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可見對於台灣電影的一種批判聲音是：韓國都已經拍出《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了，台灣呢？

 

　　於是在《返校》上映之後，一片叫好。然而，對比《返校》的電影跟遊戲就可以知道，電影的方面可以說是遊戲極度拙劣的改作，遊戲中乃是以人鬼的曖昧與幽誨對比於白色恐怖時期黨國的肅殺，混亂不明的狀況才使得恐懼張力更拉大，例如其中的鬼差NPC乃是人物碰到會被抓走的陰間使者。但是電影中的鬼差，CG動畫已經不夠擬真即便不論，頭上的帽子更是放上遊戲中鬼差沒有的國民黨黨徽，這樣明晃晃的符號分明就是對於目標群眾的一種媚俗。

 

　　更不用說那句經典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綜合入電影的表現方式，反而像是一種另類的政治正確去告訴觀眾：「要記得！要記得！要記得！」的教化，卻成為倒錯的灌輸。但是，《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卻早在30年前就已將台灣的歷史以電影鏡頭省視，只是，至今有多少人願意如同電影角色願意奔波三十數年，只去探望當初的「書友」？

 

　　電影的開場即是軍車載囚犯前往荒地槍決，而那槍決的畫面則是在主角許毅生的腦海中的夢重複播放，而那荒地就是馬場町。沒前往馬場町的，是那讀書會的其他成員，他們都去了綠島。儀式的孤島帶來的不是自由，卻是更深的囚禁火燒。

 

　　故事中有兩個時間線，一個是電影時期的1990年代，主角許毅生已是鬢髮皆白的老者，女兒已是成年婦女，而當初的朋友（書友與獄友）也都同樣換了面容，而這個的特色在電視的轉播中見得的電視新聞報導賄選、選舉、抗議，甚至有更多電視台可以選擇，以及走在街頭上經過了反核四遊行的情景，這樣的描繪正是表彰社會的漸進開放與民主化。另一個時間線則是在許毅生去拜訪舊識時的回憶情景，而這些情景多是在監牢中，或者是在被抓往監牢的過程中，晦暗而無光。

 

　　「三十四年這個夜晚是何等地漫長，就像叫醒我三十四年漫長的睡眠一樣，有一個聲音一個表情，一直帶我走過這個城市，走過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街道，午前他帶我來到了馬場町，馬場町的槍聲依然響亮，好像只是昨夜的事，被槍殺前的朋友所喊出來的口號，依然在我耳邊喊叫，但是當我驚惶萬分地站在那裡的時候，只看見草木青翠，很多人在當年流滿青年鮮血的土地上，唱歌跳舞滿面春風，他們說馬場町早就沒有人知曉了。現在這裡叫做『青年公園』。」

 

　　這是許毅生在高樓眺望台北市景的旁白，台灣的和平民主轉型固然省去了革命的鮮血與生命，然而代價卻是遺忘，但是究竟什麼才是歷史上對的選擇？短痛跟長痛之間真的有對的選擇嗎？

 

 

　　許毅生去找每個舊識，都是為了找「陳先生」，他找了穿著日本軍服吹著日本軍歌講著日本話的游民順（游仔）。而他的角色正好說明了經歷了兩個殖民政權的台灣人的錯亂，在一九四五之前的台灣島民是「日本人」，甚至要遠征南洋為大日本國拿著太陽旗打仗捐軀。終戰之後，卻突然成了光復的中國人，過去的祖國成為今日的敵國，過往的皇民成為今日的倭寇。民族國家固然是當代的國家型態，但是被殖民地卻會因為這種國家的形式而隨著掌權者的更替產生認同混亂，在短短的現世中不知如何是處，甚至不知自己是誰而結束這一生，令人不勝唏噓。

 

　　但是游民順並沒辦法告訴他「陳先生」在哪，於是他再去找吳勝國（教授），而當他問起陳先生在哪時，就帶起了耳機，充耳不聞。僅因讀書會待了牢獄十八年後，他認為政府在腦中裝了電子偵測器，因此只要有政治思想就會被探測到進而緝捕。想當然耳，吳教授無法提供給許毅生他要的知識，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諷刺的是過往的威權刑罰在吳教授身上可以說是完整的實踐。對於思想犯，我們箝制他的思想，不再透過武力，而是單以威懾即可達致。

 

　　他再去找了林文揚，在這裡的對話提供了我們一個作為「台灣人」的反思機會，林文揚說：「我有一次去台南安平古堡參觀，遇到一個中年人，他說假如當年鄭成功沒有打贏荷蘭人，我們現在就是荷蘭人了，他媽媽接著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若是沒有戰敗，我們現在就是日本人了，不知道有多好啊！哎，怎麼只會想做外國人，連一點台灣人的尊嚴都沒有！」

 

　　這樣的對話在今日依稀可見，例如有人認為日本殖民時代相較於國民政府而言，帶來了衛生與法治，於是日本明顯比較好。但這卻忽略了日本對於台灣的統治乃是軍國主義擴張下納入殖民地的戰略，所以在台灣島上也從未實行真正的法治，甚至台灣也沒有民選代表，才會在二零年代興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當代的台灣史家都會以「狗去豬來」來形容一九四五的政權交接，而學者吳豪人更是以法匪與匪來形容二者，蓋因二者都是掠奪，只是吃相的差異而已。然而，投誠於中華民國的大中華思維也好，懷舊日本皇化時代也好，這些都是以他民族的視角來貶低自身的存在歷史，所以如同電影中林先生所說：「連一點台灣人的尊嚴都沒有！」

 

　　而這些人到底犯了什麼罪？

 

　　思想。在威權時代，思想就有罪。所以讀書會這種會萌發思想的處所，必然地就是犯罪場所，是可以強制搜索、拘捕的場域，參與的成員則是顛覆政權的叛亂犯。他們所分別受到的判決是：許毅生，無期徒刑；林文揚，無期徒刑；吳勝國，十八年有期徒刑；游民順，十二年有期徒刑。以及一位女學生吳美貞，三年有期徒刑，犯行是她端了一杯茶給讀書會的人，而已。

 

 

　　許毅生尋尋覓覓的陳先生，是醫師，名叫陳政一，他獲判死刑。而許毅生之所以經年地尋找，是陳醫師是因其經歷所有刑求（關於戒嚴時期的刑求，可參考歐陽劍華的畫作）後所供出，然而陳先生卻自白為主謀，以換取其他人的生存，於是遭判決死刑。也因此出於負罪感，才希望能見上一面。而陳先生的家人則在其遭抓捕後與其斷絕關係，對比電影中主角在前往陳先生的墓塚前與女兒的對話我們可以知悉一二陳先生的家人或許並非出於冷血，而是時代的逼迫。

 

　　許毅生的女兒許秀琴，在父親遭抓捕後，因母親對於父親的思念，要從台北搭車到高雄，再轉車到台東，才能搭船前往綠島，前往綠島後卻也僅有幾分鐘的會面。會面也是在獄所人員的監視下進行，而在一次的會面中，父親遞出了離婚協議書，一語不發地這場會面成為訣別。在船上的母親將協議書撕碎，這可見得其對許毅生的愛，但也彰顯出時代政治對於人與人之間所造成的區隔與互相不能理解。於是她說：

 

　　「你出獄之後，我很想跟你住在一起，但是你堅持自己要去養老院，現在又自己出來，說什麼要補償朋友，你要補償什麼？媽媽在世的時候，你不好好對待她，死了之後，才把他的骨灰報在身邊，這樣有什麼用？我想不通，當初，你如果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

 

　　母親服用大量的藥物，彈著許毅生最喜歡的歌曲而死在鋼琴上。女兒則在此之後成為「叛亂家庭的後裔」在學校被針對，被軍官訊問，在親戚間流轉。這樣的創傷雖然沒有成為如同吳教授般地精神錯亂，但也在其從商的先生欲轉往從政時所發出的巨大反彈可以見得。因為，政治摧毀了他的人生，而好不容易她才能拾回一點點，卻似乎又要破碎。

 

　　不過關於女兒的先生從政這支線我認為毋須著墨過多，因為這裡所說明的是如同片首所顯示的是兩個時代政治的差別，在一個開放的時代放寬了候選人的限制後，政治成為了一門生意而中性化，而對於經歷過尖銳生死的政治場域者如同主角父女而言，卻是何等荒謬。

 

　　更荒謬的是電影中一個橋段是許毅生找上了當初抓捕他的一個警察鷹犬，而今日他與妻女開著麵店過著還可以的生活，他還笑著敬酒後說，過去思想犯讀書會的書，反而在重慶南路比比皆是，笑談之間卻充斥了時代的悲哀。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戒嚴時期的死者，有醫生如潘木枝，有律師如湯德章，有法官吳鴻麒，有畫家陳澄波，有哲學博士林茂生，有金融家陳炘，如同前述地我們不知道到底革命或是民主轉型是更好的，但是處在長期陣痛中的我們，卻負擔著我們必須承擔的歷史代價。陳先生在前往馬場町槍決前手比的符號是一個二與一個一，亦即戒嚴時期的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判斷犯的唯一死刑之犯罪。而那時的刑法100條甚至還沒有修正如今日有「行為」的存在，簡而言之，即為對治政治犯整肅異己的法律工具。而二條一的符號似乎並沒有在歷來台灣先人的努力與犧牲下，產生在當代的意義。對於大多數人市民而言雖然已非政治恐懼，卻是政治冷漠，政治問題變成如同片中許秀琴（女兒）的先生所認為的政治不過是金錢的問題而已，沒辦法賺錢的問題都是假議題。所以統獨或是自主性，根本不重要。

 

 

　　片尾中，到達陳先生墓塚的許毅生有這段獨白：

 

　　「對不起，陳先生我來了，為了見一面，我們竟然得要度過三十多年的尋找和等待，這條路是何等的遙遠和暗黑！我這麼晚才來，陳先生你千萬要諒解，我已經老了，腳步軟弱無力！何況我的心因為充滿罪惡、苛責、思念、悲憤等等無數複雜的情緒，負擔是如此沈重，所以我走得很慢，陳先生，世事真是難料喔！一向熱情地相信這個世界一定有光明，有溫暖、有關懷、有無私的愛的你們，卻被捨棄在這個樹影黑暗、潮溼陰冷，三十多年來，無人所及、無人知曉的地方，孤單無伴、受餓受寒。不過你們千萬要相信，活著的人，命運和你們一樣，除了比你們多了一口氣之外。我來了，我知道你們冷，但是我能帶來的，只是這麼渺小的一點點光線。陽光有一天總會熱絡的照著你我，我一直這樣相信。但是，好像太晚了喔？」

 

　　這句疑問是對於所有我們觀影者的質問，是否太晚了呢？我們是否願意如同許毅生一般，每個人帶著一點點的光明，進而凝聚成為「我們—台灣」的光亮？是否願意去記得—創造，我們—台灣的歷史？

 

 

電影資訊

《超級大國民》—萬仁，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