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名單之外》：無人倖免的春天

《名單之外》：無人倖免的春天

曾友俞

2021/03/20 10:00

《名單之外》書封。

　　這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七十週年的紀念書，也是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週年，如同《這裡不是一條船：新國家運動三十週年紀念專書》王順仁在《島嶼向望：對未來新國家教育的思考與想像》所說，我們也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被殖民至今超過七十五年了。而所謂的名單，一般來說可以是好的名單也可以是壞的名單，例如哪些人可以得獎，又或者是聖誕老人的naughty list，又或者是辛德勒的名單，又或者是當局者要獵殺的菁英份子名單，本書的名單是最後的這個意思。如同鄭南榕夭弟鄭清華在〈二二八與鄭南榕〉中所說，「這樣的『名單』存在於人類歷史，見怪不怪，尤其在社會將解放未解放、將文明未文明之際，總看到有人持『名單』為了拯救他人，有人持『名單』為了滅絕他人。」

　　而藍士博在〈記得那些沒能留下名字的人〉中以類似意識流的方式書寫出這些人的名字：「當我們開始嘗試理解事件，一個關於受難者的困惑也愈加地浮現（他們是誰？）；當那些關於林茂生阮朝日陳炘陳澄波楊元丁王添灯陳能通黃朝生黃媽典簡錦文廖進平郭章垣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施江南宋斐如湯德章涂光明王育霖吳金鍊吳鴻麒張七郎潘木枝盧炳欽蕭朝金蔣巧雲等人的聲明從不見得的冥河中浮出⋯⋯。」提示出，這份名單的內容正是當局者要「肅清叛亂、維持秩序」的清冊。

　　名單的存在本身就預設了著作名單者，也就是作者（author），雙關的是這個作者也是個權威者（authority），在台灣的脈絡中就是國民黨的政權，因為二戰後日本的敗降由同盟國指派中華民國代管台灣這塊領土，而後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敗退至台灣，恰逢美蘇冷戰使得反共成為世界主流而讓蔣介石政權得以在台灣殘喘，至今。

　　在本書的文章中除了後部有討論及蕭泰然（台灣翠青）以及黃榮燦（恐怖的檢查）以及其他對於藝術文史者與二二八的關聯，主要仍以對於二二八的省思為主，其中一個有趣卻也悲諷的點是二二八若以台語發音，乃是福氣充斥之詞，但卻在那年的春天讓這個數字凍結成為沾滿鮮血的文字。

　　二二八是什麼？這是每年都一談再談的問題，甚至有些人會認為：「過去好好的，管他幹什麼？」、「不要挑撥族群對立！」、「轉型正義能有飯吃嗎？」二二八是個台灣歷史的凍結點，直到將近四十年後的台灣政治歷史才開始有些許的動靜，二二八是台灣政治死亡的時間，是直到四十年後鄭南榕以雜誌推行才讓台灣的政治死灰復燃。過去從來就不好好的，鄭清華在〈二二八與鄭南榕〉寫到聯電老董葉明勳透過葉菊蘭要勸退鄭南榕，得到的回覆是「⋯⋯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而言，是化膿的傷口，它讓台灣人痛到呼吸困難，它讓台灣人充滿恐懼，不敢參加公共事務。沒有平反，就沒有醫治，傷口只會繼續化膿，痛是一直在的，所以應該把它挖出來，攤在陽光下，要讓它癒合，才能往前走啊。」

　　族群對立也並不是在提倡正義時被挑起，而是早在屠殺時就埋下了根，更早在接管台灣時的偷拐搶騙姦淫擄掠時就是起因，鄭清華在〈二二八與鄭南榕〉說道：「二二八是個複雜的事件，不單純是文化、族群、政權甚或如國外的種族、宗教等千年衝突。自一九四七年起劇烈晃動如地震後隆起的斷崖，此後移入台灣大部分的人，似乎看不到有這麼一個斷崖。而在此之前，受過不同政權統治的島人，雖然經過數百年的混血，仍奢望在戰後有可以歸屬、真正安身立命的國度。然而希望不但破滅了，更痛心的是，在一九四七年換來了眼前高聳的斷崖，爬不上去，登不過去，看不到前方的路，有人甚至掉入崩裂的地殼內，消失了。當然也有人找到門路，架起天梯上去了。」

　　轉型正義也不為討口飯，價值的實踐不總是有實用的理據，薛化元在〈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與族群「迷思」〉說：「轉型正義的推動，基本上是從非自由民主體制轉向自由民主體制發展之後，對於過去歷史的重新評價。『轉型正義』在近幾十年來，成為特定國家與社會為追究就政權昔日所從事的國家暴行，強化轉型社會民主政治運作所依據的反思架構。此一評價的工作，由於是以自由民主體制的價值為基礎展開的，因此，固然是追求自由民主體制下正義的落實，也是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價值的重要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為了避免過去非自由民主體制對人權侵害的再現，期望透過記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徹。」

　　那些名單上的人，那些政治犯，那些思想犯，透過刑事法律所處罰的並不是如同殺人、強姦、偷竊或是詐欺等等具有背德性質的自然犯（mala in se），而是基於行政管制所處決的法定犯（mala prohibita），在今日的法定犯最明顯的形式就是酒駕罪，因為這種犯罪是行政上的管制取向而生而與道德上的對錯無涉，然而酒駕的重罰至少還有背光的民主──民粹──襯底，但當初的肅清只不過是統治者的專斷意志。

　　「禁忌、神秘，對孩時的我充滿吸引力。我約了幾個玩伴壯膽，一起去看那些『政治犯』。我們小孩想像中的犯人，是生毛代繳、萬惡罪魁的兇惡模樣。等遊覽車進到粗子後，在廟旁空地稍稍停了悔，我們如願看到了大人口中的『政治犯』。結果失望透頂，完全沒有想像中那種凶惡之徒的樣子，而且一個個看起來還斯文溫和，向學校裡的老師，像村子裡有讀過書的人。」（林正盛，〈啊！好痛！──談《天馬茶房》〉）

　　而我們為什麼還要談論二二八？除了這是個需要清創的化膿傷，也是因為我們需要「見證」，必須要敘說，把記憶說出口，才能把這個創傷找到出口，「然而，最深遽的傷痛銘刻，並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死亡本身，而是這些關於暴力、剝奪、死亡的記憶被強行關閉，傷痛被粗暴封印，而痛感卻無限延宕，增生繁殖，永無止境，然而，整個社會，卻是無波無瀾，彷彿這一切都不曾發生過。這是一場加害者、見證者都缺位的事件，受苦者因而被抹消了存在感，傷痛沒有見證者，療程無以啟動。」（楊翠，〈我曾如此閱讀二二八〉）

　　歷來也持續地有詩文也有文學小說或隱或顯地記錄著二二八，例如《傷口的花》詩集，又或者是吳濁流的的著作。其中李昂《彩妝血祭》說的二二八受難者遺孀，被謠傳著縫補著親人的屍體，並用各種角度拍攝屍體的姿態，這幅照片被稱作「死亡寫真（死の写真）」，雖然沒人親眼見聞，但卻在各人的想像中填補出這幅寫真的圖像。然而這幅圖像從來就不需要有人親眼見聞，因為現在幾乎沒有人親眼見聞二二八，但是有許多人經歷了二二八並把這些歷史遞延到今日的我們，我們每個人對於二二八的想像以及對於其中受難者的想像正是這組照片的實態，「死亡寫真」正是我們對於二二八的理解，而「死亡寫真」正是二二八的樣子。

　　不過這部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有現實的原型，也就是花蓮張七郎醫生家族的遺孀詹金枝，「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傷痕，右手腕下骨折，亦受兩槍背貫前胸；張果仁，也是背貫前胸，受兩槍創，腹部更受劍刺，以致大腸外露。」（楊翠，〈我曾如此閱讀二二八〉），湯德章在台南被踹倒槍決禁止收屍令人動容，吳鴻麒在法院被抓走慘死橋下也讓我驚恐，陳智雄的不屈意志也讓我敬佩，但最讓我覺得悲傷的正是張七郎一家，或許是因為認知到醫生地位的成就困難，也對於那個時代菁英被謀殺感到痛心，更想到他的妻子必須尋屍縫補，歷史永遠都不完全，但光是想像這些片段就令人無法再想樣現實有多殘暴。

　　在〈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周年回憶〉（葉菊蘭口述／黃啟豪採訪）中說：「鄭南榕也常告訴我：『人活著要有尊嚴，我們不要活得像豬一樣。』我問他為什麼要講得這麼難聽？他說：『這樣你才會記住。』我說你為什麼要管那麼多？有事業、有房子、有小孩、有溫暖，多好。他卻說：『豬也有溫暖、豬被宰了都不知道、豬也吃得很好，可是人有反省能力、會思考。人要活得有尊嚴，跟豬不一樣。』他每次講到這個我就很生氣，通常他跟我談這些事情都是在家裡，夜深人靜，竹梅睡了。我印象很深，他每次講到最後，都會說：『就是要你記住，就是要你記住。』」這讓人體會到鄭南榕不愧於他的名號是個行動的哲學家，這就如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所說：「做個不滿足的人要強過當頭滿足的豬；寧做不滿足的蘇格拉底，也勝過當個滿足的傻子。如果那傻子或那頭豬有不同意見，那是因為他只知道他們自己那一面的事罷了。」（《效益主義》，頁56－60，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7年）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身而為人的意義何在，必須去思考我們為什麼存在著。

　　而對此我們就必須要認識自己，必須要認識自己的現在過去才能走向將來，甚至，我們若將頭擺開，我們就會成為共犯，楊翠在〈我曾如此閱讀二二八〉說：「每一個人，都可能對別人的受害閉上眼睛，都可能是加害者的附庸、回聲、共犯。不僅如此，即使我們是後代的歷史評論者，即使我們的冷漠不曾與遺族共識存在，當我們對歷史上的政治暴力閉上眼睛，當我們不曾用力去聆聽、去見證，卻矯情地宣揚遺忘、寬恕、和諧，我們也同樣成為共犯」、「因為，我們真正需要穿越的，其實不是悲痛的歷史，而是冰冷的現實」。這是我們認識自己的重要途徑，而也只有認識自己才能賦我們自身的存在予意義。

　　七十三年前的春天許多人被列上名單成為受害者，而其他人在雖然在名單之外，而沒有這些名單之外的人就不會有我們，但這個春天，沒有人倖免。這份名單並非客觀真理更無正當標準，若非斯時國際情勢，蔣介石也不可能挾美國之勢苟延，也不能說所有的事件都是陳儀一個人的惡行，畢竟他假意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諸君談判時就電請蔣介石出兵後於三月八日血洗基隆港，而在這期間高雄也有彭孟緝的大屠殺。這份名單是恣意的，換言之，我們的存活都不過是僥倖，我們或許在名單之外，但我們並非就不是受害者。而這並不是要我們去感謝運氣讓我們存留，我們身處在一個政治社會中，其根本乃是對於正義的探索，更不用說我們自稱為法治國家，那麼假若正義無法被實踐，我們還能自詡為公民嗎？

　　而鄭南榕是要塑造成一個偶像嗎？粗略地說，可以說：「是的。」但這又如何？依照史料可以知道鄭南榕是具有卡里斯馬特質而具有群眾魅力的人物，他是領袖型的角色，而他戲劇性且壯烈地為言論自由而犧牲之後，成為了一個被去蕪存菁的楷模，成為一個理想，換言之，「鄭南榕」早已不是一個個體，他是理想型的象徵，也就是台灣人的理想型。我想最後以藍士博的〈記得那些沒能留下名字的人〉末段作結是適當的：

　　你們都記得林爽文、戴潮春，記得姜紹祖，記得焦吧年，記得黥面獵首無愧祖靈的賽德克‧巴萊；你也記得有一群人曾經高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記得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民報台灣民眾黨；記得壯士高舉太陽旗，鐵絲穿手掌，力戰烏牛欄。你們沒有忘記多少青年魂斷馬場町，沒有忘記舉高過頭的手指二條一，沒有忘記一去不回的歸國學人，沒有忘記婦人與幼女，沒有忘記黑名單，沒有忘記那把熊熊燃燒的火燄⋯⋯那些曾經被拍擊的肩，有人一定要還的血。

如果傷痛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

我們攀爬，不為翻越，

而是，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