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系列電影，最初僅是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為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所規劃的一部傳記電影，然而最終演變成一項龐大的電影計畫——電影的演員、拍攝與剪輯通通成為了這項計畫的一部分，也就是成為了一種實驗。

　　當飾演Olga的女演員奧加・什卡巴尼亞（Olga Schkabarnja）說道：「過程有時是可怕，壓迫的。我們會恐懼，會愛，會產生感情。我們並沒有照著劇本走，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無法反駁，拍攝電影的這三年對於參與其中的人們是一項實驗——並不僅是因為這類型的電影計畫是首度在電影史上被執行，而更是因為它的執行內容包含了許多半世紀以來的社會及行為實驗的影子。

　　如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中，受試者被要求扮演「老師」、並被告知有另一群人扮演「學生」（而實際上所有受試者均扮演老師），受試者得以在實驗者的賦權之下，針對答錯題目的學生以電擊進行懲罰。隨著實驗者的默許及暗示——同時也是賦予受試者權力的象徵——受試者從起初對想像中「學生」的微量電擊，逐漸地加大電壓，直到最終對學生施以可能致命的程度。

　　這項實驗對納粹的行徑提供了一個解釋的面向：當年組織及執行「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軍官及其他轄下協助執行計畫的人員，多數聲稱自己僅是「執行上級的命令，何罪之有？」於是，不只是米爾格倫實驗，抑或是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的行為藝術作品《節奏零》（Rythem 0），皆展示了人被賦予「允許對某人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的權力時，究竟會如何盲目且無條件地服從。

　　在《DAU：娜塔莎》（DAU. Natasha）中負責審訊、欺侮Natasha的軍官Azhippo，我們同樣可以猜測其在表演上被賦予了某種程度上的權力。撇除演員們在公開訪談時聲稱自己並沒有在計畫中遭到虐待或經歷任何不人道的過程，Azhippo對於Natasha的侮辱看上去具有一種即時性，彷彿在攝影機拍攝的當下，演員同樣首次地經歷著這樣的事件。

　　如同貝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默許了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在未告知的情況下性侵女演員瑪莉亞・施奈德（Maria Schneider）——若基於「給予演員該角色的動機及目的」這樣的表演指導方法，Azhippo所獲得的表演指示為「不擇手段地取得Natasha的手上關於法國學者Luc的情報」、相對而言Natasha的指示可能就是「盡可能地保護Luc不受牽連」，那麼我們便無法確知這樣賦予侵犯對方身體及心理界限的權力，是否如一部出軌的列車往失控的方向駛去。

　　的確，當Azhippo要求Natasha脫去所有的衣物、粗暴地扯開前者的衣服，甚至要求她以酒瓶侵入自己的下體——Natasha及Azhippo的對手戲最終最後演變成一種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兩人不再僅是「扮演」權力者及被壓迫者，而是真實地成為了權力者及受壓迫者。如前述的米爾格倫實驗及瑪莉娜的行為藝術，隨著參與者所得到的權力從單純地對對象造成微小的傷害，到可能危害對方的性命，參與者因為不必承擔相關的責任及後果，而超越了固有的道德邊界，將自身的權力施展至極致——因為執行電擊是實驗者所認可為「必須」的，傷害瑪莉娜的行為是集體所共同承擔的，性侵女演員是導演所允許的。

電影資訊

《DAU：娜塔莎》（DAU. Natasha）－Ilya Khrzhanovskiy、Jekaterina Oertel，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