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我們真的必須談談：《凱文怎麼了》

我們真的必須談談：《凱文怎麼了》

張茵惠

2014/05/22 12:00

2011年的同名改編電影中，母親艾娃與不同階段凱文的合照。

　　自從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發生之後，有許多文學作品探索青少年變成殺人魔的原因，但迄今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蘭諾．絲薇佛（Lionel Shriver）的書信體小說《凱文怎麼了》一樣深刻。絲薇佛以兇嫌母親艾娃的觀點，在一封封寄給她深愛的丈夫的信件中，激烈而真實地將她目睹與想像的一切攤開呈現出來。

　　凱文是艾娃三十歲後半生下的孩子，在凱文出生前，艾娃自信、有活力、擁有一家小有名氣的旅遊書籍出版社，艾娃是亞美尼亞裔美國人，熱愛旅行，擁有一些歐洲知識分子的傲氣，講起美國人總是說「他們」。她的丈夫法蘭克林卻是截然不同的類型，典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雙親都是樂於勞動的新教徒，自己則是商業攝影師，到處為符合廣告照片的取景──甚至是共和黨人。

　　原本不打算生育的兩人，在身邊朋友生育後，起心動念也要生個孩子。但懷孕過程中，艾娃漸漸感到莫以名狀的怨恨，她感覺自己只是生物體系的一部分，被嚼爛又吐出，存在只是為了排出自己的替代品，當法蘭克林以慈愛父親之姿限制她的日常起居時，「從司機變成了交通工具，從一家之主變成了供人居住的房子」。更糟的是，當她好不容易勉強生出凱文，抱著這個嬰兒時，她感覺不到任何驚喜或感動，於是，她說謊了。當別人問起生產經歷，她學其他朋友的說法：「這真是無法形容。」

　　在期待與想像背後

　　對艾娃來說，孩子的出生就像她童年那場令人失望的生日派對。艾娃生活拮据的母親，某年終於幫她準備一場驚喜派對。但派對不驚喜（小朋友總是藏不住秘密），蛋糕也不好吃（死甜死甜的），可愛的派對小傘看起來很廉價（可是當別人拿著她沒參加的派對小傘時她非常想要），派對結束後艾娃哭了。她對於驚喜的想像太高了，以為那會是「超越想像」的事情，但這個貧乏的世界上所有有關快樂的事情都是可以想像的。

是否是凱文將強鹼洗劑潑入妹妹的眼睛，在書中成為艾娃與法蘭克林的決裂點。

　　凱文是個令人厭惡到極點的孩子。他是嬰兒的時候暴躁不安，長大之後則是冷漠尖刻，到幼稚園都還故意假裝自己學不會上廁所，凱文第一個學會的詞是「不」，這個不要，那個不要。他也無視於父親買回來的諸多玩具，因為很快的他就知道玩具就只有那樣。他拆鬆鄰居小孩的腳踏車機件，他「似乎」弄瞎了自己妹妹的一隻眼睛。凱文對一切都感到厭煩，但是他是個很好的演員，他在父親面前演出美國大男孩的樣子，假裝自己對於古戰場、博物館還有相機很有興趣。轉頭看見母親，就露出嫌惡冷淡的樣子。在學校他總是保持每科都是B，一個平庸無聊、注意力渙散的學生。

　　艾娃無法像法蘭克林那樣投入的演出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不管表面上演得多努力，她總是用一種冷淡的距離觀察凱文。她覺得凱文有問題，她想跟法蘭克林談談凱文，但法蘭克林不想，他沈醉在自己的美國式家庭幻想裡，男孩子就是有點淘氣，而孩子就是父母那個「大哉問」的解答呀。

　　令人失望的旅程

　　「我們真的必須談談凱文」，這是書的原標題。但直到最後，艾娃都沒有機會與法蘭克林真正的討論凱文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後者認為凱文沒有問題。但如同小說以及本文開頭所說的，凱文變成了殺人魔，在1999年的那個禮拜四，他親手殺了十一個人。他是冷靜的，他是清醒的，他計畫周全而且給自己鋪了後路。艾娃事後分析，凱文殺的都是擁有自己熱愛事情並且在某方面上有點討人厭的人，包括一個真心想要了解凱文的老師。透過艾娃之口，作者絲薇佛形容，「凱文一定很失望」，因為他費盡心思跨過「不可殺戮」的界線之後，發現後面什麼都沒有。成人為青少年設下種種疆界，暴力的疆界、色情的疆界，只是為了掩飾那背後什麼都沒有。這些疆界是虛假的，成人的世界與兒童並無不同，這是個殘酷而且空洞的世界。

在疆界之後，什麼都沒有。

　　經過艾娃懺悔式的分析之後，她依然想問讀者一開始就想問的問題：「為什麼？」凱文為什麼這樣做？他生活富裕，頭腦聰明，父母親都很有教養，小他七歲的妹妹乖巧可愛。為什麼他要這樣做？而直到故事最後，我們終將發現，想找到單一原因就是最大的錯誤。

　　在讀這本書之前，以為是類似犯罪學的書籍。畢竟校園屠殺是很美國的產物。不過其實這本書比想像中還要銳利、機智，嘲笑「美國精神」，也嘲笑嘲笑的本身。它真正試圖追問的，是比人為何會犯罪更極端的問題：「人的存在本身有何意義」。只因為是親子所以愛對方，這樣的愛真的可敬嗎？因為自己解決不了存在的意義，所以生出孩子期盼他們就是解答，這樣公平嗎？《凱文怎麼了》被《紐約觀察家報》評為「一部地下女性主義巨構」，但它提出的問題不止於此。這本書是對各種各樣「想當然耳」的諷刺，父母想當然耳會瘋狂愛上子女，兒童想當然耳一開始都是善良的，學校想當然耳能夠負起教育的功能，國家想當然耳是偉大的，生命想當然耳是有意義的。如果答案真的有我們宣稱的那麼重要，何不先撇開各種過於「想當然耳」而變得無法討論的前提，再用個人對個人的身分，平等地，謙卑地，提出疑問：

　　「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