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觀眾對韓國、印度電影接受度越來越高之後，似乎也慢慢培養了一批伊朗片觀眾。今年金馬影展依舊選了許多伊朗電影，許多場次都熱賣甚至完售，而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影展選入的伊朗電影，幾乎都是與人權、司法議題有關的題材，或許這也與穆斯林國家榮譽處決仍盛、司法亟待改善有關。

　　《消失的死刑犯》（The Warden）為伊朗導演尼瑪賈維蒂 （Nima Javidi）第二部長片，敘述1966年的伊朗，一座老舊監獄即將被改建成機場，鐵面典獄長原本平步青雲，準備高升，卻意外獲知一名死囚在移監時逃逸，並且仍藏身獄中。在典獄長與下屬的搜索、社工、死刑犯的家屬與鄰人的對話中，一步步道出導演欲探討的人權與罪罰辯證。

　　全片死刑犯都未露臉，甚至只有短短幾秒的遠景黑影，卻緊緊地掐住劇中人的心神，更牽動觀眾的心緒。典獄長並不關心囚犯死活，對他來說只要好好管理這些人們，就能保住仕途，甚至能脫離窮鄉僻壤升官，因此當他聽到社工告訴他死刑犯阿穆德其實是被冤枉的時候，並沒有因此想藉由移監到拆遷的空檔讓死刑犯得以脫身。

　　這裡導演探究了兩個問題，一是典獄長的作為，二是死刑犯的想法。首先，典獄長想找到阿穆德完全沒有錯，因為他的工作是管理囚犯，而非審判。他沒有權力也無義務放走死囚，即便阿穆德可能是被冤枉的。再者，對觀眾來說，或許會認為典獄長只在意自己的飯碗，然而這是整個司法體系的問題，而典獄長是這腐朽機器的其中一個螺絲釘，足以以小窺大，卻不代表他應該為此負責，這樣的概念也為最後典獄長的選擇埋下反轉的伏筆。而對阿穆德來說，躲在監獄中可能會因為拆遷而葬身瓦礫堆，但被抓到後即要面對死刑，這也顯示了為什麼不同的犯罪行為須面對不同的量刑，而非「六法全書唯一死刑」，當不論做了什麼事都可能喪命時，鋌而走險的人反而更多。

　　片中的社工則是最貼近多數觀眾的角色，以情感面為出發點，一心想幫助阿穆德逃跑，我們都是那最多數的平凡人，卻都不知不覺做著神的工作。社工幫助死刑犯偽造逃跑路線、與典獄長鬥志的過程也讓整體劇情的可看性大為增加。社工與典獄長正代表了社會大中的兩種面向，一為冷眼旁觀、事不關己的人，二為義憤填膺，不論認為該刑犯有罪無罪，都在社群或生活中大力審判的人們。

　　本片的收尾為全片的辯證給了明確的表態，典獄長追上了被運走的絞刑台，阿穆德正是躲在絞刑台的木板下方。由阿穆德的視角看到了圍在他身邊的社工、妻小與典獄長，手持移動的運鏡是阿穆德的徬徨，也是觀眾屏息等待的抉擇。典獄長拆起一塊木板，並將阿穆德的行李放到了絞刑台前方。

　　這次，總是置身事外，關心自己工作的他，追隨了他心底的天平，予以死刑犯入獄後唯一的一次平視。絞刑台成了生命的出口，或許正是導演對於正義的期待，讓冤獄的枷鎖、司法的牢籠，逐步成為真正能審判善惡的所在。

電影資訊

《消失的死刑犯》（The Warden）－Nima Javidi，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