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港台命運共同體的實與虛：吳介民談《反抗的共同體》

港台命運共同體的實與虛：吳介民談《反抗的共同體》

2020/12/02 11:00

《反抗的共同體》書封。

文｜吳介民

　　馬嶽教授寫作這本書的心情，我全然感同身受。他說，在「反送中（反修例）運動」期間的某個夜晚，緊咬嘴唇，決定停下既定研究工作，開始寫作這本書。就在前一天，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一日，一名女急救員在尖沙咀被警察的布袋彈打瞎了一隻眼睛。香港的抗爭與犧牲前仆後繼，國家暴力鋪天蓋地接踵而至。對一位專事民主政治研究的香港學者，怎麼可能在這種情勢下，依然活在安穩的象牙塔，固著在既定學術軌跡，不為香港人民的集體抗爭留下一份活生生的現場紀錄？

　　馬嶽記錄了香港人抗爭暴政的日常與緊急事態，來到結論，揭曉了本書是在描述反送中運動如何建構「香港人身份」，因此命名為「反抗的共同體」。

　　這篇推薦序，回應一個關於香港抵抗運動的根本問題：如何理解當前香港危機的性質？這個危機最深刻處，正是香港人正在凝聚的政治身份認同與中共急於建造的國族帝國計劃之間的衝突與對撞。反抗的共同體，其反抗之對象，就是正以國家暴力遏阻香港成為自治城邦的共產黨政權。

　　「新冷戰」下的香港危機

　　香港危機起源於這瑰麗而豐饒、堆疊超現代與前現代多重地質紋理的前英殖島嶼國度，在其主權歸屬中國之後，面臨的新殖民處境，亦即，中國急於吸納、改造香港的帝國企圖所造成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本質性的衝撞，是內陸中心帝國與海洋島嶼周邊的對立，問題一直存在那裡，但近年來美中對抗升高，催化了香港危機的複雜度。因此，本文將香港放置在美中對抗的結構中來分析，而香港正在成為「美中新冷戰」的最前線。

　　「新冷戰」這個詞在幾年前出現時，許多人嗤之以鼻。但短短幾年，已經成為全球主流媒體的流行語。然而，評估新冷戰的虛實，必須先分析美中對抗局勢。大致上，目前美中對抗有三個不同走向：（一）持續性的對抗拔河狀態，（二）新冷戰，（三）熱戰（亦即爆發戰爭危機）。

　　美中對抗格局已經形成，很難在短期內逆轉，不論川普連任、或拜登選上總統，情勢不致快速轉變，可能發生的情況之一，是激烈對抗趨緩，甚或時鬆時緊，形成長期對抗拔河狀態。

　　但一些專家認為，美中對抗正在演變為「美中新冷戰」。人們提到冷戰，可以援引的歷史經驗是「美蘇冷戰」，那是全球性、全面性的兩極雙集團對抗；兩集團各自形成經貿、政治、文化系統。冷戰結構的形成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才能沉澱，美蘇冷戰格局從二戰後，歷經三次柏林危機，直到一九六一年，蘇東集團建造柏林圍牆，東西方陣營對抗界線明確化，歐洲冷戰態勢才穩定下來。

　　因此，如果美中果真走向新冷戰，也會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一夕成局。

　　但必須提醒讀者，歷史參照有其侷限，美蘇冷戰是建構在經濟意識形態對立（市場資本主義vs.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共產國際傳統下的反帝解殖，並延伸出所謂「美蘇代理人戰爭」。對照今天，中國實質上早已非共產主義國家，當前中國或明或隱的對外威脅，不在於輸出「共產革命」或扶植共產政權，而在於美國和它的盟國憂心其挑戰既存全球霸權秩序，遂行其領土擴張（南海、台灣等等）與非領土野心（一帶一路等等），以及威權統治模式擴散。

　　假設美中新冷戰成為定局，對中共政權是利弊參半。如果美國認定中共的全球野心必須以全面圍堵來制止，而且美國卯足全力，那麼中國將不得不退縮到它目前控制的勢力範圍內。在此情況下，雖然中國的領土野心收到遏制，但由於勢力範圍確定下來，新冷戰架構將讓中共更順利執行「鎖國政策」（或稱為「北韓化」），對內進行數位極權監控，並獲致「政權安定」，如同當年蘇聯集團所獲得的對內極權統治的安穩感。

　　但新冷戰對中國的陷阱，則是未來幾十年（假設這場冷戰持續相當長時間），難以獲得西方的高科技，中國經濟現代化速度將趨緩。而如果美國仍在未來數十年維持領先世界科技和軍事的能力，則一場冷戰打下來，中國無法避免內縮與停滯，元氣大傷，代價巨大。因此，一個遵循經濟理性的中國，將會極力避免新冷戰成局，至少要避免美國在全球的盟友加入美國的對中圍堵戰略。

　　但是為了政權生存，甚至為了習近平個人政治野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身家安全（習在集中權力之後難以安全退位），中國卻一步步陷入與美國陣營的矛盾摩擦，乃至衝突。

　　部署國安體制，建造新柏林圍牆

　　在美中對抗格局下，無論未來是否真正形成冷戰格局，中國近來對外行為模式，與對內控制模式息息相關。對內，中共想導向「政權安定」、「閉門鎮壓」、避免發生「顏色革命」。畢竟，政權生存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標。北京實施港版國安法，說得慷慨激昂是進行「二次回歸」，「反殖民地化」，實現天朝中心主權觀。此處「反殖民地化」的鬥爭對象，在中共策士心目中是指英美帝國主義。他們認為，中國雖拿回香港主權，但香港實質控制權仍在帝國主義者手裡，這個前西方殖民地仍存在一個「幕後政府」（deep state）在實質統治著香港，非但香港人心未回歸，財經基礎也未全盤回歸中國掌握。

　　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大爆發，當年十一月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一敗塗地，投票率之高史無前例，顯示香港民意對民主派的支持，完全不被鎮壓恐嚇所動搖。區議會選舉結果變成了香港人民對港中政府不信任的公投，對北京的震撼極大（本書有很詳細的討論）。中南海短期內更擔心的是，香港成為輸入民主實踐、和平抗爭方法的「顛覆中心」。因此，港版國安法的立即效果是，切斷香港公民社會（抵抗力量）與外國的連結，清查國際運動網絡連結，斷絕金流，逮捕民主運動者，嚇阻外國力量的影響，包括劍指台灣，阻擋香港的抵抗運動蔓延到中國內地。

　　北京實施港版國安法，試圖建造「新柏林圍牆」，將香港阻絕於西方自由民主集團之外。這個戰術透露了中共半推半就與美國進行「冷戰化」互動。反送中運動以來，北京的香港政策如此激烈，實施國安法有如發動一場「政變」（putsch），顛覆了香港自治與法治，也撕毀了「一國兩制」的承諾。北京以閃電戰術發動這場國安機構部署，不能只用法律角度觀察，更須看清楚它的政治目的與未來效果。對照「八一〇大逮捕」，同樣以迅雷行動展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攻擊，國安法只是提供了名義上的工具。

　　中共政權從來不敢正面對決真正的民意，因此在香港佈置了國安體制之後，最大的一個政治動作就是「沒收」原訂二〇二〇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七月泛民舉辦初選，參與投票者高達六十一萬人，盛況甚至超過泛民預估。年輕抗爭世代多高票出線，包括黃之鋒、何桂藍、張崑陽、袁嘉蔚（羅冠聰的Plan B）等人。港中政府先以行政手段取消十二個民主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然後在七月底，特首林鄭月娥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理由，宣佈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林鄭月娥說這是「艱難的決定，但獲得北京中央支持」，並強調「沒有政治考慮」。這畫蛇添足的說明，正好彰顯其企圖，因為中國絕對承受不了對其政權再一次的民意公投。

　　中共不計代價打造國族帝國

　　港版國安法乍看讓人費解，其實它是個以進為退的戰術，中南海內部極端恐懼政權不保、害怕顏色革命，因此這場香港政變可說是中共的政權保衛戰。

　　換言之，中國當下對外舉措，不在短期內急於擴張領土（南海是另一個議題，它攸關中國輸入戰略物資的海運線），而是在累積、鞏固中國作為國族帝國的基礎建設，因此對西藏、新疆進行「中國化」的「再殖民改造」，甚至是文化滅絕、集中營模式的監禁改造手段都用上；最近連內蒙都爆發了蒙古人保衛母語的抗爭。中國正不惜代價朝向「單一國族帝國」挺進。

　　對香港的再殖民化（再中國化），一方面是進行先發制人的嚴酷鎮壓，另一方面是對香港人進行「文化改造」，要讓港人同化為跟內地人一樣的中國人。因此，在外部地緣政治條件未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港人恐怕要對政治寒冬做更強的心理和運動準備。

　　但是，當論證目前中共正在從事的「帝國國族化」是一種具有防衛性質的戰略時，我們不可忽視，中共謀略乃是結合了防衛與進攻、守成與侵略。中共透過防守戰術來換取未來實現領土擴張野心的時間，當然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併吞台灣。即使北京在短期內對美國放軟、對西方示好，中共絕不會放鬆對香港之掐緊控制，也不會放棄準備對台灣採行武力攻擊（所謂武統）。

　　然而，冷戰的另一面是熱戰，南海與台海都是引爆點。假設北京決策是理性的，尤其是針對台灣，它沒有動機在短期內打一場沒有把握速戰速決的戰爭。北京目前放出的信號也大致如此。當然，這是一個基於理性互動假設下，對中共行為的預期。但歷史經驗顯示，擦槍走火、誤判、認知錯誤、機會主義，都可能導致戰爭危機。對台灣而言，為了自身共同體的安危，必須以解放軍未來隨時可能入侵做準備，這是被中共逼迫出來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應有的覺悟。

　　港台命運共同體的實與虛

　　台灣在帝國爭霸、鬥爭的夾縫中求生存，增強獨立自主的條件，無庸多言。但香港局勢特別值得警惕。中共把香港鎖進對內維穩的框架，在美中對抗升高態勢下，對香港控制更加嚴酷。而台灣則在此框架之外，因為美中對抗而成為一個波濤洶湧但暫時安全的前線。因為我們處在中國直接監控的框架之外，才有餘力對香港進行人道與國際連結的援助。

　　美中對抗，香港攻防雖只是其中一條戰線，但香港局勢如同台海局勢，是測試美國是否決心嚇阻中國野心的試金石。如前述，中共戰術乃是攻守並用。北京在香港部署國安體制加緊鎮壓，假如美國出手，畫出紅線要北京「到此為止」，北京將趨於防守，鞏固在香港的鎮壓體制。假如美國不出手，則北京將食髓知味，繼而攻擊台灣，遂行其領土野心。

　　我們對香港抵抗運動的支持，必須認真以對，謹慎而務實施力。香港危機不應是大選年「亡國感」供內部消費，而是抵抗極權入侵、港台交互培力的契機。事實上，台灣民意對香港支持度非常高。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在二〇二〇年五月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達六十七％的受訪者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而十八～三十四歲的年輕人支持度更高達八十五％。這是台灣採取撐港政策最有力的社會基礎。台灣政府對港政策確實有所作為，但有時則顯得過於謹慎，例如民主國家紛紛要求中國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但政府長期束縛於沿襲已久的兩岸關係架構，連提及「中英聯合聲明」都有困難。九月間台灣爆發了「五港青渡台案」爭議，更凸顯了台灣在處理對港人道救援上的複雜度。

　　有人認為「可做但不可說」，儘管是不得已的現實考量，但也綑綁住我們的想像力。我們迫切需要提出對港創新論述，也應該視為台灣國家發展尋求新論述的契機。例如，以香港局勢巨變為契機，讓台灣成為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一個中心（hub），在「撐港國際隊」當中扮演人道援助、資訊流通、後勤、論述、連結等角色。香港抵抗中共極權操作的經驗可以傳遞給台灣，對台灣抗中保台深具價值。而台灣過去抵抗威權統治的歷史，戒嚴下國內與國際連結的經驗，也是香港人很想獲得的抗爭知識。面對中國極權威脅，港台之間「命運共同體」的想像，必須有清晰戰略目標與靈活戰術來支撐。

　　我們對香港的認識，還在起步階段，撐香港需要了解當前香港政治危機的來龍去脈，馬嶽這本《反抗的共同體》，是我們掌握香港人為何發起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在這場驚動世界之運動中的創造與犧牲——最好的教本。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著有《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二〇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