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記得任期短短兩年的傅斯年，但不記得為了台灣人有自己的大學而拼搏一生的林茂生。為什麼？後者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而在某一刻之後人間蒸發，屍骨無存。

 

 

文｜駒込武

譯｜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

 

　　創造「我們的大學」

 

　　在日本戰敗後，林茂生參加的活動很多樣化，但主戰場仍然是學者、教育家的工作，特別是臺灣大學教授的活動。林茂生就任臺灣大學教授的經過如下。

 

　　1945年10月，國府派遣羅宗洛至臺北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羅宗洛出生於浙江，在北海道大學農學部專攻植物生理學，於廣州中山大學等處執教鞭。同樣被任命為接收委員的還有陸志鴻、馬廷英。陸志鴻也是浙江省出生，東京帝大工學部畢業；馬廷英是遼寧省出生，東北帝大理學部畢業。應該是政府認為接收事務需要日文能力，因此包括羅宗洛在內，三人皆有留學日本經驗。羅宗洛搭乘美國軍艦於10月17日在基隆上岸，臺北帝大唯一的臺灣人教授杜聰明到臺北車站接他。

 

　　住在臺北帝國大學總長〔校長〕官舍的羅宗洛，從杜聰明處得到基本資訊，並委任他擔任醫學部接收委員。陸志鴻接收工學部，馬廷英負責理學部，羅宗洛自己負責農學部，因此只剩下文政學部沒有人負責。羅宗洛在回憶錄中說明：「探聽得在臺灣同胞中有林茂生者，是留學日本專攻教育學的文學士，且曾到美國鍍金。在臺灣人中頗有名望，特請其負接收文、法學院之責，他愉快地接受。」

 

　　10月29日，羅宗洛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申請在接收委員中加入林茂生，得到陳儀長官裁可，於11月1日發出人事命令。11月15日舉行臺北帝大接收典禮。現場中華民國方面有羅宗洛、陸志鴻、馬廷英、杜聰明、林茂生等人；日本方面有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及各學部長等人，交接公印、會計帳簿等。各學部改稱學院，大學預科改稱先修班，文政學部分成文學院和法學院。

 

　　關於接收典禮，羅宗洛在日記中記載：「聞林茂生先生言彼等對接收之方式甚不滿意。有『此大學究以日人為主，抑以中國人為主？』、『光復的是臺灣，抑是日本』。」林茂生到底為什麼這麼激憤，並沒有明說；但很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大量留用日本人教職員；二、登用臺灣人教職員十分消極；三、文學院長人事糾紛。

 

 

　　第一，關於日本人教職員留用。

 

　　接收典禮前不久，10月21日，醫學部學生透過學生聯盟決議，要求「必須將日人之勢力一掃而光」，他們主張就算因為日本人教授被趕走，使大學程度下降，責任也自負。學生這種行動，反映他們在過去以日本人為中心的大學累積太多委屈。

 

　　結果大大違背學生的想法，很多日本人教授被留用。1946年1月，被留用的日本人教授，文、法學院二十三名中只有二名；但其他自然科學系的學院（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醫學院）共六十五名教授中留用五十五人。臺灣人教授在整個大學中，包括林茂生、杜聰明在內僅僅九人。自然科學系留用者很多，很可能因為國府從戰爭結束前，就訂定留用日本技術人士做為人力資源的方針。

 

　　第二，登用臺灣人教職員之消極性。

 

　　如前述，文、法學院以外的日本人教授大半被留用，因此幾乎沒有職缺。錄用臺灣人傾向比較明顯的，只有醫學系的助教缺。文、法學院雖然有解雇日本人的方針，但臺灣人的錄用遲遲沒有進展。林茂生應該就是對此事有很大不滿，從以下他與臺灣年輕研究者的交流也可明白。

 

　　林茂生在臺灣大學接收以前，就與負責新世代臺灣研究的年輕研究者有交流，以臺灣研究之深化、普及為目的，創設臺灣人文科學會。10月14日舉行臺灣人文科學會創立大會，林茂生被選為委員長。會場上，「莫不痛論日本政府時代之壓迫人文科學研究，於興奮裏八時余□□散會」。接收前不久的11月12日，臺灣人文科學會召開委員會，除了委員長林茂生出席之外，還有陳紹馨、吳守禮、黃得時、楊雲萍等委員。林茂生之外，其餘都是1900年代出生的新進知識分子。

 

　　陳紹馨就讀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時，曾受教於林茂生，在其影響下加入臺灣文化協會。其後在東北帝大學習社會學，1942年就任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土俗學及人種學講座副手。吳守禮1933年進入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專攻東洋文學，畢業後成為副手，研究中國古典，並研究臺灣語。黃得時也在臺北帝大專攻東洋文學，畢業後擔任《臺灣新民報》記者。楊雲萍留學東京時，在文化學院學習文學，返臺後創刊白話文雜誌《人人》。

 

　　這些臺灣人共通的經歷，是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參與《民俗臺灣》。《民俗臺灣》是1941年以民俗學研究者池田敏雄、臺北帝大教授金關丈夫等日本人研究者為中心而創刊的雜誌。此時期，總督府停止引起臺灣人社會極大反感的寺廟整理運動，開始想利用在地文化達到戰時動員的目的。因此，可以容許像《民俗臺灣》這樣，同時有日本人研究者及臺灣人研究者共同參與的臺灣研究。創刊之際，陳紹馨、黃得時都列名發起人，楊雲萍、吳守禮都有投稿。林茂生自己只有參加一次《民俗臺灣》的座談會而已，但他與這些年輕研究者應該彼此相知相惜。

 

　　《民俗臺灣》的日本人對臺灣人文科學會的創設有點冷淡。池田敏雄的〈敗戰日記〉中記載：「臺灣新報、臺灣人文科學會成立。有林茂生（發起人代表、委員長）、陳紹馨（經過報告）等名字。雖說是純學術團體，但其實排除日本人。」池田也記錄此時期金關丈夫與陳紹馨的對話。關於《民俗臺灣》，金關對陳紹馨說：「若有適任者，則隨時可以準備被接收的工作。」陳紹馨回答：「臺灣人不是沒有適任者。過去是因為就算想做，也沒有辦法做，才會被拉到後面去的。」陳紹馨離開後，金關說：「以他們的實力沒辦法做出好東西吧。只看編輯技術，恐怕要退化二、三十年。」池田自己也認為「陳氏對金關先生說了大話」，顯然同意金關。從這裡來看，日本人即使經過敗戰的經驗，也還是無法抹去看不起臺灣人的殖民者意識。林茂生等人「排除」日本人就算是事實，也是對付無法抹去殖民者意識之日本人的必要手段。

 

　　從這樣的文脈來看，11月15日接收典禮中，林茂生怒飆「光復的是臺灣還是日本」，其緣由很清楚。臺灣「光復」後的今日，不正是過去被排除在重要社會地位之外的臺灣人，應該取代日本人的地位嗎？結果，為什麼日本人仍然繼續坐著？戰後由中國來臺的「外省人」也好，從戰前即居住在臺灣的「本省人」也好，同樣都是「中國人」，那麼為什麼要如此尊重日本人的立場？

 

　　接收典禮之後，1945年12月陳紹馨就任文學院教授，吳守禮任文學院副教授，黃得時任先修班教授。楊雲萍在《民報》負責「學藝」欄，揮灑健筆；其後臺灣省編譯館成立後，被館長許壽裳登用為臺灣研究組主任。在這點上，臺灣人的錄用好不容易才開始有點進展，但整體來看還是極少數，文學院多數職位實質上仍是閒置。

 

　　第三，文學院長人事糾紛。

 

　　到了1946年8月，法學院長還未從中國赴任，也未任命文學院長。這個問題與林茂生自己的地位有關。接收典禮之後，羅宗洛就任代理校長，陸志鴻任工學院長，杜聰明任醫學院長，各個接收委員都就任院長。但林茂生並未被任命為文、法學院的院長。文、法學院院長要用林茂生之外的人，是陳儀長官的意思。接收典禮前十天，陳儀向羅宗洛提及文、法學院院長想招聘自己屬意的人。羅宗洛認為長官公署干涉大學校務是軍人式的做法，令人擔心，但沒有提出意見。1946年5月，羅宗洛辭去代理校長職務。這是因為他感到不滿，陳儀將臺灣視為「自己的獨立王國」，無大學自治，企圖介入臺灣大學的營運。8月，在陳儀推薦下，陸志鴻被任命為校長，接替羅的位子。陸志鴻基本上順從陳儀的意思。

 

　　文學院院長懸缺的異常狀況下，實際代理職務的是林茂生，公文署名為教務委員。雖然如此，林茂生還是不能成為文學院院長，這表示他一直被排除在經營管理體制的中樞之外。

 

　　關於臺灣大學的情形，林茂生擔任社長的《民報》頻繁報導。例如，1946年9月30日，《民報》刊載社論〈對臺灣大學的期待〉。其中也提到人事問題：

 

　　對臺灣大學第一個期待是，保持研究水準；第二是過去因日本人的「高等政策」，故意輕視「人文科學」之研究與教育的體制應該要加以改革；第三，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不存在，沒有必要隱蔽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因此應將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做為教育、研究的重點。提出這些期待之後，接著說文學院長還未到任，招聘的教授也很少。以上任一事實，「不得不感覺不滿，終於不得不感覺失望」。甚至，臺灣大學的經費是由「本省」負擔，「臺灣大學當然是我們的大學」，因此該文主張追究大學當局的責任。

 

　　社論的執筆者無法確認。像楊雲萍這樣負責《民報》學藝欄的人，也有可能寫社論，但是這裡所提出的期待，完全像是林茂生本人的願望。因為研究、教育臺灣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林茂生學位論文中也有同樣主張。臺灣大學經費是由臺灣人支付這樣的說法，也令人想起他自美國歸國後所說的「人民有納稅，當然應該有參政權」（本書第六章第一節）。

 

　　在日治時代，臺灣人學習臺灣歷史與文化的機會幾乎都被封閉。正因如此，充實臺灣大學的臺灣研究，創造「我們的大學」，是去殖民地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這是林茂生學位論文結論提出的要求，也是以全島為規模追求延續「臺灣人的學校」這個一度被中斷之夢想。但是受到人事阻礙、沒有大學自治等因素阻撓，這個夢想在1946年夏天時已經陷入死胡同。

 

 

　　孤立無援的島嶼

 

　　在臺灣大學所見到的死胡同現象，是在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等所有面向都可以看到的傾向。

 

　　1946年5月，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的林茂生次男宗義，為了就任臺灣大學醫學院助教返臺。久違的家人在飯後，林茂生提議「納涼說話」。但與輕鬆的「納涼說話」正好相反，父子間的對話內容非常沉重。

 

　　林宗義問父親，這幾個月間臺灣的變化如何，林茂生回答：「這幾個月來，每時每刻，所見所聞，都是壞的徵兆，都是新的痛苦……。我不得不懷疑以前的期望了。」甚至接著說，臺灣人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參政機會，在公共場所使用臺灣話也被禁止。才短短幾個月時間，要臺灣人怎麼學會講「國語〔中國話〕」，他們完全不考慮臺灣人的心情，藉口說：「因為你們臺灣人不會講國語，所以不能當行政官僚或教員……。」

 

　　以「國語」能力為口實，將臺灣人排除在社會有責任的地位之外，這種體制與日治時代一樣。選舉也是，1946年春天雖然舉行縣市參議會員選舉，但是與日治時代的州、市街庄協議會相同，縣、市參議會只不過是諮詢機關。任何重要的決定，取日治時代的總督府而代之的，如今則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林茂生小聲自言自語說：「臺灣在一夕之間又淪為二等國民。」接著又說：「不幸的是，戰爭終了至今，臺灣幾乎處於孤立無援的情況。我們的不滿和憤怒無處可訴。這是臺灣最大的欠缺，也是臺灣悲劇的一大原因。」然後，彷彿自言自語般，反覆地說「黑天暗地」。

 

　　林宗義問說，美國人不會幫助我們嗎？林茂生立刻回答：「大概沒有幫助吧。」他更進一步說：「自成一股政治勢力，或借用有武力的外國集團，前提是我們要有相當的空間、時間和財力才做得到。但是我們什麼也沒有。」

 

　　「歡天喜地」的時代一下就過去了，「黑天暗地」絕望的時代很快就來臨。如本書第一部小結所述，殖民地就是到處阻止被統治者想提升社會地位的努力，結果社會分成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人物輩出的一群人，以及被排除的一群人，而且這種隔絕成為常態。「一夕之間又淪為二等國民」，林茂生這句話表現出臺灣人想要脫離殖民地境遇的嘗試，已經受到挫折。

 

　　1946年8月，發生一件使林茂生更被逼入絕境的事。亦即林茂生不得不辭去被選為「臺灣省」政治代表者的機會，這等於把林茂生連根拔起。

 

 

　　走向「災難性屠殺」

 

　　1947年2月27日，臺北市內武裝的專賣局人員與警察毆打販賣私煙的寡婦，以槍托毆打其頭部，婦人不省人事。專賣局人員開槍恐嚇目擊者及來抗議的民眾，其中一人中流彈死亡。激憤的人群湧入警察總局及憲兵隊，要求交出犯人。當天一連串事件，因為起源於與香菸有關的流血事件，一般稱為「緝菸血案」。以下以林宗義的回憶為主軸，以日記形式描繪事件過程。

 

　　根據林宗義的回憶，2月27日，林茂生晚上很晚才回家，說了如下的話：「我們所有的臺灣人，對政府實在都感到挫折，幾乎到了迫切的程度。特別是現在，昂貴的糧食供應已是全體市民共同關心的事，尤其是勞苦大眾。我誠摯希望，這場與公賣局的衝突，不要引發更嚴重的暴動與混亂。臺灣人並沒有準備〔叛亂〕。」

 

　　2月28日，許多民眾齊集專賣局抗議。在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目睹其景的林宗義說：「年輕的、年老的，都很激動。十人百人，成群結隊，臉上都脹紅了。」有人敲鑼打鼓、有人高舉布條，要求懲罰向民眾開槍的專賣局人員，並改革行政。其後，民眾走向行政長官公署，機關槍由公署掃射。聽到槍聲的林宗義，忙著處理陸續被送到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的傷者。大家對機關槍掃射感到憤恨，看到外省人就打，放火燒車。也有人占據廣播電臺，呼籲大家起而反抗。下午3點發布《戒嚴令》。這一天也晚歸的林茂生，認為民眾的示威行為是幻滅與挫折感合理的表現，但他也說：「這種對財產與中國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是不對的，「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臺語〕」！

 

　　3月1日，臺灣大學學生發布宣言，大意為「軍人槍殺臺灣同胞。我等愛臺灣，愛中國。應趕快起來」。發起學生之一郭琇琮的未婚妻回憶：「與王添灯、林茂生等會合，準備前往長官公署抗議。我還記得，臺大文學〔代理〕院長林茂生特地以師長身分告誡郭琇琮，絕對不能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

 

　　同日，臺北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王添灯與林茂生見面，應與這個調查委員會有關。王添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在為夜間勞動青年所設的臺北中學會及成淵學校學習，畢業後在臺北市役所工作，曾參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活動。戰後被選為臺北市參議員，之後又當選省參議員，對當局的不法行為毫不寬貸。王添灯等人代表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拜訪陳儀長官，要求解除戒嚴，成立官民共同參加的處理委員會。陳儀姿態柔軟，答應他們的要求，當天晚上便解除臺北市的戒嚴令。

 

　　3月5日，臺灣大學留用的醫學院教授大瀨貴光來找林宗義，建議他把父親藏起來比較好。林宗義回答：「他並沒有參加任何反政府的活動。」大瀨說：「他的社會影響力，他在報界與國際的聲望與關係，他是一位可畏的臺灣人領袖。不論他是否實際參加會議、撰寫任何文件，或做任何廣播，這都無關緊要。」

 

　　3月6日，收到駐臺北領事要求即時介入的報告書，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回信說，美國官僚只要關注「法統」（constituted authority）即可，無論何種形式，都應該避免美國被捲入。這裡的「法統」，應該是指像南京國民政府這樣，在國際政治上被認可的政權。臺灣人沒有這種政權。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這個指示，往「災難性屠殺」之路的煞車器被拿掉了。

 

　　同日，陳儀向蔣介石報告事件詳情，說此次「暴動」，是受「奸黨分子〔共產黨員〕」和「日本時代御用紳士」及「流氓」煽動，排斥外省人的行動。其中也有抱著「臺灣獨立」、「國際共管」等謬見，攻擊政府的人。因此，計劃以武力「消滅」高喊「獨立」的人。同日晚間，林茂生對兒子說，國府軍的報復，「臺灣人一定會被消滅」。很偶然地，居然兩邊同時使用「消滅」一詞。

 

　　3月7日，官民共同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主要內容是《省自治法》的制定、縣市長民選以及各種行政機關首長登用本省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專賣局等，與日治時代以來的要求有相當的重疊。陳儀表現出柔軟態度，以便等待援軍到來。同日下午，蔣介石發電報給陳儀，告知第二十一師團直屬部隊已經由上海出發，同意對高喊「臺灣獨立」叛亂者予以「消滅」的方針。或許對蔣介石而言，二二八事件只不過是眾多地方叛亂中的一個事件，對武力鎮壓的方針一點也不需遲疑。

 

　　3月8日，陳儀知道大陸援軍即將抵達，態度轉為強硬，拒絕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改革方案。晚上10時，國府援軍一面以機關槍掃射，在基隆上岸，開始進軍臺北。

 

　　3月9日早晨，國府軍奪回被臺灣人占據的廣播電臺、火車站、政府機關，並攻擊民報社，推倒鉛字架，破壞物品。陳儀宣布臺北及基隆實施戒嚴，命處理委員會等所有「非法團體」全部解散。

 

 

　　這一天，林茂生很早就回到家。林宗義想起應把父親藏起來的忠告，便把父親找來距離家裡有點遠的自宅。此時，林茂生對此次事件的原因及今後可能的發展，提出如下結論：「〔日本人〕改變一般大眾的生活水準。不過，他們有意防止我們學習如何管理自己，或參加政治作業。更不幸的是，臺灣人只知道一種政治體制而已，那就是殖民的政府。」

 

　　對林茂生而言，臺灣人可能被「消滅」這麼嚴重的問題，其本質不單只是行政長官公署或國民黨的失政，而是歧視當地人，將之視為「二等國民」，時加侮辱，排除在重要的政治地位之外，這種「殖民政府」的存在本身，或是允許其存在的帝國主義式世界秩序。在這樣的世界中，就算分到一點好處，改善生活水準，臺灣人自己也不能成為政治秩序的形成者，完成自治，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3月10日，陳儀宣布全島戒嚴。在街上走著的幾乎只剩下軍人或警察。這一天，看著一整天留在自己家中的父親，林宗義回憶：

　　他的眼神，流露出憂慮及哀傷。他前額的皺紋，也顯示了他內心的掙扎。大約在十五年前，1930年代的早期，我看到他那樣，為了反抗日本人「到神社參拜」的問題，而在內心嚴厲掙扎。身為長老教中學（現在臺南長榮中學）的董事長，他拒絕遵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就像臺灣其他學校那樣，學生必須到神社參拜。不遵從的話，學校就不能得到正式的地位與承認，從而蒙受許多嚴重的後果。雖然知道這種情況的嚴重性，父親與同事多年來努力所得，完全會被抹煞，但是父親仍然堅持他的原則，臺南長榮中學不能被迫去日本神社參拜。

 

　　為了這種教育與宗教的原則之「生死」問題而在內心掙扎之際，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神情，有著同樣的「眼底與額前皺紋裡的憂慮與悲傷」。因此，我本能地感覺到，重大的事件正在他的思考裡釀造，只是我不知所以。

 

　　自己的命運被「殖民政府」的任意妄為所左右，幾近絕望，神社參拜問題中的憂慮與悲傷，與二二八事件時一模一樣。

 

　　當天晚上，林茂生拒絕留在宗義家中，半夜回到妻子與母親等待著的自宅。

 

　　3月11日凌晨，便發生本章最前面所說的事件。傭人通報父親被帶走的事，林宗義匆忙趕到父親家中，已經看不到父親。母親王采蘩對著當場呆然崩潰的林宗義，用平常平靜的語氣說，哥哥宗正生病，以後你就是一家的支柱。

 

　　王采蘩平靜的語氣，似乎她已經有預感事件發生。即使是在母親面前崩潰的林宗義，也可以寫下這十多日來，父親舉手投足的鮮明記憶。這表示他是在極度的緊張感中生活。林茂生說「去看陳儀」，可見他也知道來找自己的人是誰。

 

　　被看似特務的人帶走，並不是突然而來的災難。林茂生本人也好，其家人也好，都有預感在不久的將來會遇到災難，雖然拼命想打消這種預感，但結果還是發生了。

 

（本文為《臺灣人的學校之夢》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 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

作者：駒込武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日期：2019

[TAAZE] [博客來]

 

圖片來源：臺大出版中心、wiki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