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亞當‧圖澤（Adam Tooze）
譯｜蘇鵬元、吳凱琳 

 

　　中國的崛起

 

　　一九七○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最關注的焦點。尼克森和季辛吉藉著讓中國擺脫蘇聯的懷抱，緩和冷戰時期的交鋒。現在蘇聯已經從關注的視野中淡出，冷戰的歐洲戰場也隨之消失。美國強權的新目光看向太平洋，而中國是未來的競爭對手。自從納粹德國崛起以來，美國首次面對一個擁有潛在地緣政治競爭力、敵對政治體制，同時又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功故事的強權。歐巴馬從印度核武協議的談判離開，來到布魯金斯參加會議，反映出這個巧合。美國要在亞洲尋找新盟友，對美國（至少對漢彌爾頓團隊）來說，比核子武器更重要的事，還是經濟。

 

　　把中國推向全球化的是柯林頓政府。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華盛頓鼓勵北京申請加入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當然，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對西歐國家、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對日本和東亞國家，以及一九九○年代對東歐國家都做過這件事。開放市場對美國企業、美國投資人和美國消費者都有好處。美國的經濟利益如此廣泛，可以說實際上這就等同於全球資本主義。

 

　　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華盛頓放棄正面挑戰中共的人權、法治或民主問題。相反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全球主義者都打賭，強大、非人為操控的商業力量會在適當的時候馴服中國，在世界秩序中讓中國成為意氣相投的「利害關係人」。

 

　　中國的成長很驚人，美國投資人也從中獲得暴利。通用汽車等美國製造商在中國賭上未來。

 

　　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台灣海峽短暫的風暴後，美中外交關係冷卻，不過中國的絕對規模已經成為強力競爭者。隨著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鎮壓，共產黨發出不拋棄一黨領政的意圖。從那之後，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形成，那就是民族主義等於共產主義。

 

　　如果華盛頓賭的是國際貿易和全球化會將中國「西化」，那麼中國共產黨賭的剛好相反。

 

　　共產黨領導人打賭，迅速的經濟成長並不會削弱政權，反而會鞏固國家偉大復興成功舵手的地位。北京利用貿易的機會，卻從沒有支持要完全開放市場。它決定誰可以投資，以及投資的條件。它控制資金進出，允許中國人民銀行（注：中國的中央銀行）控制匯率，而且從一九九四年以來就藉著釘住美元來做這件事。

 

　　選擇釘住美元並不特殊。儘管金融界使用的敘事邏輯是市場自由化，但市場並不是平的。全球貿易體系有階級之分，在這個金字塔頂端的主要貨幣就是美元。

 

　　二十一世紀初與美元相關的經濟網絡占全球經濟規模大約六五％（以GDP加權計算）。

 

　　而沒有釘住美元的貨幣往往是與歐元掛勾。通常，會盯住其他國家的貨幣都是弱勢的信號。在很多情況下，匯率會設定在一個理想、高估的水準，這會創造短期優勢，使進口產品變便宜，在地的寡占廠商就能以折扣價搶購著名的外國房地產。但這也隱藏龐大的風險，貨幣可能會脫鉤，而且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經常會產生一陣衝擊。固定匯率帶來的穩定樣貌會鼓勵外資大量流入，這有助於促進國內經濟活動，創造一個從國外融資、失衡的貿易帳，而作為外資進出管道的銀行業則會蓬勃發展，這就會造成危機。

 

　　當國際投資人失去信心，就會出現資金突然停止流入的毀滅性後果。然後央行的外匯存底就會流失，而且除了讓貨幣脫鉤以外，沒有其他選擇。穩定性將被災難性的貶值取代。先把錢拿出來的人會先得救，而用外國貨幣借錢的人則會面臨破產。

 

　　一九九○年代就發生一連串的金融風暴，包括一九九四年在墨西哥；一九九七年在馬來西亞、南韓、印尼和泰國；一九九八年在俄羅斯；一九九九年在巴西。美國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接任魯賓位置的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因為遏止這些危機，贏得「拯救世界團隊」（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的讚賞。

 

　　二○○一年，美國的超級英雄不在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隨著布希政府完全受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干擾，金融投機襲擊阿根廷。儘管有國際貨幣基金提供兩百二十億美元的貸款，在沒有美國擔保下，阿根廷的地位變得難以維持；八○％的阿根廷民間債務是以美元計價，但阿根廷的經濟只有二五％是出口導向產業。

 

　　二○○一年十二月，隨著美元外流，阿根廷政府停止銀行帳戶進出。在一陣暴亂中，二十四條人命被奪走，政府崩潰。到了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阿根廷宣布停止支付一千四百四十億美元的債務，包括積欠外國債權人九百三十億美元的債務。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從一比一暴跌至三比一，美元借款人破產。經濟回落至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從沒見過的水準。隨著二十一世紀開始，阿根廷人有一半的人口都落到貧窮線以下。

 

　　中國無意成為資金突然停止流入的受害者，也無意因為缺錢而接受美國的援助。

 

　　為了平衡風險，北京釘住美元匯率的時候，選擇的匯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日本和德國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就是這樣做。

 

　　這是出口帶動成長的訣竅，但會自己製造緊張情勢。貨幣低估會使得進口產品比原本該付出的價格還貴，這會降低生活水準。當與美國出現貿易順差，而且拿這些錢來買進美國公債時，等於是窮苦的中國人把資金借給有錢的美國人，讓美國消費者融資買進中國大型新工廠的產品。此外，維持人為的低匯率本身就是一場戰鬥。隨著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二○○○年的八百三十億美元飆升到二○○九年的兩千兩百七十億美元，為了持續壓低人民幣的價值，中國的央行必須持續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為了做到這點，它持續印鈔票。在正常情況下，這會在國內爆發通貨膨脹，消除任何競爭優勢，而且引發社會動盪。所以，為了「消除」干預所產生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要求所有中國的銀行持有大量、而且愈來愈多的預防性超額準備，藉此有效消除流通貨幣。這是一種極度不平衡的狀況，而且只有中國政界和商界菁英的關係夠緊密才能維持，這是建立在這些菁英共同加入共產黨，而且強制共享獲利的關係上。中國的企業和它們的老闆（新興的寡占企業家）從龐大的出口導向產業發展熱潮中得到豐厚的獲利。

 

　　中國的農民和勞工則追逐夢想，希望能在城市裡成功發展。此外，在全球經濟不確定下，北京龐大的外匯存底提供最佳擔保，萬一出現危機，中國的主權不會受到侵犯。

 

　　有這麼多貨幣釘住美元，不可能藉著貶值或升值來調整出口競爭力，因此全球經濟兩極化的分成出口為主的貿易順差國家，以及進口為主的貿易逆差國家，這就不足為奇了。僅僅在二○○五年前三個月，美國就出現經常帳赤字（商品與服務的貿易支出與投資所得的超額匯出）將近兩千億美元。這個數字在那一年達到七千九百二十億美元，而且在二○○六年出現進一步惡化的跡象。對於處於「全球失衡」中的貿易順差國家來說，所謂的主權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就成為龐大的金庫。

 

　　根據在華盛頓特區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計，二○○七年新興市場主權基金持有至少兩兆美元的資產，此外，這些國家的央行還持有數兆美元的外匯存底。

 

　　沙烏地中央銀行（Saudi Arabian Monetary Authority）的現金充裕，挪威和新加坡的主權基金也是如此。一些主權基金會進行高風險的股票投資。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則尋求安全與可預期的報酬，它選擇的安全資產就是美國長期公債和由美國政府擔保的證券。

 

　　這種失衡令人擔憂，不過至少到現在為止，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在擔憂，他們預期，美元脫鉤的第一次衝擊會由另一方承擔。在全球最大赤字經濟體的美國，當外國投資人拋棄美國資產時，就會看到貨幣貶值和利率飆升。正是這種情況導致奧薩格、魯賓和參議員歐巴馬如此關注這件事。不只有他們這樣想。在著名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官方刊物《外交》雜誌（ForeignAffairs）上，協會會長、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黑石私募基金集團（Blackstone Private Equity Group）創辦人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對美國的雙赤字發出警訊。

 

　　經濟學家努里艾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布拉德．賽澤（Brad Setser）警告，如果投資人失去信心，美國可能會面臨非常突然的美元貶值與利率大幅上升，這可能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而且美國不只會衰退，在亞洲崛起下還會抬不起頭來。當然，如果美國遭遇危機，中國也會受害。

 

　　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茲．舒拉瑞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中美共同體」（Chimerica）這個詞來描述中美經濟綜合體。

 

　　對從財政部轉到哈佛大學校長這份痛苦工作的賴瑞．桑默斯來說，重新喚起冷戰時期確保互相毀滅的記憶。這告訴華爾街的觀眾，世界經濟的核心處於「金融恐怖平衡」。

 

　　不同的是，在冷戰時期，經濟一直是美國的強項。現在美國的殺手鐧還包括希望中國因為「太大」而失敗，這絕對是很難讓人放心的診斷。

 

 

　　危機還在加深

 

　　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全球經濟巧妙地躲過第三次危機。新興市場的衰退僅限於個別經濟體（俄羅斯、巴西、南韓）與特定的商品，特別是石油。經濟衰退並非全面性，並未擴及至先進國家。

 

　　歐元區、英國和美國的經濟持續緩慢復甦。當我們試圖理解二○一三年以來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動亂時，必須考量上述的經濟背景，但往往容易被外界忽略。烏克蘭危機爆發期間，商品價格的暴跌更加重西方國家的制裁手段對俄羅斯經濟造成的壓力。在此同時，二○一五年希臘政局的戲劇化發展、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總統等事件同時發生，平和的表象之下隱隱透露著不安。我們還未真正遭遇二○一七年時鮑爾森提出的問題：如果川普就任週年同樣遇上歐巴馬在二○○九年時面臨的挑戰，全球的局勢會如何發展？

 

　　儘管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全球避免危機的發生，但危險依舊持續升高。如果回到二○○八年之前，「中國危機」引爆的可能性相當高。不過，當時觀察家擔憂的是，中國的外匯存底操盤手有可能大量拋售美元計價的資產。眼看著風暴烏雲壓頂，穩定中國市場成為鮑爾森領導的財政部的優先要務，鮑爾森甚至願意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來達到目的。布拉德．賽澤的妙語如珠完全切中要害：房利美與房地美「與中國關係太過密切而不能倒」。

 

　　將這些房貸機構國有化或許可以避免大西洋和中國危機同時引爆，但後果不堪設想。鮑爾森的金融外交也凸顯出一項重要的事實：在二○○八年，管理中美金融關係仍屬於政府間關係。然而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間，不僅中國有風險，而且移出資金的是民間企業與投資人。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商業與金融整合的程度已經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隨著本書敘事的開展，這背後代表的涵義令人憂心。本書已探討民間金融高度整合的三大區域如何化解危機的歷程：跨大西洋美元金融系統、歐元區、東歐後蘇聯國家。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異常艱鉅。不論是民間金融與政府財政，均受到危機波及，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銀行破產迫使丟盡顏面的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拯救民間財團。聯準會提供流動性，跨海援救其他國家的銀行。如今的金融危機已升級至國際關係的層次：德國與希臘、英國與歐元區、美國與歐盟。這些問題並非出自於權力政治的真空環境，而是存在於地緣政治力場之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正是不同地理區域的國家，對於喬治亞與烏克蘭的未來命運和俄羅斯意見相左。這個挑戰不僅牽涉到技術性問題，而且難以想像的複雜、龐大、瞬息萬變。二○○七至二○一二年間，金融危機的壓力仍然存在。

 

　　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以資本主義機制穩定市場的應變措施可以說相當成功。它們的目的是提升銀行的生存能力，如今他們不僅達成原先的目標，同時為全球以美元計價的金融體系、歐洲與新興市場提供需要的流動性與貨幣刺激政策。但也更加凸顯出民主黨未能將當年成功化解金融危機的成就，善加運用到政治領域上。事實上，不僅問題資產紓困計畫與紓困方案被汙名化，聯準會也失去正當性。

 

　　二○○八年金融危機的陰影至今仍揮之不去，在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選民做出明確的裁決。隨著川普當上總統、共和黨取得國會多數，美國政治系統是否會持續支持全球化運作的基本制度，如今已成為開放性問題，更別說在國家或全球層級上採取冒險性的危機解決方案。

 

　　隨著美國逐漸退出國際事務，或許有人認為歐元可以是另一個選擇。但是由於歐洲央行的失敗，德國與法國另行擬定可行的抵抗危機策略，反而使得二○一○至二○一五年間，歐元成為全球經濟的危險與不穩定源頭。如果歐洲成功度過危機，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外部的壓力與援助。原本應該採取的必要措施，長期以來遭到歐元區最強勢地德國強烈反對，讓人感到不安。談到全球經濟治理，中國和其他二十國集團成員不認為歐洲會是可靠的好夥伴，它們不斷質疑歐洲究竟要怎麼做？

 

　　德國可能會回應說，它們在教導各國遵循紀律，在因應未來的全球競爭上做好萬全準備。但是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多個國家紛紛面臨危機即將引爆的危險時，強調紀律有何意義？二○一二年，歐洲央行終於克服蒙帝婉轉稱之的「心理魔障」難題。歐洲央行重新擁抱積極主義，成功穩定債券市場。但是，成立銀行聯盟所必須推行的重要金融措施，至今進度依舊緩慢，柏林仍反對歐洲發行共同的安全資產，也就是歐元債券。

 

　　同樣的，德國與法國再次成為關鍵。二○一七年，馬克宏贏得總統大選，意味著法國人民選擇支持歐洲。不過，他們支持的並非是歐洲的現狀，而是未來的新方向。

 

　　接下來就看德國了。二○一七年五月，面對川普外交政策引發的混亂，梅克爾慷慨激昂地呼籲歐洲必須走自己的路。然而，二○一七年大選後，德國是否還能持續支持類似的計畫，如今成了一大問號。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讓人憂心。如今大眾對他們的認知就是一個支持種族主義、反移民與難民的政黨。但事實上，二○一三年德國另類選擇黨之所以成立，是源自於右派對德拉吉與歐洲央行的強烈不滿。歐洲大聯盟的瓦解是必然的結果。二○一○至二○一二年間，梅克爾處理歐元區危機時，自由民主黨的角色反而成為絆腳石，巴伐利亞的右派基督教社會聯盟亦是如此。在撰寫本書期間，歐洲正等待德國組成新的聯合政府（注：二○一八年三月，梅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順利與社民黨籌組聯合政府）。

 

　　當然，跨大西洋關係並非僅建立在金錢之上。這當中還包括深層的文化、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二○○○年代初期，這些層層關係也擴張到亟欲加入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歐地區。在東亞，美國的聯盟體系組織鬆散，西方並未完全贏得冷戰的勝利。中國經濟的崛起代表共產黨的勝利。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懷疑與中國密切合作、建立全球經濟治理制度的可能性偏低的根本原因。與南韓、日本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附屬於美國全球網絡的一部分。當美國二○○八年擴大換匯協議時，實施地區的經濟活動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存在有深層的權力關係。然而，中國的海外投資多半帶有政治性目的，國營企業扮演的角色讓人懷有戒心，因此很難與其他國家形成共通的經濟利益，例如：聯準會有正當理由為了解決歐洲危機而擴大換匯協議。此外，基於過去西方國家與東歐國家接觸的經驗，華府與歐洲是否有能力在地緣政治情勢緊張的地區成功執行金融外交，很難讓人抱持樂觀態度。事實上，二○○八年八月危機爆發前幾個星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針對向東擴張計畫所舉行的會談就是導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的原因。但是儘管如此，在二○○八至二○○九年緊張情勢升至最高峰的期間，西方國家依舊對東歐地區漠不關心。二○○九年，布希政府內部的資深官員警告，西歐與東歐將再度面臨分裂的危險。到了二○一三年，歐盟因為烏克蘭問題如夢遊般與普丁發生正面衝突。

 

　　在此同時，歐巴馬政府正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中國認為此舉無疑是針對中國採取侵略性圍堵策略，日本與諸國之間因為南海東部海域的小島主權發生爭執。川普政府確實是陰晴不定，但事實上罪魁禍首是歐巴馬與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是他們導致各國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惡化至此。俄羅斯因為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順利度過美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的資源豐沛更是其他國家難以匹敵。

 

　　因此，不需要期待聯準會與中國人民銀行密切合作的可能性。不過，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強烈批評，中國的外匯存底主要是靠著金融與外匯管制累積。如今中國重新緊縮外匯管制，成功阻止外匯存底的流失。不過就經濟面而言，這項政策只獲得部分成功。另一方面，中國正陷入內部的權力鬥爭，菁英的首要考量是自身財富的安全，政府領導階層則是希望維穩。金融風險依舊居高不下。正如同偉大的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Lerner）曾刻薄地評論道：「經濟學將解決政治問題視為領域範圍，因此贏得社會科學之后的頭銜。」

 

　　但中國政治經濟的未來以及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屬於經濟學的範疇。

 

 

 

　　不能忽略政治面的影響

 

　　二○一五至二○一六年間，中國發生的事件讓人聯想到本書探討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即使像中國這般有能力、訊息充分的政府，經濟的衰退依舊來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關於經濟衰退，有各種不同關鍵字：恐慌、危機、凍結、內爆、擠兌、驟然停止、極端不確定。所有用來描述二○○七年以來發生的所有事情，或是任何威脅全球金融體系事件的字眼，全都指向一件事：全球整合不僅會緩慢地產生結構性壓力，同時會導致瞬間斷裂。但是，這些事件不能完全歸因於結構性原因，也無法透過法律加以規範。這些危機難以預測，也無法事先定義。他們無法被預知，而且通常複雜難解。危機的發生多半情況緊急，需要外力出手干預，需要具體的行動。上述種種關於危機的特性描述，構成本書的敘事架構：其中一面是大型組織、結構與流程；另一面則是辯論、爭執與行動。

 

　　若要理解這些時刻，不妨將其視為緊急事件或是救火隊。負責危機處理的官員常會脫口說出許多軍事用語：最大力量、鮑威爾信條、震懾戰術、大型火箭筒。不過，也有人認為，真正需要的是無形而且容易發揮影響力的理念、政治領導力和行動。這需要擬定計畫和方案、整合各方支持力量、共同抵禦反對勢力。

 

　　二○○八年，布希執政最後階段爆發金融危機，各界對於美國領導力的質疑聲浪逐漸高漲。就共和黨而言，這些質疑相當合理。在此關鍵時刻，共和黨未能讓廣大群眾理解系統穩定的必要性。根據鮑爾森觀察，到了二○一六年，情況的發展更是走向極端，共和黨菁英遭到消權，川普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二○○八年，系統對於紓困的關注日益顯著，甚至跨越到大西洋對岸。但是在政治操作上，共和黨菁英與民主黨領導階層卻決定成立隨時有可能瓦解的跨黨派聯盟，希望促成美國的團結，成為聯準會與財政部努力穩定全球金融的有力後盾。日後美國政治的兩極化與二○一六年川普的參選，均更加凸顯這次兩黨聯盟的歷史性意義。

 

　　上述是從美國角度呈現的故事劇情。美國經驗不僅影響全球，其他遭受危機波及的地區也出現類似的發展，包括歐洲與亞洲。歐元區危機的引爆使得以下的問題一再浮上檯面：如何針對不受民眾歡迎、但確實有必要執行的行動組成跨黨派聯盟？誰的意志力、耐力、忍受力、關注與妥協的意願，最終將會勝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建立全球秩序最重要的關鍵。若要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採行資本主義治理模式，那麼針對特定立場組成臨時性政治聯盟確實有其必要。在二十世紀，這正是凡爾賽條約與馬歇爾計畫，或是赫伯特．胡佛（注：Herbert Hoover，共和黨黨員，第三十一任美國總統，主張透過政府干預與管理，推動經濟改革）與羅斯福因應經濟大蕭條採取的措施有所差異的地方。我們必須認真看待政治經濟領域當中的「政治面」。自二○○七年以來，金融危機的規模使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治理需求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

 

　　從全民均受波及的金融危機、民選領導人對於政策的完全掌控，到危機發生時不同政黨試圖在兩者之間居中斡旋，都可以明顯看到這種緊張關係；甚至是他們提出的方案、展現的凝聚力與動員支持者的能力，不斷受到考驗，最終發現都沒有效果。在許多國家，溫和左派勢力遭到淘汰，特別是希臘和法國。他們因無力採取建設性的行動解決歐元區危機而付出代價。二○一七年，向來被認為已安然度過危機、受傷程度最輕微的德國舉行國會大選，兩大政黨的支持度創下歷史新低。在美國和英國，主流右派政黨面臨嚴重的黨內分裂。在英國導致脫歐派贏得公投；在美國則是共和黨的分裂愈演愈烈，影響更是深遠。原本共和黨帶領著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勝選大軍、掌控著凡事不擇手段的媒體機器，同時擁有源源不絕的募資資源。但是就過去十年的記錄來看，他們的立法成績乏善可陳，無法有效地與政府合作。

 

　　一度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如今我們生活在後民主時代或後政治時代，政治發展竟能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實在令人意外。像是金融市場等複雜的社會系統，或是類似現代政府與跨政府系統等組織，憑藉龐大的影響力，難以被摧毀。但如今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是否真的禁得起政治機構、決策或辯論的考驗。我們質疑，技術官僚在各地先發制人、四處篡位，而且他們有充分理由這麼做。在描述這些系統的運作時，我們大可透過各種方法刻意避開政治因素不談。但是，如果像這樣的歷史記錄是為了某個目的而存在，那麼這個目的便是：讓外界知道類似描述的貧乏。在這本書的敘述中，政治選擇、意識形態和代理人無所不在，而且嚴重影響最後的結果。他們不僅是干擾因素，特別是當大型「系統」、「機器」和財務工程機制因為運作失靈而引發極端不穩定與意外事件時，他們的回應就變得非常重要。成功與失敗、穩定與危機，取決於特定時刻的選擇。當我們指稱「雷曼兄弟時刻」，其背後代表特定的意義。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意義特殊的名詞，像是多維爾、二○一一年的坎城、「盡一切可能」，更別提英國脫歐公投或是令人跌破眼鏡的美國二○一六年總統大選。

 

　　回到一五○○年代，資本主義和現代政府系統同時萌芽，值此關鍵時刻所做出的決策、應變計畫、選擇、以及後續的發展，構成我們對於現代史的認知。雖然這份對歷史的認知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曾短暫斷裂，但隨後再度銜接起來。這些關鍵時刻成為記憶與紀念的座標。他們激發行動：在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之後，避免出現另一個雷曼兄弟成為全球危機管理人的執念。他們構成敘事與歷史的時間軸。他們定義週年紀念日、引發辯論與省思。二十世紀初期全球各地發生多起動亂，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忙著舉辦各式各樣的百年紀念活動。其中最要的百年紀念活動發生在二○一四年：紀念一九一四年一百週年。全球各地熱切關注這次的一百週年紀念，舉辦紀念活動、討論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歷史學家紛紛回溯二十世紀的原始傷痕。

 

　　他們以烏克蘭和東亞地區的衝突做為對照，使得一九一四年的教訓與現代人更為直接相關。另一種較為間接的方式是透過一九一四年的事件，仔細思索二○○八年金融危機所凸顯的歷史問題。

 

　　我們對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二○○八年金融危機所提出的問題，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偉大的現代文明是如何結束的？難以理解、且不可控制的巨大風險是如何形成的？突發地震如何導致全球秩序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大型技術系統的「鐵路時刻表」如何同時出差錯引發災難？不合時宜或過時的參考架構如何妨礙我們理解周遭發生的一切？是我們自己夢遊陷入危機，或是有一股暗黑力量在作祟？面對人為引起、造成的災難應該要追究誰的責任？全球各地資本主義的不均等發展，是引發不穩定的主因？民粹政治的激情如何影響菁英的決策？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群眾的熱情？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重新建立國際與國內秩序？我們有可能達成永久的穩定與和平嗎？法律有可能提供答案嗎？或是我們必須仰賴恐怖平衡與技術人員和軍事將領的判斷？

 

　　這是我們針對一百年前一九一四年的事件所提出的問題。湊巧的是，面對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與後續發展，我們提出的問題和百年前沒有差別。面對現代重大危機，我們必定會提出相同的問題。

 

 

（本文為《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作者：亞當‧圖澤（Adam Tooze）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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