我們必須做點什麼（或者該說想點什麼），才能減緩這樣的不適，並且維護自己的安全感。

 

　　如果當你在痛苦中，有人對你說：「我根本無法想像。」事實是，他們可以想像，他們的大腦已經自動開始想像了。身為哺乳類動物，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彼此相連。同理心其實是我們的邊緣系統和其他人的痛苦（或喜悅）產生的連結。接近其他人的痛苦，會讓我們感到痛苦，因為大腦知道我們彼此相連。

 

　　看見痛苦的人會引起我們的反應，而這樣的反應讓我們很不舒服。當我們的內心察覺到，自己也可能身陷同樣的處境，就會關閉同理心的中樞。我們抗拒彼此的連結，轉向批判和責怪。

 

　　這是我們情緒上自我保護的直覺反應。

 

　　在個人的層次我們會這麼做，全球的層次亦然，這從我們文化長期對於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暴力就可見一斑：受害者一定是做了什麼，才會咎由自取。從人們對於大型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反應也可以看出：在二〇一一年的日本海嘯之後，有人說這是珍珠港事件的「因果報應」。

 

　　我們對於其他人的痛苦，在許多方面和形式，都是用責怪來反應：假如發生了什麼糟糕的事，一定是你自找的。

 

　　責怪其他人的痛苦（無論來源是悲傷或是人際間的暴力）是我們的直覺反應機制。我們可以迅速地妖魔化對方，而非試圖同理；迅速針鋒相對地辯論，而不是坦承面對痛苦的處境。

 

　　在我們對於悲傷的恐懼，以及面對悲傷和失去的方式的最根源，有著對於連結的恐懼。我們害怕去承認、害怕真實感受到彼此間的緊密關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其實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們在其他人的痛苦中看見自己，而這並非我們所樂見。

 

　　災難和死亡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同理反應，驅使我們深入其境，承認無論多麼努力保護防備，這都可能發生在自己或所愛的人身上。我們不願看見人生中自己所能掌控的其實少之又少，於是幾乎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迴避。因此，最初的邊緣系統連結，就轉變為腦幹的生存直覺，這種排拒他者的反應會將痛苦的人歸在錯的那邊，而我們則永遠在對的那邊。我們會和痛苦保持距離，不願意被其淹沒吞噬。

 

　　責怪的文化能讓我們安全；或者應該說，讓我們相信自己很安全。

 

　　為什麼我們總是避免痛苦

 

　　我們迫切地想要確保所愛的人都很安全，而且永遠都不會受到危害。我們迫切地想要相信無論發生什麼事，自己都能存活下來。我們想要相信自己能掌握一切。為了維護信仰，我們的文化創造並維持著一套虛幻的美好信念：只要抱持正確的想法、做正確的事，跟上時代／不過度依附／夠樂觀正面／信仰忠誠，一切都會很美好。在第3章，我們討論了文化的救贖和轉化情節，這也是生存安全機制的一部分。

 

　　痛苦和悲傷從未被視為面對失去的健康反應，因為這兩者都太具威脅性了。我們對於痛苦和悲傷的恐懼有多深，抗拒就有多深，唯恐自己會遭到吞噬。

 

　　問題是（或問題之一是）：這會讓社會建構並接受責怪批判的結構，任何艱困和痛苦都會遭受到羞辱和批判，以及盡快回復「正常」的催促。假如沒辦法超脫痛苦，就代表你又做錯了什麼。

 

　　那麼神呢？

 

　　如果在討論文化中對於痛苦的迴避時，沒有提到組織性宗教扮演的角色，那就是我的疏失了。當所愛的人生病或陷入危險時，我們會祈禱他們能平安。假如他們活下來，我們會感謝神讓他們逃過劫難。

 

　　「感謝神的保佑」，是人們在事情圓滿時傳達慶幸喜悅的常見語言。正如我們在第2章所討論的，這句話有隱含的下半段：假如神拯救了某些人，特別是在禱告之後，那麼意味著其他死亡的人，或是結果不如人意的，都沒有受到保佑。或許是禱告詞以及努力禱告的人都失敗了，又或許捉摸不定、全知全能的神有不拯救他們的理由。正如雪兒．史翠德寫下的，若相信宇宙存在掌控一切的力量，能決定人的生死，就會建構出「虛假的階級關係，當中有些人蒙福，有些人則受到咒詛」。

 

　　事實上，史翠德的描述太精闢，我也無法再寫得更好了。在《暗黑中，望見最美麗的小事》這本書裡，一位母親思考著上帝在孩子從致命疾病中痊癒所扮演的角色（或是上帝為何一開始要賜予她孩子），史翠德與她對話，並問她假如神讓她的孩子死去，她是否還能保持信心：

 

有無數的人因為信仰無法解釋或辯護的理由而受苦受難。而你提出問題（為什麼上帝這麼做？）則會創造出虛假的階級，區隔蒙福和受詛的人們。用個人的好運或厄運當作上帝是否存在的試驗，只會建構出不符合邏輯的二分法，並且降低我們的同情心。其中暗示著，只要虔誠就會得到報償，是違反歷史、現實、道德和理性的。

 

　　很多人相信神可以因為受到人類請求而改變決定，其間牽涉錯綜複雜，在人類的歷史中不斷磨難著人們。我們無法接受慈愛的神（任何文化傳統皆然），竟會讓個人或全球性的災殃發生。面對認知的失調，我們只好告訴自己宇宙間存在某種力量，是可能透過自身的行動和祈求來討好或觸犯的。這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在看似隨機而且充滿不公義的宇宙中，擁有一些力量和控制。

 

　　無論任何文化傳統的根基，都是呼籲我們不管人生如何，都彼此相愛陪伴。信仰的本意並非是一種改變任何結果的手段。如果相信神會像販賣機一樣，根據我們對「蒙福」的觀點改變而掉出獎勵和懲罰，其實對於艱困中想依靠信仰的人來說，反而是種阻礙。對於信仰的定義太過狹隘，其實也貶低了我們自古的美麗傳統：相信有比我們更偉大的存在，能幫助我們活下來。這樣的存在能與我們並肩，幫助我們面對自己的生命，卻不會告訴我們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誰該受到拯救，又有誰該繼續受苦。

 

　　我們用信仰來掩飾對於安全、控制和連結的恐懼，但這只是責備文化主流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並且為已經很艱難的道路再加上信仰的殘酷。

 

 

 

書籍資訊

書名：《沒關係，是悲傷啊！：直視悲傷的真相，練習守護自己與關愛他人的情緒照護指南》 It’s OK That You’re Not OK： Meeting Grief and Loss in a Culture That Doesn’t Understand

作者：梅根．德凡（Megan Devine）

出版：遠流

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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