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erry Eagleton

譯｜方慈安

　　喜劇可以是正面肯定的詞彙，也可以是貶損。如果稱某人為諧星，除非對方真的是做這份工作，否則恐怕稱不上誇獎。喜劇演員肯・杜德（Ken Dodd）遭到一位律師指控逃漏稅時，主張雖然有些會計師是喜劇演員，但恐怕沒有太多喜劇演員是會計師，成功為自己辯護。「人間喜劇」（human comedy）這個詞，指的可能是欣喜於人類存在的活力與多樣性，一如巴爾札克的同名作品；但這個詞也可能意指人類這種生物不過是個笑話，不值得認真看待。

　　確實，假設站在眾神的立場思考，可能會覺得人間一切都是拙劣的鬧劇，最憂鬱的哲學家叔本華就是這麼想的。由於內心充滿哀愁，叔本華發現：當自己看見名為人類的可悲螻蟻時，很難壓抑難以置信的哼笑，他說：「這個世界充斥永不饜足的生物，他們自相殘殺，只為了多存在一段時間，而存在的時間都在焦慮與匱乏中度過，還得忍受可怕的折磨，直到落入死亡的懷抱方始告終。」在這個「生命承受痛苦與折磨的戰場」上，沒有什麼遠大目標，只有「暫時的滿足、受需求宰制的短暫愉悅、漫長沉重的受苦、持續困鬥、與萬物為敵、既是獵人也是獵物、壓力、匱乏、需求、焦慮、尖叫與咆哮，這一切會持續到永恆萬世，或至少持續到地殼再度分裂。」 

　　儘管充滿憎惡，這一觀點卻有種陰鬱的喜感。從這種奧林帕斯眾神的角度看待事物，和積極徒勞追求目標、深信自己非常重要的俗世男女恰成對比，喜劇就在兩者的不協調間產生。這種雙重視角也出現在湯瑪斯・哈代的小說裡，這位小說家會先把視角放在人物的肩膀後方，然後拉遠鏡頭，放寬視野，顯示出這個角色在遼闊的自然風景裡，只是一個蠕動的小點。這種喜劇和史威夫特的諷刺作品一樣，運用激烈的精簡手法，踩在虛無主義與療癒人心之間的纖細界線上。從這等高度俯瞰，人類的多樣性被縮減到只剩幾種典型，他們各自相信自己擁有自由與獨特性，實際行動卻在不知不覺間，符合了某種角色的殘酷命運。正如所有鬧劇一般，這種觀看角度也把喜劇與無意義彼此結合。

　　不過疏離也可以產生某種同情心。知道沒什麼事要緊，會讓我們放鬆下來，因而有餘裕同情他人。自己的事務不再如此壓迫，可以用更冷眼嘲諷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對他人（同樣無足輕重的）事務更自在地做出反應。或者，我們會將視線離開個人之惡，轉而關注彼此共通的困境，藉由削減個人的特殊性，來換得對其處境的同情。如果一個人會對人世場景作嘔，一定也能從中看出嘲諷的趣味，就如威廉・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結尾所言：「啊，空虛啊！在這世上我們有哪個人快樂？有哪個人擁有欲望？有哪個擁有欲望的人獲得滿足？──來吧，孩子們，讓我們蓋上盒子，收起木偶，因為戲已經落幕。」在小說進程中，我們視為血肉之軀的角色，在最後這段疲憊且帶有優越姿態的宣言中，被降格為塗脂抹粉的玩偶，而書中種種複雜的行動，也只不過是給小孩打發時間的餘興節目。

　　在《亞當・貝得》（Adam Bede）裡，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說起她筆下那些不起眼的中下階級小人物，也採取類似的筆調：

　　我們必須接受這些凡夫俗子本來的面貌：你不能把他們的鼻樑扭正，不能讓他們變聰明、矯正他們的性格。你就是在這些人的圍繞下度過一生，所以應該包容、憐憫、愛這些人，在這些多少有點醜陋、愚蠢、言行反覆的人展現出善行時，應該有能力去欣賞，該為他們珍惜所有可能的希望、可能的耐心……在忠實呈現這些無趣尋常人物的場景中，我找到同理心的來源，這些人的遭遇，正是我生命中諸多平凡人的命運，既不富裕也不匱乏，沒有悲劇性的苦難或是足以撼動世界的大事件。（第十七章）

　　從這種深情但保持距離的角度俯瞰，每個人都了無生氣、愚蠢、有點令人反感。不過，雖然他們或許和悲劇英雄主義或充滿遠見的理想主義相距甚遠，卻並不是毫無價值。這種帶有反差的優越態度，一方面對這些可笑生物抱持溫馨開明的同情，一方面以帶有挖苦的寬容來面對他們的怪異與缺點。同情心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這些人實在很難讓人喜愛。這些平凡的角色毫無希望，但也並不邪惡。平庸讓他們的人生乏味單調，卻也使他們免於接觸駭人之惡。如果他們更英勇或更亮眼，我們可能就不容易有共鳴。只要不對這類個體抱持過多期待（艾略特在夏文中，指責烏托邦主義者和革命家「這些高尚的理論只適合極端的世界」），他們就成為能夠憐憫、也適合消遣的對象。不過，寬容的觀點也可能導向不良政治後果：如果平民百姓果真如此充滿缺陷，他們也許需要政府鐵腕管理。

　　根據這種帶有溫和貶損的評價，人類不是獲得救贖或革命的料，他們只能做自己。像舞台劇演員或小說人物一樣，他們只能扮演經過細心編排的角色，無法再多做什麼。從這種優勢角度，就能看出人的行為多麼受限，宛如觀察一窩螞蟻。他們並不自由，也無法自主決定，不過他們可能需要假設自己具備這些能力，社會存在才不致崩潰。葉慈在〈一九一六年復活節〉（Easter 1916）這首詩裡說：約翰・麥布里德（John MacBride）「辭去在隨興喜劇中／所擔任的角色」，但他跨出這一步，只能迎接死亡。從這種冷酷的命運決定論中，也許能得到某種陰鬱的滿足感。小人物可能沒特色，但至少可以預測。他們不會有超乎尋常的作為，但我們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

　　如果人類就是活在無意義的循環中，便不會催生犬儒主義或優越感，只會產生喜劇。我們大可放心，因為在世界周而復始的迴環中，不會真正失去什麼；一切最終都會回復，只是略有不同；每一種現象都只是永恆存在的元素形成的暫時組合；如果我們自己並非永生不死，至少我們隸屬的這個世界的精神、或龐大的事物洪流會是永恆。因此，有別於艾略特的《荒原》，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中能夠以狂歡姿態慶祝這種永劫輪迴，他的同胞葉慈則期待未來在歷史之輪的轉動下，不屈不撓的盎格魯愛爾蘭人能夠取回光榮地位。在他的詩〈天青石雕〉（Lapis Lazuli）中，石雕裡的中國人居高臨下，俯視著腐朽、毀壞、暴力、更迭的種種場景，看進一切的雙眼閃動著愉悅。

　　因此，殘酷和痛苦確實存在，但世界也非常清楚這些事實。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既然我們什麼都見識過了，就可以免去面對陌生事物產生的心理不適。由於在這個名為宇宙的龐大藝術作品中，一切都無法改變，我們必須接受人的價值判斷沒有意義，每一件事物都有分配好的位置，面對世界唯一合適的態度就是從美學角度去欣賞，介入與改變都不可能。喜劇與宿命論因此相互結合。擺脫道德良心的負擔，我們就能看見整個世界，知道自己和不滅的萬物相連，但在世界眼中不比海上的一片波浪更具重要性。這種在宇宙中活得自在的深層輕鬆感，正是最深刻的喜劇經驗之一，這自然不是滑稽可笑的那種喜劇，幽默在此是從平靜之中萌發。當然，這並不代表幽默可以不受批判。深刻未必代表正確，這種觀點無法理解承受絕對損失的悲劇經驗。畢竟如果一切都能回收和恢復，就沒有什麼傷害是無法挽回。這也可能衍生道德與政治怠惰，因為我們最多只能把現實視為某種偉大藝術品，心知我們和大自然一樣不會以失敗告終、能夠平靜超脫圍繞著我們的一切不幸。

　　某位我認識的社會學家有一次到系上去，發現他的祕書在哭。為了想辦法安慰她，他走過走廊，眼光飄進另一間辦公室，卻看到另一個祕書也在哭。「一位祕書在哭是悲劇，」他對我說，「兩位就是社會學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喜劇，按照剛剛所說的定義來看。社會學家關注的不是個體現象，而個體現象也不適合成為喜劇。從一段距離之外觀察人事的整體構成，包括共通的行為模式與儀式般反覆出現的特色，才是喜劇的關注重點。這是最最仰賴人類本性這個概念的藝術形式。這種方式在高級悲劇中是例外，在喜劇則尋常不過。第二位祕書的哭泣，似乎讓第一位的悲傷減損了價值，把焦點從個人轉移到整體狀態，拉開和第一位哭泣祕書的距離，使我們的情緒反應變得平淡。後文會再細說，相似和重複也是喜劇元素，釋放了用來關注單一現象的精力。讓我們覺得好笑的是重複，而非悲傷。我們預期事物各自不同，所以如果不經意遇上一模一樣的例子，不協調感就會讓我們發笑。只有在這種情境裡，不協調感不是來自兩種或更多種不同現實的相互撞擊。

（本文為《論幽默》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論幽默》 Humour

作者：Terry Eagleton

出版：商周出版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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