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tin Sixsmith

譯｜周全

 

　　西伯利亞讓我大吃一驚。它的浩瀚無垠令人震撼，幾乎難以理解。在去那裡之前，西伯利亞的朋友們曾經設法向我解釋他們故鄉的本質，卻無法用言語加以形容。俄羅斯人將西伯利亞人看成是另外一個種族──他們固然在血統上、語言上和文化上都是俄羅斯人，卻還是有某種樣子讓他們自成一格。

 

　　那種樣子與冷靜、剛毅和坦率有所關聯。我曾經在鋼琴家傑尼斯．馬祖耶夫即將走上舞臺為三千人演奏之前，與他站在一起。他那深邃的西伯利亞眼神中，看不出一絲不安。那位像熊一樣高壯的男子，讓巨大的手掌以無窮力量在琴鍵上揮灑落下──他的同僚親切地稱他為「鋼琴粉碎機」──可是他臉上鎮定自若，毫無吃力的表情。西伯利亞培養出堅忍、耐力與沉著，這些特質都孕育誕生於巨大無比的地理環境之中，在那裡，極度的美麗和苦楚都是日常生活的一環。

 

　　站在烏拉山脈的東麓，我發現距離很難衡量。大草原以黃綠交加的色彩，四面八方朝向難以辨識的地平線無限延伸出去。到了冬天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將覆蓋在漫無盡頭的純淨冰雪之下。無怪乎這個地方產生過各種有關空間、虛無和自由的傳奇。

 

　　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十六世紀莫斯科大公國的人們──在「恐怖的伊凡」壓迫之下，以及無助地經歷了「混亂時期」的恐怖之後──會打算向東方逃跑，以便在無拘無束的西伯利亞土地上找到解放、空間和自由。俄語用於稱呼這種狀態的字眼叫做「沃利亞」（volya）。它的意思是「自由」，但也可以表示「意志」或「獨立」；由於它變得越來越跟未受馴服的東方產生了關聯，以致開始具備「野性」、「無常」和「未知」之類的意涵。西伯利亞日後所獲得的名聲，將是一個用於遞解、流放和設置勞改營的地方。西伯利亞可以是天堂；西伯利亞可以是地獄──但它從來都不是一個適合膽小鬼的地方。

 

　　在十六世紀末闖入西伯利亞的行動，是由一位勇猛的哥薩克人葉爾馬克．季摩費耶維奇帶頭的。與他有關的記憶，永遠存活在俄羅斯的民間詩篇和歌謠當中。

 

在窩瓦河，在卡馬河，

哥薩克過著自由人的生活！

他們的首領──被他們稱作「葉爾馬克」的人──

低聲向他敢於冒險的戰友們表示：

「真正的哥薩克人，所有的兄弟們！

等到夏天過去冬天來臨時，

哪裡，啊！哪裡，將是我們的棲身之地？

在窩瓦河畔，過著小偷般的生活嗎？

去攻擊喀山，並且與沙皇交鋒嗎？

畢竟他已派出人馬，

用四萬兵力來圍剿我們這一小群人──

不行，兄弟們，那可不行！

讓咱們上路吧……攻占西伯利亞！」

 

　　如同在那個年代來到西伯利亞的許多人一般，葉爾馬克正在逃亡。哥薩克（Cossacks）不承認自己有主人──他們那個名稱的意思是「自由人」，而「荒郊野地」（狂野的草原）就是他們的國度；葉爾馬克是因為劫掠俄羅斯商隊而與沙皇起衝突。

 

　　西伯利亞是俄羅斯亡命分子和不法之徒首選的避難所。那裡的處女地需要有人移居過去，而莫斯科對這麼做的人並不挑剔。「伊凡雷帝」給予諸如斯特羅加諾夫之類的貴族家庭二十年承租權來設立殖民地，但他所稱的「空地」其實是伊斯蘭可汗們的采邑，這些人是蒙古人與金帳汗國的後繼者。

 

　　殖民者需要具有戰鬥力的人手將他們趕走，於是葉爾馬克立刻報名參加。他在一五八二年率領一小股哥薩克人深入西伯利亞腹地，以槍聲驚嚇當地百姓，並且屠殺了西伯利亞汗國庫楚姆汗的武裝部隊。但隨著冬天的到來，葉爾馬克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既離鄉背井又短缺食物和彈藥。於是他以一種將在青史留名的大手筆作風，派員越過烏拉山傳遞消息回去，宣布他已經「征服了西伯利亞」。他為自己過去與沙皇為敵的罪行表示懺悔，並且向伊凡表示：他非常樂意為此接受絞刑，但若能得到寬恕的話，他將向莫斯科的王冠「獻上西伯利亞王國」。

 

　　「恐怖的伊凡」正式赦免了葉爾馬克、授予他「西伯利亞親王」的頭銜，並且給他送去增援部隊和一套銀色的極品盔甲。不久之後，葉爾馬克與可汗的部隊進行遭遇戰時受到追趕，被迫渡過額爾齊斯河的一條支流，結果那套華麗盔甲的重量把他拉向死亡：

 

事情發生在卡梅申卡那條小河，朋友們──

在卡梅申卡那條小河，

那裡曾經住著一群驕傲而自由的人。

他們的領頭者是葉爾馬克，季摩費的兒子。

哎呀，季摩費的兒子……哎呀！

 

　　縱使葉爾馬克未能活著看見事情發生，西伯利亞仍以驚人的速度遭到征服，所開闢的巨大財源讓莫斯科大公國改頭換面，從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變成了無比富裕的國度。在往後的時光，西伯利亞的黃金、煤炭、木材和鐵沙──如今是其蘊藏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使得俄羅斯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不過，西伯利亞帶來的第一份大禮是毛皮，這讓英國伊莉莎白一世的駐俄大使賈爾斯．弗萊徹羨慕地寫道：

 

　　該國的本地商品種類繁多且數量龐大（既使用於滿足國內需求，同時也有許多被運往國外，使得皇帝及其百姓的財富巨幅增加）。首先是各式各樣的毛皮。就此而言，神的旨意為當地人提供了天然補救措施，來緩解他們國家因為氣候寒冷所造成的不便。他們主要的毛皮種類有：黑狐、紫貂、山貓、褐狐、松貂、白鼬、水貂、水獺、狼獾、具有天然麝香味的大水鼠、灰松鼠、紅松鼠、紅狐狸和白狐狸。除了國內大量使用之外（人們整個冬天都裹著毛皮製作的衣物），多年來也被土耳其、波斯、保加利亞、喬治亞、亞美尼亞和其他基督徒國家的商人運往境外，我聽說其價值可高達四十萬或五十萬盧布。

 

　　毛皮在十六、十七世紀時變得宛如「國際金本位」，被拿來進行交易、以貨易貨和創造巨大財富。西伯利亞的毛皮熱更簡直像十九世紀美洲阿拉斯加的淘金熱那樣，吸引了滿懷希望的移居者過去。時至一六四八年，俄羅斯人已經穿越整個地帶，一直來到太平洋沿岸。正如美國的狂野西部，一望無際的無人土地對俄羅斯白手起家者來說，儼然是一個巨大而持久的黃金國。即使到了今天，西伯利亞南部的處女地依然能夠在民間的想像中，激發出既大膽冒險又浪漫十足的故事。

 

　　可是除了物質收益之外，莫斯科大公國的擴張主義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安全。歷經外國的侵略和一再進犯之後，俄羅斯人的心靈充滿了對保護的極度渴望。該國邊界很長而且脆弱，由於缺乏諸如海洋和高山之類的天然屏障，唯有積極向各個方向進行殖民，才能一步步把危險驅離自己的核心地帶。俄羅斯覺得唯有──同時向東方和西方──控制住其歐亞大陸腹地之後，才有辦法獲得安全。而蘇聯執迷於緊緊掌握東歐「緩衝國」的做法，正表明了類似的恐懼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

 

　　西伯利亞的浩瀚無垠使得俄羅斯不可能一下子就向那些新土地移民。但她竭盡全力來同化或控制原住民。通過軍事力量、貿易聯繫、收取貢品和開採天然資源，她為那個即將決定她未來的多民族、多語言帝國奠定了基礎。

 

　　然而西伯利亞有其陰暗的一面。蕭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夫人》（一九三四），藉由囚犯在東方旅途中的哀嘆，刻畫出許多俄羅斯人將於接下來的四個世紀所踏上的充軍之路。

 

一里又一里地緩步前行

──在漫無盡頭的隊伍中。

白天的熱氣已然消退，

大草原上的太陽正在西沉。

哦，道路，沿途拖曳的鐵鏈，

沿途依舊散布的死人骨骸，

沿途於垂死呻吟聲中，

流出的鮮血與汗水！

 

 

 

　　伊薩克．列維坦的畫作《弗拉基米爾卡路》（一八九二），也捕捉了類似的心境。在一片荒涼的景色中，大草原上已被踏出了一條路，一直延伸至遠方的地平線，看似望不見盡頭。列維坦沒有畫出人物來；可是畫作的震撼力便在於以盡在不言中的方式，呈現了歷代的流放犯人在往東方邁向充軍地點的沿途所走出來的那條小徑。

 

　　成為機會之地的西伯利亞，總是與成為折磨與囚禁之地的西伯利亞共存。從十七世紀開始，二者就齊頭並肩地一起發展下去。起先是沙皇，接著是蘇維埃領導人，把它看成是一個既安全又遙遠的垃圾場，可用於處理那些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人。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列寧、史達林、奧西普．曼德施塔姆和亞歷山大．索忍尼欽都曾經走在西伯利亞的冰封路徑上，因為招惹了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而遭到流放。早期的羅曼諾夫統治者將罪犯和戰俘發配過去，強迫他們在邊防營區服役。稍晚的沙皇時代則多半把充軍過去的人送往當地鄉村和城鎮看管，直到他們的刑期結束為止（列寧甚至獲准攜帶獵槍及其大量藏書的一半前往流放地）。到了一九三○年代，西伯利亞卻遍布勞改營，關在裡面的囚徒大多是政治犯。縱使有哪一個囚犯脫逃了出去，他也只能在森林和沼澤地等著餓死。

 

　　我曾經參觀過史達林讓許多人受苦受難的「古拉格」。此類勞改營的痕跡多半已遭到抹除，但仍沒有辦法完全加以消滅。大約距離西伯利亞城市秋明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我在一望無際的樺樹林中找到了正逐漸被雜草和小樹湮沒的巴熱諾夫勞改營遺址。但就在它的旁邊，地表有個直徑寬達一英里、而且看起來也有那麼深的大洞，永難磨滅地見證了成千上萬名囚徒的工作──他們曾被迫在此開採石棉。

 

　　時至今日，開採石棉是以現代化的採礦方式繼續進行下去，然而該地區死於肺部疾病的人數依舊居高不下。光是站在那個大坑洞的邊緣，就已經讓我對自己吸進來的東西感到不安。但在一九四○和一九五○年代，營內囚徒被迫用十字鎬和圓鍬來挖掘石棉，而且完全沒有任何防護。勞改營內的記錄讓人讀得心酸。至少曾有七千名男子和六百名女子被囚禁於此，文件中列出他們必須執行的任務是：「在石棉礦場徒手作業；開挖礦穴；地質探測；石棉加工；石棉濃縮；修築道路及鐵路交通設施；興建營區的房舍與住所」。

 

　　檔案列出了該營區存在期間的歷任指揮官姓名（阿法納西耶夫上校，特羅菲莫夫上校；約爾金中校，熱列茲尼科夫中校，菲利蒙諾夫中校，佩爾米諾夫中校；戈爾布諾夫少校），並且標明巴熱諾夫最終關閉的日期為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史達林死後不到兩個月。記錄中指出，特羅菲莫夫上校「因健康狀況不佳被解除職務」，但並未表明他到底生了什麼病。營區缺乏有關囚犯健康狀況的資訊，無論他們置身營內或者獲釋，一樣闕如。

 

　　巴熱諾夫是將近五百座ITL──勞動改造營──當中的一個，它們共同構成了史達林的「古拉格」。那個系統龐大的場址多半位於西伯利亞這邊，但也幾乎分布在蘇聯的每一個區域。據估計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三年之間，總共囚禁過一千四百萬人。那裡的生活條件被刻意搞得十分惡劣。政治犯更獲得最差待遇──據悉其中有一百五十萬人死於飢餓、疾病、寒冷和衰竭。對亟需設置工業基地的蘇聯而言，營內人口是珍貴的免費勞力來源。西伯利亞全部的大規模建設工程（諸如鐵路、運河、發電站，以及成為蘇聯經濟樣板的碩大高爐），都是由囚犯們修造的。每當中央政府的計畫制定者缺乏勞動力時，NKVD（「內務人民委員會」，或秘密警察）總是有辦法向他們提供更多新近逮捕的「人民公敵」。大多數的勞改營都如同巴熱諾夫那般，已經在史達林死後遭到關閉。不過其中還是有一些繼續運作到一九八○年代中期。

 

　　一九九○年代曾一度出現透明化階段，解禁了勞改營的相關檔案。但是在今天，俄羅斯政府還是會對諸如「紀念」（Memorial）之類繼續揭發前蘇聯時代罪行的人權組織進行干擾。西伯利亞人每天與自己過去的遺產一同生活，而且那不僅來自二十世紀，也來自更早的流放時代。西伯利亞詩人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本身就是被流放者的後代，他用一首令人難忘的自傳體敘事詩《濟馬車站》（Stantsiya Zima，一九五六），捕捉了西伯利亞──同時意味著自由和流放──的矛盾本質。標題的字面意思是「冬天車站」，而「濟馬」意為「冬天」，正是他家鄉城鎮的名字：

 

那些農民，非自願的新移居者，

想必將此異鄉土地，

視為命運的捉弄，

以及自己不幸的未來……

繼母無論再怎麼心地善良，

終究不是親娘。

然而等到用手指捏碎它的土壤，

並且讓自家小孩飲用它的清水，

他們開始欣賞它，意識到：

這是自己的家園，

感覺它

與自己

血肉相連……

於是他們又逐漸套上貧農的枷鎖，

過著苦澀的生活。

那就像一根釘子，

被人用斧柄敲入牆壁，

怎能為此而受到責怪呢？

到處充滿了困難和生存的憂慮；

無論他們再怎麼辛勤彎腰工作，

到頭來都不是他們吃掉莊稼，

而是他們被莊稼吞噬……

 

　　莫斯科在十六世紀開始建立殖民地之後，要等到過了很多年才有辦法將中央集權的控制範圍伸展到帝國最遙遠之處。在最初的那些年頭，當葉夫圖申科的先祖剛剛抵達之際，西伯利亞大部分的地區依然令人難以消受。許多被流放到那裡的人，就消失在無窮無盡的地貌之中。西伯利亞的針葉林地帶，於是成為心存不滿、對苛捐雜稅怨聲載道的歐俄百姓尋求避難之處──它為那些對沙皇及其密探胸懷憤懣的人們，起了一種類似「安全閥」的作用。那些不滿者的團體之一，日後將茁壯成為俄羅斯史上的一支主要力量，並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

 

（本文為《俄羅斯：一千年的狂野紀事》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俄羅斯：一千年的狂野紀事》 Russia: A 1, 000-Year Chronicle of the Wild East

作者：馬丁．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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