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天生肢體輕微殘障的26歲青年宮崎勤先後綁架殺害四名四至七歲女童，幻想吃掉女童會令死去的爺爺復活。他並未成功掩飾自己的犯罪，1989年旋即被補。精神鑑定無法排除罹患思覺失調的可能，但仍被法院處以死刑。以下是他被捕後到絞刑之前，他的家人所經歷的事。 

 

 

文｜鈴木伸元

譯｜陳令嫻

 

　　坂本多次嘗試接觸宮崎勤的父親，然而警方在宮崎家附近拉了禁止進入的封鎖線，打電話也只聽到嘟嘟聲。因此他找了三名宮崎勤的父親可能聯絡的人士，拜託對方傳話：「如果接到宮崎勤的父親聯絡，請告訴他坂本想見他。」他想知道他所認識的宮崎勤父親如何面對兒子所犯下的罪行。最後這招奏效了。

 

　　宮崎勤遭到逮捕一個月後，坂本接到某人的聯絡，表示宮崎勤的父親有話想跟他說。坂本於是馬上連同律師前往宮崎家。當時宮崎家正門前擠滿了眾多媒體，無法通過，他便搭乘計程車從與隔壁家相連的後門進入院子，當時已經是深夜一點左右。

 

　　進入宮崎家，玄關籠罩在黑暗中，屋裡也一片寂靜。

 

　　坂本報上名字，聽到裡頭傳來腳步聲，一個人影從黑暗中浮現。

 

　　他尚未確認對方是宮崎勤的父親時，對方就突然用力抱住了他。他沒想過會被抱住，一時全身僵硬。

 

　　「事情居然變成這樣……」

 

　　宮崎勤的父親抱著坂本蹲了下來，開始掉淚。

 

　　考量到事件的殘酷，坂本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才好。

 

　　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會兒，陪同的律師開始打圓場，請宮崎勤的父親走進隔壁的房間。

 

　　宮崎勤的父親稍微平靜下來後，在坂本面前跪坐下來。坂本透過日光燈的光線，察覺對方面色灰敗，短短一個月便形銷骨立。身旁坐的是宮崎勤的母親，白髮明顯、臉頰凹陷，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十歲。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宮崎勤的父親抬頭仰天，從口中擠出話語：「我每天如坐針氈，早知道會這麼痛苦，早點死掉不知道該有多輕鬆。死只要幾秒鐘就結束了。我好想死，好想死……」

 

　　宮崎勤的母親勸戒他：「要是死了，又會成為笑柄。」

 

　　自從宮崎勤遭到逮捕後，他的父母連日接受長時間偵訊，不曾和警方沒想過會以外的人說過話。他父親表示已經很久沒跟不是警察的人講話了。

 

　　「我們也完全不能看報紙與電視，光是聽到直升機的聲音，想到媒體又要來採訪我們家，胸口就一陣緊……但是想到那些失去女兒的家長，我們只得一路忍耐到現在。」

 

　　宮崎勤的父親深深一鞠躬，表示想賣掉土地，盡可能補償被害人家屬。坂本提到電話打不通的事，對方則說是因為騷擾電話絡繹不絕，所以才拔掉電話線，接著表示老家這裡已經住不下去了。

 

　　他帶坂本到隔壁兩坪多的小房間。

 

　　那裡充斥著堆積如山的明信片和信件，分量看起來超過一個紙箱，拿起來一看，上面寫著「你也去死」、「我要殺了你女兒」等等。宮崎勤有兩個妹妹，許多騷擾都是針對她們兩人，有些信裡甚至裝了白包袋。

 

　　騷擾信件都沒寫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坂本看了幾十封之後，越來越難受，當他發現時，自己的眼眶已經濕了。這段期間，宮崎勤的父親則一直凝視著坂本。

 

　　對親戚的影響

 

　　坂本對宮崎勤父親的採訪即將告終之際，儘管事件仍在調查階段，他還是詢問對方：「現在有什麼事想特別交代？」他父親的回答出人意表。以下的對話引自坂本的報導〈單獨會見記　如坐針氈的父親〉（收錄於月刊《文藝春秋》）：

 

　　「我知道兒子做錯事，我們沒有資格要求，但是把跟事件無關的人捲進來，讓我們很過意不去。」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連和事件無關的人都因此辭去工作或是搬家，我希望至少能解決這個問題。」

 

　　宮崎勤有兩個妹妹。大妹自從事件曝光之後，辭去超市的工作，原本預定一九八九年年底要和未婚夫舉辦婚禮，後來也自行解除了婚約。二妹原本是護理學校的學生，事件發生後選擇退學，放棄成為護理師的夢想。

 

　　宮崎勤的父親有四個兄弟，其中兩個弟弟都是公司董事，在事件發生後辭去了工作。第二個弟弟考量到自己的女兒，也就是宮崎勤的兩個堂妹的未來，於是和妻子離婚，好讓女兒改從母親的舊姓。另一方面，宮崎勤舅舅的兩個小孩，也就是他的表弟同樣辭去了工作，因為他們都是公務員的事遭到週刊記者報導曝光。

 

　　宮崎勤的父親表示「兒子犯了罪，自然該受罰」，自家人遭受騷擾與精神折磨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叔叔、嬸嬸和堂表親都與此事無關，不應落得如此下場。

 

　　媒體連日報導宮崎勤雙親的關係、祖父的影響等家庭細節，許多分析也認為家庭環境是引發事件的原因之一。坂本原本就認識宮崎勤一家，他也認為父母親感情不睦極可能是主因之一，而叔叔、嬸嬸與堂表親都和事件毫無關係。

 

　　當時坂本身為新聞記者已經累積了將近三十年的經驗，主要負責社會新聞，多半採訪意外與刑案，卻從未正式採訪過加害人家屬。採訪宮崎勤的父親這件事，促使他首次了解加害人家屬所面對的現實。

 

　　事件距今已經超過二十年，坂本一邊回憶，一邊告訴我們當時的情況。提到影響波及宮崎家的親戚時，偶爾會說不出話，咬住下唇，熱淚盈眶。

 

　　加害人父親自殺

 

　　宮崎勤遭到逮捕約一年後，雙親與兩個妹妹離開熟悉的故鄉，搬到了別的城鎮。父親當起印刷相關的臨時工，母親從事計時工作，兩個妹妹也轉換跑道，一家四口相互依靠，一起生活。

 

　　宮崎勤的雙親離了婚，改回母親娘家的姓氏。他們每天對著寫了被害人名字的紙合十悼念，應該是以自己的方式，摸索該如何償還無論怎麼道歉都無法獲得原諒的罪行。

 

　　事件曝光後一年半，也就是一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東京地方法院開始進行審判。

 

　　但是宮崎勤的父親從未現身旁聽席，宮崎勤寫信要求父親請律師也一直遭到拒絕。他對坂本的解釋是「請律師代表想保護自己，我覺得這樣對不起被害人與家屬」。

 

　　作家佐木隆三在《宮崎勤審判》（朝日新聞社出版）等著作中，批判宮崎勤父親這樣的行為：「日本社會以為這是一種美德，其實大錯特錯。」不請律師代表使用公設辯護人，費用由國庫負擔，但公設辯護人的目的是援助沒有經濟能力的加害人，像宮崎勤家屬這種有經濟能力的人利用這項制度，根本稱不上美德，反而是逃避親子關係的「缺席的父親」。

 

　　審判開始四年半之後，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宮崎勤父親的遺體在多摩川河畔被人發現，研判是半夜從高度三十多公尺的橋梁跳河自殺。

 

　　我前往現場，站在橋上俯視多摩川，橋梁的高度讓我瞬間腿軟。

 

　　這裡白天有許多觀光客，大家經過時根本沒想過曾經有人在此跳河自殺，然而，這座氣氛悠閒的橋梁卻是宮崎勤的父親結束生命的地點。

 

　　坂本表示，宮崎勤的父親在臨死之前設法賣掉了住家的土地，這是他和妻子多次討論後的計畫。丈夫自殺之後，妻子繼承他的遺志，把賣掉土地獲得的收益分成四等分，寄給被害人家屬做為補償。然而這筆錢對於被害人家屬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

 

　　坂本看到遺書上寫著「我累了」。隔年二月在東京地方法院開庭時，律師朗讀了宮崎勤的父親留下的遺書。

 

　　佐木在一九九五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發表律師朗讀的遺書內容：「感謝您長期以來的照顧。報恩之前先向您告別實在萬分抱歉，我兒子的事今後就拜託您了。」律師朗讀途中有時哽咽，被告宮崎勤卻只是默無表情地一直做筆記。

 

　　佐木批判宮崎勤的父親自殺是「逃避現實」。反觀被害人家屬，必須接受自己的寶貝女兒遭到殘酷到不堪入目的方式奪去生命，強忍悲傷活下去。他們無處可逃，只能繼續聆聽審判。

 

　　另一方面，熟知宮崎勤其父的坂本則在採訪過程中告訴我們：「我是因為這起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加害人家屬有時會比加害人本人更痛苦。」

 

 

（本文為《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加害者家族

作者：鈴木伸元

出版：台灣商務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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