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歷史是什麼？歷史可以是一種累積、一種傳承、一種借鑒、一種養分，滋養身處於當下時空的你我。人建構歷史並在洪流中推移，看似渺小，但從來不是人服務於歷史，而是歷史服務於人。寫實主義大文豪契訶夫主張：一個事件的全部意義，在於它發生的之前和之後。因此，跳脫宏偉大敘事的框架，永遠保有對主流敘事的批判意圖，在觀看歷史時是十分重要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此書，正是以宏觀的角度敘述日本六零年代的新左運動，其運動背景及延續於社會中的遺產；並更進一步地以微觀的角度深入個人內在層次，探討新左運動與人之間的互動。

 

　　現在看來，我們會認為日本的社會改革動能似乎極弱，少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日本人對於社會運動的想法也幾乎是負面的，他們認為社會運動即是充斥著暴力、動亂與內鬥分裂的暴動行為，而這些認知與過去新左運動的激進性質有關，可以說日本社會現在仍籠罩在那樣的陰影之下。有別於日本對新左運動的主流評價，作者拉出了一種相當獨特的敘事角度，重新向世人提起那些被埋沒在爭議行動之下的良善初衷，並試圖重建日本進步運動的歷史傳承。

 

　　二、本書脈絡

 

　　（一）新左運動的背景

 

　　本書所聚焦的「新左」，有別於關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為軸心的「老左」。新左繼承老左對社會的關懷與改革熱忱，並注入了反戰、反威權、民主化、女性主義、環境保育等等思想，開展出充滿屬於這個時代的理想的新左運動。

 

　　大大影響1960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是在此之前的戰後民主化運動，因當時冷戰的影響擴展至亞洲，為了鞏固在亞洲的地位，美國對日本提出修改美日安保條約的要求，因為修訂勢必加速日本軍事化並強化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安保鬥爭」因而發起。當時的運動主要圍繞著「去殖民化」與「民族主義」發展，二戰時的戰爭記憶串連起不同立場的組織與人們站在同一陣線，使「反戰」成為共識；而民眾也不願繼續壟罩在美國控制之下的陰影中，對於政治、經濟、文化、主權等獨立的訴求因而體現。

 

　　儘管參與人數可觀，新安保條約最終還是修訂通過了，但是參與其中的學生們認為運動不應該就此斷裂，應該繼續努力在日本社會中深化民主的思想，因而發起了「歸鄉運動」。簡而言之，這項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把民主帶回家鄉」，帶領鄉下的保守居民理解進步價值與對其追求的必要。然而，政治冷感與家父長制所構築的「地方之牆」使學生屢屢受挫，歸鄉的學生反而深刻感受到與家鄉的隔閡，甚至是與長輩的對立。漸漸地，學生開始反思自身的「啟蒙意圖」，他們發現自己不應站在菁英知識份子的地位，自以為是地想「教育」地方居民，而是應該先學會聆聽，學會設身處地，並且拾回和地方的連結，才有可能在互相學習的狀態下達成真正的溝通。歸鄉運動持續的時間不長，雖然部分學生希望能使其成為常態性的活動，但討論後學生們決議讓歸鄉運動告一段落。

 

　　（二）新左運動的性質

 

　　在安保鬥爭及後續活動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也使以美日關係、民主化運動等論述消退。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沉寂以後，新一代的運動者們開始著眼於他們「雖然富裕卻越來越被規訓化的生活」，他們認為必須要發覺社會中的權力關係與支配者，必須打破被隱藏在消費主義之後的形式主義、順應體制及無力感，調整現有生活並創造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日常性的自我變革」。

 

　　「自我變革」又在運動中被分成兩種不同的面相，作者舉了「日大鬥爭」與「東大鬥爭」的差別為例說明。日大鬥爭主張的是「自我解放」，對體制的逆反並無懼於強權，堅持自己的信念去反抗威權；東大鬥爭主張的則是「自我反省」，他們將自身的菁英階級與菁英意識放置在被改革對象的位置上，呼籲學生不應以旁觀者的姿態僥倖地生活，而是得先批判自己進而重新探尋生活方式。

 

　　作者在本書中談到「暴力（Gewalt）」的正當性，他指出：學生使用的暴力，是為了使在社會管理系統中隱而不顯的「權力」顯現出來，是為了反抗權威階級對暴力的壟斷，以及不願繼續順應壓迫。而學生在使用暴力與警察衝突時，為了不使自己與所批判的對象成為一丘之貉，必須一再地自我檢視，確認自己的信念、動機與正當性，在這樣的過程中參與者也能藉此擺脫日常性與規訓，重拾思考的能力與主體性，並且連結自我變革與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然而在後期，新左運動有了武裝化的趨勢，當「在武力上不一定居於絕對劣勢」的情況出現，新左運動漸漸失去了來自大眾的、本質上出於同情的支持。

 

　　（三）新左運動的衰退

 

　　自我變革在逐漸發展後，反而使運動者陷入困境。如先前提到，「自我變革」可分為自我解放與自我反省兩個面向，在新左運動得以成功動員大眾的時期，自我解放與自我反省是達成平衡的；然而在失去大眾支持之後，運動者也漸漸難以相信透過反抗改革社會體制的可能，因而自我解放的成分消失。僅剩自我反省的自我變革使得運動者淪為苦行僧，透過對自己與他人德性的嚴苛要求來達成自身參與改革的認知，因而提高了參與運動的門檻，也逼退不少參與者；更有甚者，在「赤軍事件」中發生了私刑殺害夥伴的悲劇。運動者於是逐漸縮回日常生活中，透過「沒有上限的自我要求」來延續運動，卻在這樣的過程中更加痛苦。於是在最後，新左運動的衰退在於失去大眾支持、警察策略圍堵，以及運動者因自我變革而墜入的困境。

 

　　日本社會運動的斷裂，還有一根本原因在於「社運部門的體制化失敗」，也就是日本極度缺乏體制內倡議者，也沒有穩定支持進步價值的政黨。因為「日常性的自我變革」之內向性質，運動者對於積極入世、進入體制參與政治的意向十分低落，這導致了社會改革力量在政治場域上的無聲，造成無力感的惡性循環。於是就在這些困境之下，形塑出現在我們看見的，改革力量式微的日本社會。

 

　　三、借鑒日本談台灣

 

　　（一）台灣與日本的社會運動

 

　　吳叡人老師撰寫的本書推薦序中提及，他認為「三、四十年來台灣學運傳統得以傳承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先行世代的學運從未像日本新左翼運動那麼激進，所以沒有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之故。」而為什麼台灣過去的學運沒有發展成那般，在日本學生戴著頭盔手持暴力棍向警察揮舞、丟擲土製汽油彈時，台灣學生正在廣場上靜坐、宣講與歌唱？我認為這與台日近代社會控制之發展的不同方向有關。

 

　　與日本的戰爭記憶做對比，在相同的年代，台灣則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白色恐怖時期。美國對日本的支配明顯可以被感知到外來性，因此日本可以知道他們所欲針對的對象是誰；然而台灣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卻因為漢人的祖國情懷，及政府刻意灌輸的大中國史觀，難以辨認出施加壓迫的對象，甚至因而無法發覺壓迫。再者，美國對日本的控制並沒有到威權統治的程度，日本也保有形式上的主權；台灣卻是籠罩在祕密警察、獨裁統治的恐怖陰影之下，社運人士一個不漏全進了監獄，普羅大眾更加不敢碰觸禁忌。來自恐怖監視以及所謂民族價值的控制在數十年間得以逐漸內化，形塑出每個台灣人心中的微觀權力，支配著我們整個社會的言論、行動。因而即便是在社會控制逐漸鬆綁的七八零年代，學運的性質仍然絕對拒絕越界行為，也是要在人夠多的情況下許多人才願意放心加入。

 

　　即便是在太陽花發生過後的現在，公權力對暴力的絕對壟斷在社會大眾眼中似乎也並未被撼動太多，對抗不正當權威的潑漆或佔領行動依然是社會眼中的過激行為，身為運動者總是必須再三檢討，因顧慮著社會觀感而自我監視。當然，借鑒本書敘述的日本新左運動歷史，我們能明白：運動者若是只在乎自己的信念與自己認定的正當性，而不在乎大眾觀感，最後勢必因為資源的缺乏與環境的排擠而失敗。但我們也必須明白，社會運動從來都是以小博大，是與權力的鬥爭，抗爭必然引起強權打壓：航空公司員工的罷工行動，在資本家資源的投注下被媒體渲染、扭曲為自私自利；香港人民對抗警暴而不得不的武裝，被中共政府扭曲為主動暴動。在這些情況下，毫無底線地迎合社會觀感，將只會迎來運動的衰弱與運動者沒有盡頭的自我否定。因此，在此之中取得平衡是切不可忽略的。

 

　　（二）談台灣政治現狀

 

　　書中「地方之牆」的概念在近期的台灣能明顯看見，且這樣的隔閡並不只是在地方──而是「地方與世代之牆」。不管是反同公投或是韓國瑜的崛起，我們都能深深感受到那股席捲而來的力量，來自在資訊時代中長期失聲的、與我們所受教育截然不同的人們。也因此在去年，年輕人發起了小蜜蜂，在街頭上與路人對談；今年也有了新的組織「行動山棧花」進行街聊的活動。這些行動跟歸鄉運動的概念很像，但就我的觀察，我所認識的參與者們都是十分擅長「自我反省」的人們，經過對自身菁英意識、進步價值優越感的檢視與檢討過後，練習傾聽與設想對方感受，再上街頭、回到地方，去慢慢溶解那「地方與世代之牆」。我認為承接在歸鄉運動之後的台灣街聊行動，本身具有為參與者克服無力感的「自我解放」性質，且也密切需求「自我反省」的層面，這是「自我變革」非常好的一種體現與實踐方式。

 

（本文作者投稿時就讀於成功大學，2000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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