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統治一個國家甚至經營一家公司，因為其中牽涉到的技術十分多元、時間上的付出過於沉重、失敗風險過於驚人。但是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有能力經營一個家庭：雖然出生率降低，小孩還是繼續來到世界，而父母也把養育的責任扛在肩上。父母可能愛自己的孩子，但是如何養育的決定則是受恐懼所支配。然而他們恐懼的結果經常錯得離譜。許多父母會猶豫把自己的小孩送到有槍枝陳列的人家，卻樂意把他們送到有游泳池的人家。這顯然是短視的作法，因為根據統計，游泳池遠比槍枝來得危險。」

 

 

文｜艾倫‧沃夫（Alan Wolfe）

譯｜翁德明

  

　　自從巴拉克．歐巴馬當選後，美國政治界浮現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其中一點便是嘗試將他的觀點描述成借自極右或是極左。例如知名的電視及電台評論員拉什．林博 等右派人士堅稱歐巴馬的政策可以說是重返納粹時代，彷彿像安樂死或是壓制政治反對勢力等的恐怖手段將成為執行公共事務之行政方法的主軸。（另一個同樣荒謬的想法是：歐巴馬澈底不是美國後種族主義的象徵，他其實滿腦子種族主義的思想。）其他人則粗糙地從意識型態的這一端跳到另一端，主張歐巴馬的政策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導向的，受卡爾．馬克思的啟發多過於受詹姆士．麥迪遜 或亞伯拉罕．林肯的影響，而且那些政策會讓美國人淪為萬能政府的俘虜。這些主張無論彼此如何矛盾或是如何遠離現實，都在共和黨比較激進的成員之間贏得信眾，甚至引起主流政治評論家們認真的注意。這看起來猶如美國缺乏自己的政治傳統，以致必須和歐洲的極端主義傳統結合起來，才能為它的新總統定調似的。

 

　　事實上，美國本土的政治理念即能相當完善地界定歐巴馬，特別是從十八世紀的湯瑪斯．傑佛遜到二十世紀的約翰．杜威等思想家所塑造出來的自由開放原則。我在這本書中主張：自由主義是最適合北美人民以及西歐人民的政治哲學，最適合用來處理他們生活於其中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複雜現實。美國人在二○○八年的時候似乎了解這點，並據以投下自己的一票。在此之前，美國人民已對伊拉克那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感到灰心，又看到經濟崩潰山雨欲來的重要跡象，並且從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攻擊犬式的政治風格中覺醒過來，於是，他們投票選出一個不僅敦促採取自由主義政策而且（與其他行事較不一貫的競爭對手比起來）講求實效作風以及沉穩自信、具有明顯魅力的人。二○○八年，左派戰勝右派。在那一場選戰中，分寸與理性也擊敗了激情與極端。大多數的美國人決定揚棄文化戰爭，轉而尋找一位真正有統治能力的人。

 

　　從政治層面上講，歐巴馬時代的美國自由主義是這幾十年來呈現最佳勢頭的時候。美國眾議院不僅民主黨的席次占多數，而且擁護自由主義的議員也占多數。由於艾爾．弗蘭肯 的延遲當選，民主黨至少暫時在參議院維持了不受冗長辯論 干擾的多數。只有在美國的最高法院裡，自由主義派才非佔多數，但民主黨還是有機會（雖然可能性較低）因掌權時間久而改變平衡狀態。不過才十年前，不管在左派或右派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政論雜誌中，我們彷彿都讀到了自由主義的訃聞，但從今天的情況看起來，它的改頭換面可被視為東山再起。

 

　　此外，自由主義的成功亦伴隨著右派顯而易見的衰退。這不僅只表現在二○○八年共和候選人約翰．馬侃的敗選上而已。在他敗選後的那段時間裡，共和黨揚棄了它那開明領導的傳統，轉而傾向煽動性的民粹主義，而這種立場通常敵視外來移民、看輕科學、憎惡政府並將自己局限在一種特別的、對上帝極端狹隘的視野中。如今，保守的共和黨員對付理念之爭的策略如下：等待自由主義人士提出計畫，然後加以反對。從政治的層面上講，唯有自由主義人士逾越分寸，這個策略才有可能奏效。將來即使共和黨員和保守分子在政治上捲土重來，那也得等上好幾年才能讓自己的理念幫助他們鞏固全國性的多數。

 

　　總而言之，自由主義人士已經成功掌握非比一般的政治權力。可是，他們是否會利用自己的權力來促進自由主義的理想呢？這問題的答案事實上是不言而喻的。

 

 

　　從某個層面上看，巴拉克．歐巴馬的政府將會堅定推動一份自由主義的日程表。本人在這本書中主張，自由主義的具體關鍵原則可用如下的方式加以概括：「數量盡可能多的人在自己生活可行性的方向上應該擁有盡可能多的發言權。」一旦接受這個定義，我們便能明白為何推崇市場經濟、不信任政府的亞當．斯密以及理念與亞當．斯密相反的梅納德．凱因斯都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者：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政府不干預經濟的放任政策和自由主義的「自治」、「平等」這兩個雙胞胎基本信念是並行不悖的，然而到了二十世紀，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政府則被要求介入。就這一點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歐巴馬政府的兩個主要內政新措施完全吻合自由主義的傳統。這兩個新措施包括：二○○九年通過之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以及當年秋天通過國會批准的醫療保健改革計畫。如果人民因為經濟嚴重衰退導致失業，或是他們無法負擔治療疾病的高額費用，那就等於無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沒有任何一個自由主義者會像早年許多人那樣，看待經濟衰退或疾病對人民所造成的損害時，只能無奈說出「天作孽，不可活」的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將天災人禍所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而自由主義者正好利用政府來達成這個目的。

 

　　在外交工作上，歐巴馬的政府也是依循相同的路線來實踐自由主義的目標。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美國政府決定從伊拉克撤軍，希望藉此符合國際合作的自由主義理念（從一九四○年代晚期以來即成為主流價值），並同時贏回友邦的支持。此外，歐巴馬也清楚昭告世人他決定要關閉關達納摩灣監獄（這裡顯然以酷刑對待囚犯），同時讓被控以「敵方戰鬥員」罪名的人享有更多法律上的權益。歐巴馬的名聲在美國境外驟然上升，受歡迎的程度高於前一任總統，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世人清楚了解，在他的統治下，美國比較不會說一套做一套，例如一方面宣揚自由主義民主的優點，一方面在操作上又違背自由主義民主的理念。

 

　　不過，歐巴馬和自由主義的傳統仍尚未完全的契合。例如，歐巴馬的政府雖說拒絕延續布希的外交政策，他們至少接受前副總統迪克．錢尼的幾項主張合憲理念：在戰爭的非常時期，行政部門可擁有不同於平日的權力，包括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地將人關押、總統能以國家安全為由拒向人民公布資訊、總統運用「法案簽署聲明書」 這項具爭議性的策略以保有不依照國會決議行事的權力（這種聲明書可用於內政領域以及外交事務）。一個人如何評價歐巴馬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義精神端看那個人自己自由開放到何程度：和他就任總統職位前的政治氛圍相比，他的施政毫無疑問是朝自由主義方向邁進的，不過，如果和自由主義歷史上的理念相比，他的進展速度還不夠快。歐巴馬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整體表現在保守分子之間竟然大獲好評，同時也令眾多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部落客感到失望。

 

　　在內政政策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相同的矛盾。在許多左派人士的眼中，與其說巴拉克．歐巴馬是自由主義者，倒不如稱他為「新自由主義者」 、後新政的民主黨員、對於政府干預並不夠熱中、政治直覺溫和，而且很願意和共和黨達成協議。在左派人士看起來，歐巴馬政府在醫療保健的政策上拒絕採行例如在加拿大運作得十分理想的「單一付款人制度」 ，並容忍國會運用它和遊說者的密切關係，進一步削弱其改革計畫。左派人士順著相同思路指出：歐巴馬的環保政策係奠基於「排污交易」 的理念上，它仰賴類似市場經濟的誘因，而非以嚴格的法規來提升水和空氣的品質。這類批評指控：歐巴馬的施政不效法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或是林登．詹森，反而以比爾．柯林頓為師。柯林頓總統之所以出名（但左派人士認為出的是臭名）乃是因他採用所謂的「三角關係策略」，將自己置於國會左派和右派的正中間。對某些人而言，歐巴馬的勝利與其說是自由主義的勝利倒不如將它視為自由主義遠遠偏離它全盛時期路線的跡象。

 

　　這些批評所控訴的事情多少包含一些真相，這點無庸置疑。這裡僅舉一個例子：歐巴馬指派深受「行為經濟學」 吸引的決策者和智囊出任他政府中的關鍵職位。這種經濟學理論乃是根據如下的觀點來看待經濟事務的：現實世界民眾的行為經常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上述的職務指派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被任命為白宮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傑出法學學者凱斯．桑斯坦。他在一本和別人合著的、名為《輕推一下》 的著作中主張擁護該書作者群所稱的「放任自由主義的父長精神」 。根據這精神的思考邏輯，經濟自由放任主義是可存疑的，因為它植基於「人們可做合理決定，但實際上卻很少那樣做」的觀念。然而，依賴政府、依賴它高壓強勢的法規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此一來，國家的強制力便取代了個人的選擇。公共政策應該找出能引導人民做決定的中庸之道（被它的提倡者稱為「選擇建構」 ），而這些決定一方面能讓他們受益，一方面又不至於強迫他們落實政府片面認定對他們最好的政策。無論別人如何看待這些方法（至少我本人不相信那一大堆實驗，自稱可以證明事實上我們多麼不理智的實驗），它們很顯然代表遠離具監管權之政府（凱因斯或約翰．加爾布雷斯 等自由主義者曾倡議過的）的一種行動。

 

　　若說歐巴馬政府迄今所走的方向已經顯露某種真相，那麼真相就是：自由主義對於現代西方社會至為重要，但對於有任期限制的美國總統而言，如果想全面落實它，應會力不從心。即使是在歐巴馬的時代，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仍一直都是居於守勢。如果不同意這原因，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何美國眾議院那一小撮「藍狗」（民主黨的保守分子）儘管在人數上遠不及自由主義派的議員，卻享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由於歐巴馬同樣不願意太向左傾斜，因此導致他任命重要的共和黨員出任政府中的關鍵職位，而且，即便他已能從自己的黨獲得足夠票數來確保施政方針的推行，他仍然要求自己的提案計畫能同時獲得兩黨的支持。新保守派人士（他們倡議發動伊拉克戰爭，結果在世人眾目睽睽下以敗績收場）的一些理念繼續在報紙上和電視上得到尊敬吹捧，甚至還能對新政府的阿富汗策略發揮影響。這點表示：自由主義人士不僅在內政上，連在外交事務上都陷入了守勢。就算在自由主義揚眉吐氣的年代，美國的公眾生活在許多層面上依然保守。一些自由主義者應會認為造成這種落差的理由在於：既得利益者以及他們做事的那種固有的保守方式發揮了過大的影響力。自由主義者或許會主張：美國憲法設計出來的政治結構讓保守的少數得以阻礙自由主義的多數，比方一些較小的、幾乎都是白人居住的州所選出來的參議員在醫療保健這議題的辯論上即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部分因為蒙大拿州的兩位參議員和紐約州的兩位參議員擁有同等的權力。如今在參議院中，普通法案若要過關，至少需要六十張同意票而不是五十張（這種設計是為了杜絕冗長辯論），因此，自由主義的措施必須贏得保守派支持的機率便大幅提高了。遊說客耗費巨資以便得到他們所想要的，而他們的支出經常不受法律約束。媒體登出「人情味新聞」的故事時忽略了政策的細節。在某些案例中（例如福斯新聞頻道），媒體簡直成了右派的宣傳喉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被選出來的政府走自由主義精神的路線，但其他比較固定的機構卻是保守派的，而後者如有足夠的耐性，就能打垮或改變前者的雄心壯志。

 

　　無庸置疑的是：像上述的結構性因素常對保守主義有利而連帶令自由主義吃虧。保守分子也許沒有掌握政權並且缺少創新想法，然而他們擅長操作反抗策略並知道如何找出自由主義的弱點。目光遠大的新計畫必有需要挹注經費，但政府在尋找財源時（尤其走加稅一途的話），它的財政赤字便成為最大的絆腳石。儘管巴拉克．歐巴馬在二○○八年贏得選戰，民主黨仍然很難從較不富裕的白種人那裡爭到選票，白種男性尤其如此。雖然拉丁族群未來對他們的支持看來前景不錯，但是在其他主要的選民團體中他們仍然岌岌可危。一旦所有這些狀況都結合起來，沒有任何一位民主黨的總統（包括歐巴馬在內）敢冒險走上太偏左的路線。我們並不是活在一九六○年代，更別提一九三○年代了。

 

 

　　說到歐巴馬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密切關係，《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還提供一種非主流的論述，而且這個論述是值得大家傾聽的。這本書指出：自由主義在實質意義上是忠於「自主」和「平等」兩個理念的。然而，它還包括另外的兩層意義。就程序而言，自由主義是服膺於「公平」這一道德概念的。每個人不管他是不是自由主義者，都應該忠於相同的遊戲規則。此外，還有一種自由主義精神是氣質性的，這種心理傾向是慷慨以及包容，而非自以為是、囿於門戶之見、不顧實質觀點。可以這樣論證：歐巴馬的政府在實質面上的前進步伐較慢，那是因為這個團隊同樣想實踐「自由主義」這字眼另外的那兩層意義。

 

　　若從這個較開闊的視野切入自由主義，那麼共和黨即使抗拒歐巴馬政府的示好，後者仍試圖與其溝通協調的舉措就不難理解了。歐巴馬的政府明白：如果自己推行的政策要名正言順被某些公民（行為模式受共和黨影響的那些）接受的話，那麼它就需要先獲得廣泛的支持。還有，此種態度乃源於如下的認知（這裡仍是取「自由主義」一詞最寬廣的概念）：偏左的理念無論已獲得如何堅定的信賴，都可能沒有涵蓋全部的真理，而且，如果對方陣營的理念中包含有價值的東西，那麼將其採納進來即具有相當的意義。歐巴馬治國不死抱教條，意即他願意在執行策略的時候講求實效並且展現實驗精神。從這層意義上看，他比那些按表操課、嚴守自由主義刻板理論的人更富自由主義精神。

 

　　為了更完整地評價歐巴馬政府之自由主義的寬廣意涵，我們只需了解它和先前的布希政府在程序和氣質上差別多麼巨大。為求法案順利通過，布希總統在面對許多議題時，通常利用自己的共和黨多數來壓倒民主黨的反對聲浪，並以贏得遊說客的支持為目標來打造自己的計畫，很少考慮政策的細節是否具有意義。相較之下，歐巴馬政府比較在乎能否治理完善，或是盡可能治理完善。若從此一角度切入，歐巴馬制定政策時在自由主義理念上所做的折衷、讓步可以換得公眾好感以及理解，這種施政方式其實有利於那些懂得尊重對手並願意遵循公平原則的人。如果共和黨繼續被許多選民視為過於極端且愛高調表現自己的好惡，那麼上述那種對政治較開闊的胸襟應比醫療保健或環保法規的益處更能確保自由主義能迎向一個更具建設性的未來。

 

　　先不管歐巴馬在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執行上表現得可圈可點，單單他能當選的事實（尤其是如此多美國人願意將他們那由來已久的種族歧視歷史拋在腦後、投票支持一位非洲裔美國人的這一點）即意味著美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如下說法應不至於出錯：未來，美國在選舉政治人物時，將不可能再度變回一個允許種族、性別和年齡等因素凌駕於理念和能力之上的國家。美國依然處於兩極分化的局面，特別是南方的白人一向偏好十分保守的政客與政策。不過整體而言（尤其今天較年輕的選民懂得以自己的方式過活，加上新移民定居於此並撫養他們的小孩），美國似乎已經向前跨出一大步，並且朝更多樣、更國際化、更知識與技術取向的方向邁進。如果自由主義與現代性具有密切關係，那麼更多現代性則意味更多自由主義。

 

 

　　正如我這本書所下的結論，這一切等於說明了一點：自由主義的未來是大有可為的。在本書的最後一章裡，我也指出在未來的幾十年裡，自由主義將面臨三個主要的挑戰。其中一項挑戰便是很難預測那極端反自由主義之恐怖主義的崛起，因為，如果美國再度發生另一起重大的恐怖攻擊事件，那麼政府將很難抗拒各界要求立即採取報復措施（甚至不惜侵害民主自由）的呼聲。不過，幾乎可確定的一點是：未來不管哪一個政府都不太可能像布希政府對付恐怖攻擊那樣，向一個和恐怖攻擊沒有關聯或甚少關聯的國家發動戰爭。未來主流趨勢將是以多國聯手的方式回應恐怖主義，而不是由美國單獨以軍事手段維護自己的國威。這對自由主義而言是個好消息。

 

　　自由主義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整合完全沒有減緩的趨勢。我們也見識到，一個不久前似乎還存在的反自由主義勢力最終並未形成氣候。雖然一些電視評論員繼續不厭其煩談著移民現象的老調，但是仇外或懼外始終沒有成為二○○八年總統選舉的議題，這反映出了一個事實：將美國自外於國際間人民移徙的潮流非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值得。在民主黨以及勞工運動之間依舊存在一些保護主義的觀點，就連不少的自由主義者也仍然小心翼翼看待全球化現象，因為他們將這現象和經濟法規弱化、打擊工會團結以及大公司的高利潤連結起來。然而，就算在歐巴馬執政的頭一年，美國仍為嚴重的經濟衰退傷腦筋時，那裡亦未曾出現狂熱的經濟國家主義。全球化無論如何都已經在那裡扎根了。當大公司的獲益無法可管時，當薪資縮減到僅足餬口的地步時，自由主義者當然會投以懷疑的眼光，不過，當人民、貨物、理念可以自由在世界上隨處移動、流通時，這難道不值得讚揚？在全球化的情況下，自由主義依然是最適切的政治哲學。

 

　　最後，《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一書呼籲自由主義者要對抗來自於保守派民粹主義的挑戰，前者即便因此被扣上菁英主義的帽子也應該義無反顧。自由主義的前景在這一點上似乎一片光明。儘管保守勢力處心積慮將先前作出捍衛自由主義之判決的索妮雅．索托馬約 法官抹成敵視白人勞工階級的人，但她現在已經名列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了。羅訴韋德案 的判決照樣有效，我們很難想像美國最高法院會將它推翻。二○○八年總統選戰中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莎拉．裴琳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平凡普通的美國人，同時不忘指責她的對手是菁英治國論的信徒，但此舉對於共和黨的選情助益很小（甚至淪為十足笑柄）。裴琳的提名案例生動地說明了一件事：美國人有時雖然樂於接受人家以普通人、平凡人稱呼自己，但是也重視有能力掌握世界知識、熟稔公共政策實際細節的領導人物。此一態度將幫助自由主義者抗拒如下的觀念：說到領導，你只需要正確直覺以及親民作風。

 

　　總而言之，二○○八年之後的幾個年度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將不會是愁雲慘霧。為了評估未來幾十年內可能對北美洲以及西歐居民生活造成最大影響的是何理念，先理解（並希望能欣賞）自由主義傳統的內涵向來是什麼才是至為關鍵的。這便是本人在《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一書中試圖達成的目標。本書精裝版的許多評論家指出：拙作中的分析在解釋歐巴馬崛起的原因上頗有助益。筆者希望這冊平裝本也能幫助解釋歐巴馬獲選後以及未來許久時日將繼續發生的事。二○○八年歐巴馬勝選後，美國的自由主義者便有機會落實自己心目中最深刻秉持的概念，亦即有關政府之適切角色的概念。

 

 

（本文為《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如何正面迎擊保守主義，構建新世紀的政經版圖與公民生活？》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如何正面迎擊保守主義，構建新世紀的政經版圖與公民生活？》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作者：Alan Wolfe

出版：麥田

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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