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橋牌社》（Island Nation）講述的是一個虛擬島國的故事，據說，這是一個台灣的觀眾不怕被爆雷的故事：黎清波終究在兇險的權力鬥爭中笑到最後，甚至，如果不是參照平行世界的發展，觀眾早就知道第二季跟第三季（如果有的話）的情節：第一季裡那個不太起眼的陳木寬後來選上了總統，那個滿是戲劇性微表情的鍾主任後來選了好幾次總統。

　　就戲劇呈現來說，「觀眾早就知道結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平實地寫出經典的敘事則是最安全的套路。黎清波在精神上是皇民教育的遺民，面對詭譎的權力鬥爭，他相信德川家康的哲學：不及勝於過之。這是在侍衛質疑他為什麼不團結國家黨，為什麼要「放任」在野力量坐大時的解釋。

　　於是觀眾毫不意外看到一個黎清波的經典形象，他可以為了島國的民主改革而忍耐，適當的時候引入島國在解嚴後奔放的社會力量。當然，在「另一個族群的人」看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劇中對此也做了忠實的呈現。

　　可是島國的「民主時刻」比戲劇表現更混沌，任何戲劇手法恐怕都難以呈現。當前的島國人民很難想像那段時日是島國最接近與帝國統一的時刻。正要低調崛起的帝國剛剛走出紅色狂潮，它是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的最後一塊拼圖，這是主導的美西強權殷殷的期盼，可是島國懷抱祖國統一夢想的人們卻被「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所束縛，政治強人的猝逝讓他們看見了契機。

　　黎清波是他們的期待，那個帶著人民高喊「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黎清波總統，曾經是。「國家統一綱領」以及後來糾纏島國二十多年的那個「（據說有的）共識」都是該時期產物。這解釋了「那個族群」對於黎清波的憤恨情感，遠遠不只政見上的差異，還混入了被背叛的情緒。

　　後來，對於這段黎清波主導的捭闔縱橫，有一個產官學界認可的版本：對「國家統一大業」早就心懷二志的黎清波，巧妙地利用黨國集團的內部矛盾，互為槓桿制衡了集團的各大巨頭。對這個族群的人來說，只要無辜，就不需要為彼時的每一個政治決斷負起道義的責任，整個集團就可以一起洗白──因為我們不過都是棋子。

　　島國特定集團的自我救贖，也是島國民主敘事的自我合理，它暗示存在一個合理的路徑，只需要理性鋪排演繹。黎清波的「手腕」在特定集團看來是狡詐，在自我合理的路徑中只是一個陪襯。如果黎清波是女性，那不免要再加上「就是運氣好」的評語了。

　　對黎清波政治技藝的凸顯，也反映了新舊時代交替之際，各種規則與潛規則的衝突交疊。戲劇上最安全的手法自然是透過情愛關係的跌宕以及角色的成長曲線來表現。沒有時代的變局，偏在優勢族群下等階層出身的章有成恐怕只有自我咀嚼不甘的結果；出身「村子裡」的沈建宇也無法再懷抱「過去就讓它過去」的天真想像。

　　一筆帶過的街頭衝突場景，則是戲劇無論如何都無法傳達的濃墨重彩。在新舊規則交疊之際，拳頭經常就是硬道理，對已經過於習慣民主政治平靜氛圍的當代觀眾，將邵壯國從車子裡拖出來毆打簡直荒唐到只能看作戲劇效果。

　　黎清波的勝出，令島國的民主敘事自我合理化，經常讓人忽視究竟要維持「如此合理」的路徑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的心力。政治劇的「大敘事」無論如何都無法收納這些細節的偶然機緣，畢竟它太瑣碎，有時候也太不知所謂，而民主政治的勝利也往往帶著肢體衝突的血氣蒸發後的苦澀。他們都是「沒有命運的人」。

　　葛蘭西曾經說過一個不太體面的寓言，海狸被獵人追捕，為的是取得海狸的睪丸煉藥，海狸為了保住性命，乾脆扯下自己的睪丸。沒有人會特別在意沒有命運的人，如果海狸順利脫困，也不會在乎扯下睪丸有多痛。其實，島國的現實政治並不乏居然不依看似合理路徑前進的角色，回溯性的簡單敘事往往低估或者高估了人的精神意志、 心力與理性。老生常談的話，政治中最難捉摸的是人，能動性也好，投機或血性也罷。

　　海狸為什麼不抵抗反映了現實結構的限制，帝國邊緣的小國地緣政治與民主博奕的常態會逐漸收束90年代的渾沌與狂暴，這是島國的幸運，它終究產生不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角色，孜孜矻矻七點半上班已經是小國格局中的民粹極限；也是島國的不幸，再沒有什麼比吳叡人的〈賤民宣言〉中的這段話，更加貼切的了：

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之一是，作為主權民族國家體系的賤民階級之一員，我們和所有其他被排除的賤民之存在，見證了國際政治中牢不可破的現實主義真理，以及所有無視於這些賤民處境的理想主義宣稱與道德教條之偽善。做為台灣人，我們不得不是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我們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

　　作為影劇，《國際橋牌社》有許多值得挑剔的地方，鬆散的連貫性恐怕讓它成為台灣觀眾限定，最糟糕的狀況是只能滿足懷舊的情緒。但它的出世是有意義的，畢竟，一個民族只有擁有能夠被嚴肅講述與通俗演繹的故事，它才有在世界精神的祭壇上接受屠戮的資格。

影劇資訊

《國際橋牌社》（Island Nation）－汪怡昕，2020開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