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amela Stone、Meg Lovejoy

譯｜許雅淑、李宗義

 

　　整本書記錄的女性，都是閃亮的星星。她們大多數畢業於頂尖、入學篩選嚴格的學院或大學，擁有碩士或專業學歷，而且每一個人在中斷工作之前都在追求功成名就。第一次訪談時，她們都是全職媽媽，她們回到家裡的起點可能不同，但她們早期的人生都極為相似，多數都來自中產階級或中上階級的家庭，家庭的優勢幫她們鋪好康莊大道，尤其是透過讓她們接受高等教育來達成。她們成長於傳統家庭，父親在外工作、母親在家，在她們母親那個階級與世代，女性的典型就是在家當家庭主婦。我們採訪的這群女性，從青年過渡到成年，從讀書到就業，人生一路順遂，幾乎沒有中斷或崩塌。

 

　　她們的成就斐然，而且她們所處的時代鼓勵且期待年輕女性勇敢逐夢，因此她們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辦到了。她們坦率而熱情地分享先前的生涯，袒露自己有哪些長處和短處，而她們又如何超越與克服。顯然，女性早期教育和事業之路的努力都是心無旁騖，當她們從一個舞台換到另外一個舞台時，也相對順遂，而且一直都是平步青雲。她們都是聰明的女性，她們的特權、領悟力和智慧，引領她們走向名校，而名校又是找到頂尖工作的跳板。儘管她們不會吹噓，但是這些女性的言語都流露出自信，並且伴隨著一種真正的成就感。

 

　　然而，隨著她們成為母親，許多人遭逢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不順遂與前途茫然。她們不再是前程璀璨的女孩，也意識到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和投入程度受到質疑，一旦她們感受到污名與事業停頓突然而來的刺痛，信心也跟著減弱。

 

　　女性辭職的真正原因？

 

　　大眾媒體散佈的一般理解是，這類女性是為了家庭而辭職。乍看之下，她們的確是為了家庭，因為離開職場之後，她們都變成了全職媽媽。但是，我們的前一份研究揭示了這個解釋有其不足——全職母親是她們辭職後做的事，而不是她們辭職的原因。首先，這些女性，除了少數幾個，從未打算完全投入家庭。絕大多數（90％）都覺得，自己早期與長期的人生目標，是希望能夠事業與家庭並重。此外，她們都很努力追求自己的事業，辭職前平均工作了十年。其次，當媽媽本身並不是引發辭職的典型因素，她們大多數在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工作表現依然良好。第三，進一步挑戰常見的母性論者的建構（maternalist construction），許多人是在孩子大一點才辭職，至少是小孩上學之後，而不是在嬰兒或學走路的階段辭職，她們也發現突然轉為待在家裡當個全職母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第四，當女性跟老闆和同事說自己要辭職照顧家庭，這是一個保有顏面、保留退路的說法。社會學家莎拉．達馬什（Sarah Damaske）發現，不論什麼背景的女性，不管她們在討論自己工作與不工作的原因，一直都把理由說成是「為了家庭」，這種說法符合性別角色，滿足了社會認可的各種理由與需要，所以我們對於「為了家庭離開」的說法，並不能信以為真。

 

　　婦女辭職的真正原因，源於她們原本的那份職業，其工作條件的本質與她們產生了真正的衝突。女性決定辭職的原因不一而足。她們會說職位、小孩與先生，但是她們敘述的主軸卻是工作，而不是家庭。十個裡面有九個會說出跟工作有關的理由。工作場所的推力，再加上家庭的拉力，尤其是現在對於母職的要求很高，丈夫也常常在家庭的第一線「缺位」。

 

　　仔細聽她們的故事就會聽到，離開職場是個預設選項，是在其他方法行不通的情況下不得不的選擇，而且基本上是帶著不捨與遺憾。這些女性成功的代價，就是她們從事許多人所說的「全力以赴工作」（all-or-nothing jobs），特色就是上班時間很長，以及永無止境的要求。雖然這在地位高、傳統由男性主宰的職業（例如商界與法律），會稍微明顯一點，但現實是，在男女都有的領域（例如出版與行銷），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有越來越多女性加入，而且工時增加的速度也來到歷史新高。工時長，每週達到五、六十個小時以上，是女性無法繼續工作最常有的一個理由。此外，雖然她們談到工時長的時候，說的只是自己工作的環境，但是在類似步調下工作的丈夫，也常常都不在家。丈夫的收入優勢（反映出眾所周知的男女薪資差距），免去丈夫照顧家庭的責任，並使得先生的事業優先於太太的事業，即使是太太的收入超過先生，大家還是期待應以先生的職涯為優先，這種性別動態變化經常被「性格」或個人偏好的理由所掩蓋。工時長的雙生涯婚姻（dual-career marriages），以及丈夫擁有不過問家務的特權，往往是造成女性無法繼續工作的「導火線」。

 

　　辭職另外一個相關因素，則深植於當前專業工作與管理工作的加班文化，當她們努力嘗試減少工時、遠距工作，以及其他減輕時間限制的彈性工作方式，卻都失敗時，只好離職。本研究三分之二的女性辭職之前都能夠做出一些替代性的工作安排，基本上就是改為兼職（不過有10%申請人遭到拒絕，這些人往往是三十多歲的年輕女性）。想當然爾，由於理想員工的規範，要求放下家庭與其他個人干擾因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因此女性發現她們努力嘗試的兼差工作或是分擔工作模式，都持續不了太久，最終注定失敗。

 

　　這些女性發現身為職業母親，在公司裡很矛盾地被叫做「兼職專業人員」。雖然是兼差，女性對於自己帶走的工作還是有很大的責任，她們的地位降低了，但更重要的是，她們的戰力與影響力也被限縮了。她們眼睜睜看著自己「兼差」的工時逐漸增加到全職，卻沒有補償任何薪水；她們失去了升遷的機會；看著她們得之不易的彈性工時遭到否決。女性也很敏銳地感受到她們努力挑戰加班文化所帶來的污名。在大型軟體公司擔任行銷主管的克莉斯汀（Christine Thomas）說：「當你（在公司裡）做的是共同分擔工作（job-share），你就蓋了一個寫著媽咪（MOMMY）的大印在你頭上。」菁英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布萊兒（Blair Riley），雖然可以安排兼職工作，但是卻不敢讓身邊的同事知道。她把兼職比喻為生病：「有一點像感冒。不是好了，就是離開。」女性通常把這個污名內化成自己失敗的象徵，這種污名還進一步破壞她們付出種種努力而來的成功，也削弱她們對於工作與職業生涯的依附。

 

　　雖然這些女性詳述職場壓力的無情，還有她們用盡全力發展應對策略卻失敗的故事，但她們卻很少有被犧牲與受歧視的感覺。儘管她們親自感受到當媽媽受到的懲罰，但因為已經把職業的規範內化，所以沒有多少人會覺得自己被偏見與歧視所傷。她們不愁吃穿、瞭解自身所在位置的特權，她們的完美主義取向，以及強烈的自我能動性，在在使得她們採取一種選擇的敘事（narrative of choice）。七○％的受訪者，在訪談當中，常常提到「選擇」，像是「主動選擇」、「專業選擇」等等字眼。女性經常強調，她們在工作時所受到的任何懲罰，都是出於她們的個人行為與偏好。她們常常把自己放棄職業生涯的決定建構為「女性主義者」，指出第三波女性主義主要是個人選擇，這與第二波女性主義集中在結構的性別平等相反。在本書裡面，三十幾歲的人提到自己出於選擇是四十幾歲的兩倍。典型的受訪者是三十四歲的梅莉莎（Melissa Wyatt），她原先的工作是募款，她先從專職轉為兼職之後再辭職：「我會說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喜歡今日的女性有所選擇這點，我覺得這至關重要。」

 

　　女性缺乏選擇的事實，以及說自己決定辭職是種選擇這種修辭之間的矛盾，就是「選擇落差」。當女性暫停或結束自己投入大筆心力、心心念念的職業生涯時，這樣的行為竟被說成是她們選擇離開職場。我們的分析顯示，在享有盛譽、有權有勢以及有利可圖的職業中，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她們繼續留在這種高要求工作的選擇反而受限。家裡的財富使得她們可以選擇離開職場，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這種「選擇」並不是出於個人偏好，而是因為她們這種工作的本質就是需要「全力以赴」，因而迫使她們必須在全力以赴與退出職場之間抉擇。

 

　　證據說話

 

　　研究中重複出現的主題是，以男性為理想設定的工作文化，在職場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種文化不利於彈性工作，並且進一步懲罰想要尋求彈性上班的女性專業人士。針對女性大量入侵的前三種專業工作（法律、醫療與商業）的研究發現，婦女選擇退出職場比例最高的是商業，其次是法律，而最低的是醫療。三者的差別在於商業與法律工作時間較長且無彈性，醫療則是隨著從私人開業模式轉移到大型集團開業而變得比較彈性。

 

　　另一份針對高成就女性的研究，同樣把辭職的決定，歸因於工作與組織因素，例如不彈性、歧視和缺乏升遷機會等等。呼應了我們研究對象為此所做的努力，辭職的女性如果可以彈性工作並降低到合理工時，她們會傾向繼續工作。針對金融業女性的研究同樣發現，女性離職是因為男性的職場文化，再加上不彈性的工作條件，尤其是期待更長的工時與隨傳隨到。女性請了產假回來之後，發現自己的責任減少，地位下滑，而且職位也被砍掉，這類似我們的研究發現，女性轉為兼職的時候，經常也是她們剛放完育嬰假回來上班的時候。另一項研究的結論是女性，特別是專業女性，變成媽媽之後會被「趕出」職場。他們的研究發現，女性在變成媽媽之前，如果做的是比較彈性的工作，比較有可能留在職場。

 

　　工時長或超時工作對女性退出職場影響深刻，這方面的證據也越來越充分。社會學者車瀅珠（Youngjoo Cha）分析全美抽樣資料，證明母親每週工作超過五十小時的話，更有可能離開男性主導的職業，她們不是改到非男性主導的行業上班，就是退出勞動力。這印證了長工時和母職無法相容──在工時長的女性之中，媽媽離開職場的機率，比沒有小孩的女性高出五十二％。兼職的人，不論男性或女性，更有可能退出男性主導的工作。如果只看離職的勞工，車瀅珠發現，超時工作這個因素，對於在男性主導職業工作的媽媽影響比較大，她們退出勞動力的可能性三倍於在其他領域工作的媽媽。

 

　　後續的研究也提到，丈夫的高工時對於女性辭職的決定是有所影響的。有一項研究發現，丈夫超時工作的女性（每一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比丈夫正常上下班的女性，更有可能離開勞動力隊伍。車瀅珠的另一個研究，也有相同發現，丈夫工時長的女性，辭職的機率甚至大於有小孩的女性。這個研究再次強調了工時長與女性是主要照顧者這個歷久不衰的文化假設之間的連結。

 

　　我們研究當中的許多女性，都在決定辭職之前減少了工時，因此也就減少了她們對整體家庭收入的貢獻。研究發現，女性的收入如果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較小，她們也就比較可能離開職場。我們的解釋是，因為有丈夫較高的所得做為後盾，而使得太太得以留在家裡——這比較是丈夫決定繼續工作的理由，而非女性辭職的直接理由。儘管如此，女性經常拿她們的賺錢能力較低，來解釋為何她們的丈夫無法認真考慮辭職而她們卻可以，並以此合理化她們為何把丈夫的職業生涯視為優先。

 

（本文為《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 Opt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Mothers Go Back to Work

作者：Pamela Stone、Meg Lovejoy

出版：游擊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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