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野百合世代的人，當時我帶著相機去拍街頭抗爭，街上警察打人打得熱烈，旁邊高級飯店裡上流仕紳靜靜的喝下午茶，彷彿窗外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階級的存在。那天拍的照片，底片被警察搶走了。他本來連我的相機都拿走，我求他說相機可不可以還我。他才只把我底片抽掉，相機歸還。──李啓源的回憶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對某些人來說不再只是句口號，而是迫近的危機。李啓源見到近日新聞裡香港反送中的抗爭畫面，回想起的是九〇年代台北街頭。現今香港的抗爭場景，簡直就像當年台灣的倒帶回放。

 

　　「九〇年代很多學生投入社會運動，我不敢說自己就是參加社運，只是有時候會做一些街頭的拍攝。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時候是反軍人干政的遊行，群眾聚集在來來飯店前面，街頭的氛圍非常暴力。我還記得兩邊在對峙的時候，警察那邊放催淚瓦斯，群眾有人丟汽油彈。」

 

　　這些抗爭戲碼只是畫面的前景，李啓源把景深調得更深遠，望見了截然不同的光景──

 

　　「當時大家就在飯店前面跑來跑去，如果霹靂小組出來打人，群眾就會撤退，霹靂小組回去以後，群眾又會前進。這樣來來回回的時候，我就看到那間飯店的落地玻璃窗後面，很多貴婦名流正在喝下午茶。外面的群眾打個半死，非常暴力，飯店裡面的客人卻是穿著光鮮亮麗，坐在那邊聊天，好像都沒有他們的事情。就好像平行時空，兩個世界完全不同。」

 

　　這是基本的構圖方法──前景與背景的對比。但李啓源當下學到的是另一堂課，關於階級的衝突。

 

　　「那個影像對我來講很深刻，我也拍了不少。不過很可惜，在拍攝的過程中，那捲底片被便衣刑警給搶走。」講到這裡，李啓源笑了笑，「跟他搶半天，最後他說照相機還我，他把底片拿走。」

 

　　照片的證據沒有了，這段往事只好用說的。

 

　　說到底，記憶的影像無法沖洗出來，只能用言語加以表達。李啓源許多青春歲月的少作，不只記錄了九〇年代的騷動氣氛，也勾勒出青年藝術家的成長軌跡。如今集結成這本短篇小說集《故事派》。那時的李啓源還沒成為李導，只是一名遊走於街頭的青年，學著用相機與雙眼去捕捉時代的氛圍。

 

 

　　書中一篇得獎作品〈解嚴年代的愛情〉，描繪了大時代環境底下的幽微情感。小說裡，一名年輕的社會系教授從海外歸來，甘心接受時代的召喚，無奈事與願違，一步步走向理想的幻滅。這名教授與同伴辛苦發起反雛妓運動，當天運動的攝影照片，後來卻成為企業的形象廣告。這篇小說結束於鄭南榕自焚的紀念活動，理想與愛情同時幻滅，小說主角在靈堂外獨自徬徨。

 

　　提起初解嚴時期，縱然有藝文方面的百花齊放，但李啓源談到潛藏在內心的不安：「思想、文化、藝術在各方面被壓抑了很久，突然被解放出來，變成百家爭鳴的年代。但事實上，很多知識份子心裡還是有點懼怕。他不曉得現在的空氣能夠一直延續下去嗎？還是說，有一天突然又回到以前的威權時代，沒有人敢確信。」

 

　　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空氣，才曉得周遭環境的滯悶。為了捍衛自由，當時的義士不惜燃燒最後一絲氧氣，都拒絕向威權體制妥協。

 

　　當然，《故事派》不只有年少時期的愁思，也穿插了一些輕鬆的小品，導演嘗試了各種不同的風格，集結在此書中。書中收錄了一則極短篇小說〈葉公好龍〉，寫的就是「葉公好龍」這句成語的掌故。當初是利用文言文加上典故來諷刺政治人物，現在回過頭看，李啓源已經想不起來影射對象到底是誰。這則小說反而變得引人遐想，增添了不少閱讀的趣味。

 

　　小說的目的隨著時間逐漸發散，小說本身也被埋藏在光陰裡。為了出版這本書，李啓源要找回多年以前的作品，可是費了好一番功夫。有些稿子保存在古早的3.5磁片，現在的電腦早就沒有配備軟碟機，根本沒辦法打開來看。為了讀取這些磁片，還特地買了三台骨董機器，試圖挖出那些塵封已久的文字。蒐集故事的過程，本身就是相當有趣的故事。

 

　　許多作品更是四散在過去的報紙，蒐集的工作簡直像是考古。李啓源說起發現舊作的驚喜：「比如像〈走鋼索的夢遊者〉那篇，我根本就忘了有它的存在。是我有一個學生到中央圖書館，去翻那幾年的報紙膠卷，才把它找出來。」從前的報紙沒有數位化，都是利用膠卷攝影的技術，保存在小小一格底片上。一直以來，李啓源都是利用鏡頭來捕捉電影畫面，這次倒是藉由攝影技術尋回文學作品。

 

　　當年的相機底片曾經被警察沒收，喪失了事件紀錄的珍貴影像；如今透過膠卷底片找回了重要的作品，或許也是歷史的一次復返吧。

 

 

 

書籍資訊

書名：《故事派》

作者：李啓源

出版：馬可孛羅

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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