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譯｜葉品岑

 

　　在今日的預設立場中，人類幾乎無所不能。我們可以，起碼自認為可以，從細胞和化學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應該能夠透過遵循醫學立下的規矩避免生病：拒菸、運動、接受例行性醫療篩檢，以及只吃時下觀念認為健康的食物。任何沒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換個說法，如今每個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為自殺。

 

　　開明的評論者不贊同這個觀點，認為那是某種形式的「責怪受害者」。在《疾病的隱喻》裡，蘇珊．桑塔格反對對疾病做暴虐的說教，指出疾病越來越被描繪成一種個人的問題。她說，人們學到要「注意口腹之欲。妥善照顧自己。不能放自己自由」。她指出，就連沒有明顯生活方式關聯的乳癌，也能被歸罪於一種「癌症性格」，有時被定義為心裡藏著壓抑的憤怒，這樣的人大概可尋求心理治療的幫助。即便主要的乳癌倡議團體也沒對可能的環境致癌物，或激素代替療法等致癌醫療體系多做評論。一九九八年的英國官方健康「綠皮書」總結，「就看個人要不要選擇改變自己的行為，過更健康的生活。」

 

　　當富人竭誠服從最新的健康生活規定──在日常生活中增添全穀物和健身時間──不那麼富裕的人，多數時候被困在舒服、不健康的舊生活泥淖中，繼續抽著菸，享受他們的平價美食。窮人和勞工階級抗拒健康風潮有一些很明顯的理由：健身房會員資格並不便宜；「健康食品」通常比「垃圾食物」花錢。隨著階級分道揚鑣，認為下層階級刻意過得不健康的新刻板印象，迅速和他們都是大字不識幾個的粗人的舊刻板印象混在一起。我在為提高最低工資做倡議時就親身見識過。富裕的聽眾可能同情藍領工人微薄的低薪，但他們往往想要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不好好照顧自己」，譬如為什麼他們要抽菸和吃速食？對窮人的關心通常帶有一絲批評。

 

　　還有蔑視。英國名廚傑米．奧立佛在二○○○年代自告奮勇，決定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首先從學校營養午餐做起。他用通常會出現在稍高檔餐廳的菜單品項（譬如新鮮葉菜和烤雞），取代披薩與漢堡。但這個實驗失敗得一塌糊塗。在美國和英國，學童們把健康的新營養午餐丟進垃圾桶，不然就是一腳踩扁它。母親們從學校柵欄遞漢堡給她們的孩子。行政人員抱怨新餐點大幅超出預算；營養學家指出餐點的卡路里嚴重不足。奧立佛反駁說，人們應該了解一般「垃圾食物」透過化學加工，提供鹽、糖和脂肪的成癮組合。不過，他下戰帖之前根本沒事先研究當地人的飲食習慣，而且似乎沒花心思考慮如何有創意地改良那些飲食習慣，大概也是落得如此下場的原因之一。在西維吉尼亞州，他當著眾人的面，說一名地方媽媽平常給她四個孩子吃的食物會「害死」他們，讓對方哭了出來，也讓父母們自此和他疏遠。

 

　　吃錯食物當然可能會有不幸的後果。但什麼是「錯的」食物？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有教養的各個階級全面抵制脂肪，提倡低脂飲食，記者蓋瑞．陶布斯論稱低脂飲食替「肥胖的流行」鋪路，因為人們為追求健康放棄了乳酪塊，卻改吃低脂甜點。指稱膳食脂肪和健康不佳有關聯的證據向來不太站得住腳，但階級偏見勝過證據：富含脂肪的油膩食物是窮苦無知粗人的食物；社會地位比較優越的人只吃乾巴巴的義大利脆餅和脫脂牛奶。其他營養素也隨著醫學見解的轉變，一下被追捧，一下又變得過時：事實證明高膳食膽固醇，像是牡蠣裡的膽固醇，其實不是個問題，而且醫生已不再推薦年過四十的女性吃鈣片。越來越多人視糖和精緻碳水化合物為主要健康殺手，譬如漢堡的麵包。若你吃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大概過兩個小時，等到高糖效應退去之後就會餓了。餓了之後若吃更多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你的血糖可能會永久性地升高，導致我們所謂的糖尿病。

 

　　速食被認為是無知者的食物，被貼上特別的譴責印記。電影工作者摩根．史柏路克刻意一個月三餐都吃麥當勞，並記錄自己體重增加二十四磅和膽固醇飆升的過程，拍出了著名的《麥胖報告》。我也曾因便宜易飽而吃過好幾個禮拜的速食，但這沒有對我造成可察覺的不良影響。不過，我必須特別指出，我是有選擇性地吃速食，不碰薯條和含糖飲料，但吃雙倍的蛋白質。後來某著名食物作家就速食的主題電訪我，我一開口就提到了我的最愛（溫蒂漢堡和大力水手炸雞），但他覺得所有速食店都沒差。他想要的是對速食這個飲食分類的評論。對我而言，這像是問我對餐廳有什麼看法。

 

　　白人死亡潮

 

　　若食物選擇界定了階級的差異，抽菸則是把階級阻絕在外的防火牆。抽菸的人在幾乎每個工業國家都形同被社會遺棄之人，幾乎就像是鬼祟的告密者。我成長的一九四○和五○年代是另一個世界，那時香菸不僅能慰藉寂寞，還是一種強大的社會黏著劑。人們在酒吧、餐廳、工作場所和客廳互相請菸，為彼此點火，無論在室內或戶外，幾乎到了有人的地方就有菸味的程度，成了一種家的氣味。在約翰．史坦貝克一九三六年的小說《勝負未決》中，憤世嫉俗的年長工頭請年輕的移民工人抽剛捲好的菸，順便給他一些提點：

 

　　你要開始抽菸。抽菸是個不錯的社交習慣。你這輩子得和很多陌生人說話。請人抽菸，甚至向人要根菸，是我所知能最快讓陌生人卸下心防的方法。而且若有人請你菸但你拒絕，很多人會覺得被冒犯。你最好開始抽菸。

 

　　我的雙親抽菸；我有個祖父能單手捲菸；我的阿姨在我青春期的時候教我抽菸，後來她死於肺癌。政府似乎是贊成抽菸的。一直到一九七五年，軍隊才停止將香菸包含在糧食配給裡。

 

　　隨著比較富裕的人放棄這習慣，反菸戰爭（總被呈現的像全然善意的意圖） 開始變得像是一場對付勞工階級的戰爭。當雇主提供的休息室禁菸，工人只好到戶外忍受風吹雨打，他們總是靠著牆為香菸擋風。當勞工階級的酒吧紛紛變成無菸酒吧，他們的顧客只好三三兩兩私下喝酒抽菸，幾乎沒剩太多室內場地能讓他們聚會聊天。不斷上漲的香菸稅對窮人和勞工階級傷害最大。在街上買單枝香菸是他們的出路，但奇妙的是這些「散菸」在大部分地方都不合法。一名史坦頓島居民艾瑞克．賈爾納在二○一四年就因犯下此罪被市警鎖喉致死。

 

　　人們為什麼抽菸？最常見的解釋是同儕壓力讓人開始抽菸，這點史坦貝克的小說可以為證，而後尼古丁的成癮性則讓他們沒有太多選擇。抽菸本身的愉悅不太有人探索，彷彿光是提一提就會削弱反菸的初衷。二○一一年有篇專欄文章是個例外，一名記者帶種地主張：

 

　　我愛抽菸，我喜歡菸在飯後或配調酒的味道，我喜歡它能抵擋無聊，我喜歡在汗流浹背的熱天抽，也喜歡在冷冽的冬夜抽……說到底了，抽菸的儀式和習慣，更別說裡面還有尼古丁，令我感到平靜，令我放鬆。

 

　　尼古丁會活化大腦的「獎勵迴路」，以至於重新活化這個迴路成了一種自我撫慰，一種抵銷壓力和過勞的方式，偶爾還能化解無聊。我曾在休息室還准許抽菸的年代做過餐廳的工作，很多工人放任菸灰缸上的菸就這麼燃著，好讓他們能在忙裡偷閒時免去重新點菸的麻煩，立刻吸上一口。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老闆或顧客；抽菸是他們為自己做的唯一一件事。在少數探討人為什麼抽菸的一份研究中，英國社會學家發現，抽菸在勞工階級的女性之間與更大的養家責任有關──而這再度透露出某種挑釁式的自我撫慰。

 

　　「壓力」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中葉被製造出來時，人們注重的是管理階層的健康，因為他們的焦慮大概勝過無須做重大決定的體力勞動者。然而，事實證明，人們感受到的壓力多寡（這可用血液中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來測量）會隨社經地位下滑而增加，承受最大壓力的是對工作最沒掌控權的那群人。在餐飲業，壓力集中在必須即時回應顧客要求的人身上，而不是坐在企業辦公室討論未來新菜單的人。在工作場所的壓力之外，還有貧窮帶來的種種挑戰，兩者相加就成了高度抗拒反吸菸宣導的組合──就像琳達．提拉多報導自己身兼兩份工作還要養兩個小孩的低薪工人生活：

 

　　我抽菸。抽菸很花錢。抽菸也是最棒的選擇。是這樣的，我總是毫無例外地精疲力竭。菸給我刺激。當我累得無法再多走一步時，我可以抽根菸，然後再做上一小時工作。當我被激怒，或被打倒，或沒辦法再完成一件事時，我可以抽根菸，然後會覺得好一些，哪怕只是一分鐘。這是我唯一可享有的放鬆。

 

　　低薪工人的壓力絲毫沒被紓解。相反地，若過去標準的藍領工作是一週四十小時、年休兩個禮拜、享退休年金和健康保險，對藍領的新期待則是視雇主需求隨時待命、沒有補助津貼或任何保障。有些調查如今發現美國零售業工作者絕大多數沒有固定工時——雇主想要他們時，他們就得上班，而且無法預測自己每個禮拜能賺多少錢，甚至每天能賺多少都不確定。隨著「即時化」排班的興起，工作者根本不可能提前計畫未來：你有足夠的錢繳交房租嗎？誰照顧小孩？而雇員「彈性」造成的後果可能和隨機電擊籠中的實驗動物一樣有害身心。

 

　　人口學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注意到，美國貧窮白人的死亡率出乎意料地小幅上升。這情況理當不該發生。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令人寬慰的美國敘事總是在說，更好的營養和醫護會保障所有人活得更久。這情況尤其不該發生在白人身上，相較於有色人種，他們占盡優勢，向來擁有較高收入、較好的健康保險資源、住在比較安全的社區，而且不像深色皮膚的人得每天遭受侮辱和傷害。但黑人和白人預期壽命的差異卻逐漸縮小。起先，部分研究者不覺得貧窮白人越來越高的死亡率有什麼好吃驚：窮人的健康習慣不是本來就比富人差嗎？他們不是愛抽菸？

 

　　根據《紐約時報》表示，第一批注意到死亡率差距的經濟學家亞崔安娜．雷勒斯慕尼提出的說法是「作為一個群體，教育水準較低（而且因此大抵比較貧窮）的人，越沒有能力為未來做計畫，以及會延遲享樂。倘若如此，那或可解釋教育水準較高和較低族群間的吸菸率差異」。幾年後，另一名研究者、智庫蘭德公司的經濟學家詹姆斯．史密斯擴充這個觀點：窮人似乎沒意識到「很多你可能會做的事沒有立即的負面影響──飲酒過度、抽菸和嗑藥（給人短暫的快樂）──但實際上，它將在日後害死你」。

 

　　換句話說，貧窮的美國白人正在自殺，而這可不是單純的數據回落。在二○一五年年末，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和經濟學同僚安妮．凱思的共同研究贏得諾貝爾獎，顯示富裕和貧窮白人男性之間的死亡率差距正逐年擴大，白人女性間的差距則比較小。幾個月後，「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九二○年出生的男人，收入前百分之十和後百分之十的預期壽命差了六年。這個差距在一九五○年出生的男人之間是十四年，增加了比一倍還多。」抽菸僅占額外死亡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餘顯然是死於酗酒、鴉片類物質成癮，和真正的輕生──而不是以不明智的生活選擇象徵性地自殺。

 

（本文為《老到可以死：對生命，你是要順其自然，還是控制到死？》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老到可以死：對生命，你是要順其自然，還是控制到死？》 Natural Causes: An Epidemic of Wellness, the Certainty of Dying, and Killing Ourselves to Live Longer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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