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在歐洲電影中，最常被拿來對比、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座城市是巴黎與華沙。

　　前者是西方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最佳代表、並且浪漫，後者則是受蘇聯共產主義「荼毒」、被傷害至深的城市。然而，奇士勞斯基的《雙面維若妮卡》卻揭示了這般看似分裂的歐洲，終就是雙生者而不由分說。但雙生是否注定雙滅？這一部在 1991 年冷戰結束時發行的電影，結局是在巴黎的維若妮卡，彷彿代替了華沙的維若妮卡般繼續活著，暗示似有一片光明的未來即將降臨於歐洲，然而，代價卻似乎總不由相對強勢者承擔。

　　後來，在出現烏克蘭親美（北約）、部分東歐國家漸有欲加入歐盟之勢等等後，誰不對一個「一統的歐洲」充滿期待（尤其在當時美國總是相較於今地強勢介入）？誰還將華沙與巴黎做這般老掉牙的對比？甚至一個呼應著麥金德「世界島」概念的歐亞大陸逐漸形成，人們於是要將目光移向中東，這個在亞洲與歐洲之間搖擺不定的地方。

　　這一處至今總是戰爭未停、難民充滿，而無數敏感神經就在一個曾受全世界壓迫的民族國家交會。以色列的國歌以給人壓抑印象的小調寫成，歌名卻是《希望》：歌詞中唱明了「我們的希望還未破滅」，甚至與波蘭國歌中的那句「波蘭從未輸過」始終相似。而其作品始終被視為充滿實驗性、甚至帶有激進成分的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這次則明確地將以色列對比法國。他再次自己寫劇本、甚至將自己帶入為主角：一個裸身來到巴黎的男人，也是電影的第一幕。 

　　於是在觀影之初，觀眾明確地與主角約亞夫感受絕望、彷彿同身：他被意外洗劫、他一無所有、在至冷的冬天，而他卻「只會」說法語；然而在被艾米勒和卡洛琳解救後，觀眾與他都一起慶幸，他「還會」說法語。電影原名《Synonymes》為法文「同義詞」之意，然「同義」代表的僅是「等於」而非「是」，再如何追求翻譯之準確，終究也填補不了語言之間的間隙。如同約亞夫以法語向艾米勒傾訴家鄉以色列如何地卑鄙老舊、令人作噁、愚蠢無知，若不是逃離家鄉的同道中人，聽者又如何能真正完全同感？

　　「說另一種語言時，你並不會真正意識到一些詞語字面意義下的東西，你甚至會因此變得勇敢和無畏。」導演曾在受訪時如此提到。約亞夫這看似一無所有的人，卻又並非真正孓然一身：他一身完美無缺的肉體，正能超越語言給彼此的限制。電影中他不願參加猶太組織在法國的運動，迫於生計只得出售身體，為法國人以希伯來語錄製色情影像、與總是肖想自己已久的卡洛琳上床，無一不是以他僅有的換取想要的，然而這般無畏，卻可能僅是無謂：他終究沒能切割那與原鄉緊連的自己，他渴望能被法國社會接受、卻無法認同那些未意識到自己是「如何幸運」的法國人。 

　　記得電影中三人第一次一同飲酒聊天時，艾米勒手中是一瓶貼著「勇気」二字標籤的酒，也許是來自異國的清酒、也或許是一生順遂卻素平的自己所缺乏的。相較於總是不慍不火的他，卡洛琳則是一個靜默觀察、卻意外敢說敢要的女子；然而生為女身，在這仍較認同異性戀正典與拒斥政治性難民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終究也只是一段婚姻關係與「歸化」要件中的必要方，無法像政治正確擁護者所期待地反壓迫，這般無奈雖奠基於激情，卻也終究不是愛情。

　　對台灣觀眾來說，最意外的也許莫過於電影後段、約亞夫在法國移民課程中遇到的一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其實不難看出在教室中的「同學們」，都來自於在國際上相對弱勢的國家，而她在法國老師的指示下，以法文介紹自己、說的是法文初學者再熟悉不過的句子，是必定在不同國籍（或是否知道台灣處境的）觀影者心中，激起或不激起波瀾的一幕。

　　導演那達夫‧拉匹本身即在以色列服完兵役後移居巴黎，電影中也處處看到他從自身出發、所投射的思考。他亦曾在受訪中表示，自己對兩種文化皆既有歸屬感、又有疏離感：「就好像一直站在一條走廊裡，你可以推開任何一邊的門，但又不屬於任何一邊。」我想，畢竟語言與身份認同兩者間絕對雙生的關係，也許比歷史洪流中所有的民族和城市記憶，都更加注定將同時雙滅。

　　在一篇導演專訪中，讀到當他被問及電影中刻意選用了阿基里斯與赫克托爾故事的用意，他如此回答：「藉由認同赫克托爾這個人物，即使是在只有四歲的時候，約亞夫也早已在反抗以色列社會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並不僅止於勝利，更多的是對於失敗的絕對禁止。在以色列，我們都是這樣被教育的，這也是我們依舊信奉的一條準則。我們沒有任何輸的空間，哪怕一次都沒有。但是像法國，卻有過幾次失敗，現在大家也能夠接受。但對我們來說，失敗就是結束的同義詞。這就是為什麼認同一個失敗者，會是對於一個將勝利神聖化、將神話中的勝利人物視為英雄觀念的反抗。有些人可能會將以色列人這種內心深處害怕失敗的焦慮，與猶太人過去，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時候遭受的苦難連結起來。」

　　不禁讓我想起，那麼多人經常視以色列的命運為台灣的借鏡可能，然而我們有可能，在未來也會成為被全世界壓迫的一個「民族」嗎？我們所害怕的失敗和焦慮為何？如何、又能以什麼形式呈現出來？此外，面對訪問所提，既然電影拍完了、自己對法以關係中的恐懼與隔閡是否得到彌補，導演回答道：「我沒有辦法很確定，但我認為把自己的恐懼，透過藝術的方式與他人分享，自然會形成一種療癒。」而若之於台灣人，這樣的「療癒」，又真正具有重量而「治人」嗎？

電影資訊

《出走巴黎》（Synonymes）－Nadav Lapid，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