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ruce Cumings

譯｜黃中憲

 

 

　　韓國人外移還出於別的理由，朴正熙、全斗煥的高壓政權則絕對是重要理由之一。韓國人外移美國的最盛期是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這期間每年外移三萬五千人，而此時正好是軍事獨裁末期；後來社會學家發現，許多人說全斗煥的高壓統治是外移的主要理由之一。韓國富裕程度差美國甚遠，由駐韓美軍營站，由駐韓美軍廣播網（AFKN）上隨時可看到的美國電視節目，由數代美國大兵用來誘惑其女友的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商品目錄（人稱「麋手冊」〔moose manual〕），可見一斑。這一懸殊差距使得許多韓國人認為美國馬路鋪著黃金。女人出國以逃離儒家家父長制，或因為身為基督徒，她們已逐漸看重兩性平等（晚近移入美國者五成四是基督徒，而基督徒占韓國人口兩成一）；小企業主被擠出日益由財閥支配的經濟；全羅道人民大舉外移，因為在韓國國內受到歧視或缺乏發展機會。許多移民先是去投靠已到美國的家人；還有些移民只是想過更安樂的生活，想讓孩子有更佳的受教機會：「晚至一九八六年，南韓人工作時數（仍）居世界之最，而且工作條件惡劣。」

 

　　一九七○年代中期，約八成五的韓裔美國人屬工人階級，只有百分之五是專業人士；但七成多的韓裔移民在母國時原是專業人士。一九七○年代在南加州，約有六百名移民身分的無照醫療從業者，他們找到保健工作者或醫院職員的差事。晚近的研究顯示，這些占比下降的不多；三成三的韓裔移民在母國時是專業人士（相較於專業人士占總人口的比重百分之八），八成人自認在韓國時是中產階級或下層中產階級。如今，韓裔美國人超過百萬，分布全美各地，但主要集中在洛杉磯和紐約；韓裔專業人士或許比以往多了許多，他們住在郊區，但專業人士來美後大多大材小用，其擔任的職位不符他們的技能和背景，大部分韓裔仍屬工人階級。

 

　　由此可見，韓裔是「模範少數族群」一說不能盡信。有大學學歷的人，帶著家人從韓國來到紐約，經營蔬菜水果店十年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們不會滿意於自己當下的身分地位；他們大概已無力改善自己的處境，但他們和妻子會胼手胝足打拼，務必讓下一代取得父親在韓國原先所擁有的身分地位，亦即大學學歷和專門職業。他們或許很幸運，把一個小孩送進頂尖大學；然後他們會鼓勵那小孩專攻科學，因為其他許多領域都有「隱形天花板」使韓裔在美國爬不上最高層，尤以在美國企業為然。美國企業的最高層，依舊絕大部分是白人男性的禁臠。

 

　　美國人對韓裔的刻板印象，一般來講遠不如虛構的「模範少數族群」形象那麼正面。韓戰期間，媒體呈現貧無立錐之地的人，裹著厚厚棉衣，在大雪裡逃離戰火，形成看不到盡頭的逃難人龍。這一形象深植美國人心，因此，一九六七年當我告訴母親要去韓國時，她回道：「不要啊！那裡在打仗。」（後來我領會到她講得沒錯……）。有個打過韓戰的藥劑師把我拉到一邊，提醒我會碰上的危險：「韓國落後我們九百年。」有件事，如今的我難以相信，但一九七○年真的發生。當時，塔科馬（Tacoma）一家報社問我，為何當地韓裔美國人對該報所刊的一篇專欄文章那麼生氣。文章作者把韓國人稱作「東方的黑鬼」（niggers of the Orient）。結果，韓裔美國人群集於報社大樓外抗議，群情激憤。這在當時是頗為常見的綽號，會這麼稱呼韓裔者，大多是打過韓戰的美國白人。在韓國結婚、如今住在塔科馬軍營或其附近的韓裔妻子和美國大兵，給塔科馬帶來許多困擾；離婚、自殺對韓裔女人很常見，在按摩院、酒吧和娼寮也常見到她們。他們倆的混血兒還在塔科馬的學校裡搗蛋，結果引發爭議，數星期後才平息。

 

　　一九六○年代住在韓國的美國人，深信韓國人全是賊性難改。鮑伯．霍伯（Bob Hope）向美國大兵說，他的軍營巡迴公演未能如期舉辦，係「因為狡猾的小鬼偷了我的著陸裝備」，當他這麼說時，總會引來哄堂大笑。芝加哥最紅的本土作家尼爾森．阿爾格倫（Nelson Algren），一九六○年代在釜山有過一段艷遇。在其《海上日記注解》（Notes from a Sea Diary）中，他用十五頁的篇幅講述了他的經歷：

 

　　四千年歲月，從祖居的山上，俯視提著污水桶的落魄貴族……

　　她住在泥土地板的小泡菜屋裡，泡菜鼠在泡菜月光下跑進跑出。她在漆黑中脫下衣服，焚香打消了泡菜臭味……

 

 

 

　　在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寫於同時期的《金手指》（Goldfinger）中，有個叫「零工」（Oddjob）的韓國人，頭頸粗短，以能擲出鋼沿帽取人首級而著稱。佛萊明寫道，韓國人「罔顧人命」，日本人正是因此而雇用他們辦事：「讓世上最殘酷、最無情的人」為己所用。一九六五年，就在韓國開始其出口導向的經濟起飛時，布萊恩（C. D. B. Bryan）寫道：「這是我所見過最骯髒、最該死的國家！」他認為，韓國只有一點叫人可以忍受，那就是「有女人可上」。

 

　　文學界的這類論斷，有許多地方失之偏頗，例如會說沒看過喜愛文學的韓國人，但其實我常碰到已學會英語的韓國人，他們讀過的西方文學作品比大多數美國人還多。有天，在漢城街頭，有個年輕男子攔住我，向我提到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裡地下室的橡皮水管，問它的意義和象徵意涵。我曾住過的一間公寓的走廊盡頭，也住著一位為人妻、為人母的女人，她就對托馬斯．哈代的作品很著迷，讀了一部又一部他的小說。她是個特別高貴、迷人的女人，在傅爾布萊特國際教育交流機構工作。詹姆斯．韋德對任職於美國機構、無所不在的韓裔女助理的描述，讓我想起她，他把那名助理稱作「日常生活裡的美學家」，因為她的桌子旁總是可見到「一小束花」，擺得「富有巧思又不突兀」。在桌面的玻璃底下，有「英詩、勵志引語、文學作品片斷、偉大藝術品的複製品。」

 

　　一九七○年代，韓國已成為連播多年的美國最紅電視節目《野戰醫院》故事發生地點。這個節目以韓國為背景，但意在刻劃隨越戰而生的新情感，以及美國人反越戰的龐大聲浪。影片中的韓國人，不再是冒著風雪逃難的可憐難民或「狡猾的小鬼」，而是看來像正常人的一般韓國人，不管是我們陣營的韓國人，還是敵對陣營的朝鮮人皆然。大韓民國官員很討厭《野戰醫院》，因為它讓人想起飽受戰火摧殘的朝鮮半島，而且還太同情與韓國為敵的共產黨人；該節目播畢時，他們很高興，不料它竟重播，但人氣始終不減。

 

　　對韓國人和韓裔美國人的下一個刻板印象，隨著「韓國門」醜聞而誕生：狡詐的東方人用錢腐蝕我們高潔的國會議員，或用奇怪的教義〔像是文鮮明牧師的「愛意轟炸」（love-bombing）〕敗壞我們的年輕人。這是經過徹底調查的一九七○年代「門」醜聞，至少被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唐納德．佛雷瑟（Donald Fraser）領導的美國國會小組徹底調查過（美國司法部對於徹查此事就遠不那麼熱衷）。此一醜聞始於尼克森總統決意從韓國撤出部分美軍，以落實他要亞洲人自己打亞洲戰爭的「尼克森主義」。他有計畫的升高越戰，欲在給予河內政權充分威嚇後，逐步結束戰事。

 

　　朴正熙和其盟友得悉尼克森的計畫後驚駭不已，想方設法反制。例如一九七○年初，國務總理丁一權告訴美國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如果尼克森要撤走美軍，他會躺在飛機跑道上，阻止飛機起飛。波特回道：「老哥，就那麼辦，但飛機開動前請容我拍張照。」但施加嚴懲者其實是副總統斯皮羅．艾格紐（Spiro Agnew）。一九七○年八月，艾格紐和朴正熙開了一場長達六小時的不尋常會議，會中，韓國方面不讓艾格紐吃午餐、喝咖啡，甚至不讓他去上廁所。艾格紐的一個助手說，這場叫人吃不消的會談，「不近人情，十足侮辱人」，就出自一個「與（他）見過的任何國家元首都不一樣」的國家元首之手。但韓方這番施壓還是無效；三天後，整整一個師的部隊（約一萬美軍和另外許多支援人員）撤出韓國。

 

　　沒過多久，在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中，為了在民主黨掌控的國會裡，收回他在尼克森白宮裡失去的東西，朴正熙開始收買美國國會議員。不久，聽命於韓國中央情報部的一批人，以韓國駐美大使館、統一教會及其他外圍組織為據點，開始收買美國有力人士，以建構漢城在美國的影響力。首要目標是現任眾議員，連駐美大使金東祚（前文已提及）都親自出馬，把塞了百元美鈔的信封帶到國會山莊發放；當下要完成的目標是扭轉尼克森的撤軍政策，或確保美國今後不再撤軍。但還有許多下手目標，包括數所大學，因為在其中任職的某些人批評了朴正熙政權侵犯人權。

 

　　此醜聞的關鍵人物是朴東宣。他是米商、說客、錦衣玉食之輩，一生豐富多彩，他在一九七一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受韓國中央情報部指示辦事；他在塔科馬讀高中時就很出風頭，該校一九五○年代的畢業紀念冊，刊了他穿白色運動上衣、手持粉紅康乃馨的照片，一副道地美國人的打扮。朴普熙是「韓國門」醜聞的另一個關鍵運作者；他確實是韓國中情部的編制內幹員，後來成為文鮮明牧師的得力助手和翻譯員。這一醜聞雖然落幕，但其真相始終未完全披露於世；隨著一九七七年民主黨入主白宮，而且捲入醜聞的民主黨籍議員太多（根據當時盛傳於華府的未經證實說法，眾院多數黨領袖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為其中最有份量者），此一醜聞自然而然查不下去。

 

 

　　如果說韓裔人士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是盡職、勤奮、砍甘蔗很管用的「東方人」，二十世紀中期則成為「狡猾的小鬼」，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則成為不靠聯邦政府或社會福利制度之助，憑己力出人頭地的成功典範。這些刻板印象無一令韓裔美國人高興，因為它們把內部組成多元的一個族群統歸為一類，但上述最後一個刻板印象肯定比前兩個討喜。如今，在種族好感度調查中，受訪的韓裔美國人把非裔美國人列為最沒有好感的對象；與此同時，韓裔懷有自己在美國的種族位階裡「僅次於白人」的錯覺。

 

　　模範少數族群這個最新的刻板印象，加上韓裔美國人普遍懷有的種族歧視心態，使他們與非裔美國人槓上。在紐約、芝加哥、費城等許多地方，爆發過韓裔和黑人的種族紛爭，但最讓人心驚的，莫過於一九九二年四、五月洛杉磯暴動時，貧窮韓裔拿起武器對抗貧窮黑人、西班牙裔、白人一事。暴動導火線是錫米谷法庭判定洛杉磯警察將羅德尼．金（Rodney King）毆打到幾乎致死的罪名不成立。

 

　　都順子案是一九九二年暴亂的重要序曲。都順子是開設商店的韓裔移民，只懂粗淺英語，一九九一年三月，為了一瓶美元一元七角九分的橘子汁與拉塔夏．哈林斯（Latasha Harlins）起了爭執，最後開槍射殺了該顧客，全程被監視錄影機拍下。電視媒體一再播放此段錄影，激怒黑人，令韓裔顏面無光，白人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袖手旁觀：「每一次播放此影片，都使黑人痛恨韓裔。」不久，法庭將都女士＊無罪釋放。洛杉磯的「黑人─韓裔衝突」，為高高在上、冷看世事的好萊塢作家，提供了絕佳的創作材料。在《城市英雄》（Falling Down）這部電影裡，好萊塢作家呈現了刻板印象裡，粗魯、野蠻韓裔店家老闆的形象，讓該老闆從麥克．道格拉斯飾演的火大白人男子（「不願再忍受此事」的男子）那兒得到應得的教訓。這部電影精彩演示了白人長久以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為確保不致遭遇諸多下層種族團結起來反對白人的窘境，而採行分而治之的辦法。

 

＊編按：事實上都順子並非無罪。1991年11月15日，陪審團裁定都順子犯下「非預謀故意殺人罪」，最高可判處16年有期徒刑。而初審法官喬伊斯‧卡林（Joyce Karlin）最終只判都順子緩刑、400小時社區勞動服務和500美元罰款，亦即她事實上不用進監獄，引起輿論譁然。1992年4月21日，大約在洛杉磯暴動發生前一周，州上訴法院一致決定維持原判。

 

 

　　警察將羅德尼．金拉出汽車的影片，係晚近美國歷史上最出名的私人影片，而在這段影片裡，金所開的車是「現代」轎車；他先前因搶劫韓裔美國人所開的商店而被警方逮捕過，因此警方早認識他。在洛杉磯的黑人區開烈酒店或「舊物交換會」的韓裔，都只是脫貧，談不上致富，但只因為他們住在那裡（而非舒適的郊區），他們就成為洩憤的對象。許多非裔美國人抱怨韓裔商人種族歧視，不尊重他們（在許多例子裡很可能屬實），韓裔和白種美國人沒兩樣。但許多韓裔美國人一如《土牆》所表明，親身經歷過美國社會的貧窮和種族貶抑，往往比白人更能感同身受非裔美國人的困境。

 

　　隨後於一九九二年春發生的暴動，係美國境內愈來愈多的韓裔美國人想像不到的慘痛經歷。此暴動據估計造成五十八人死亡，兩千四百人受傷，將近一萬兩千人被捕，財產損失達七億一千七百萬美元。這是發生於美國都市區的第一場多族群暴動，因為許多趁火打劫者是西班牙裔和部分白人；南西．艾伯曼（Nancy Ablemann）和約翰．李（John Lie）主張，這是「韓裔─拉丁裔衝突」，因為被捕的打劫者以拉丁裔占多數。但美國的媒體不這麼認為。

 

　　電視台日復一日播放破毀的韓裔商店、拿起武器對付年輕暴徒的韓裔青年、不成比例的鉅額財產損失（韓裔店家損失至少三億五千萬至四億美元，占損失總額一半以上，損失程度遠大於其他族群）；還不斷談黑人與韓裔對立、惡棍與勤奮商人對立、遭鄙視的少數族群與模範少數族群對立的話題。亞裔美籍劇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寫道：「韓國城裡的阿拉莫堡（Alamo）是個小商場。在已然開打的種族戰爭裡，我們全都要選邊站，到適合據守的小商場把守路障嗎？」

 

　　金惠經表達了韓裔美國人共有的苦楚：

　　許多韓裔美國人心中的無力感、挫折感，係言語所難以形容……（他們）都懷有洛杉磯「同胞」（僑民）共有的苦楚和絕望之感。每個人似乎都棄我們而去──警察和消防隊、黑人和白人政治領袖、想要和我們劃清界線的亞太裔美國人。亞太裔只把焦點擺在白人對亞裔施加暴力這件事上，而我們的悲慘遭遇打亂了焦點，他們因此想要和我們劃清界線。與此同時，身處風暴中心的韓裔美國人，大多默不吭聲且幾乎都未曝光（真正曝光的，就只有那些符合外界刻板印象、激動到語無倫次、大多是店家遭到破壞的女性老闆，或在樓頂揮舞著槍的男性店家老闆），但我們一再目睹非裔、歐洲裔、華裔和日裔美國人公開討論當前情勢的重大意義，其中華裔和日裔的討論相對較少。

 

 

　　韓裔係從非裔美國人那兒買下商店，非裔美國人則是在一個世代前的瓦特（Watts）暴動後，從猶太人那兒買下商店；韓裔店家老闆往往是美國韓裔商界最窮的一批人，從事其他大多數人不願從事的工作，提供其他大多數人不願提供的服務。但媒體上侃侃而談的專家，鮮少有人指出這兩點。要說明韓裔美國和黑人在洛杉磯如何脣齒相依一起成長，華倫．李（Warren Lee）是絕佳例子，而他絕非唯一的例子。他一家人住在洛杉磯中南區傑佛遜大道附近的佛農大街上，因為限制居住條款使他們不能住在別處。他講得一口黑人俚語，成為一流籃球選手，有好多年自認是黑人。他也受苦於種族主義社會在受壓迫者心中催生出的離譜性倒錯心理：「那使我對白種女人，尤其是金髮藍眼白種女人，生起熾熱、渴盼、只能遠觀而不可得的愛慾。」另一個韓裔美籍女性金惠經，從小到大被叫作「中國佬」、「日本鬼子」、被告誡要「謹記珍珠港事件」；她想要的，就只是「盡可能像個美國人」，去看足球賽、喝啤酒、和中學裡的風雲人物約會：

 

　　我喝了很多酒，竭力表現得上道。我已認定自己是「美國人」，不管「美國人」一詞所指為何，另一方面，我內心始終知道，我得認命接受事實，得弄清楚在這個始終不認可我是美國人的社會裡，我的安身立命之處。在美國長大，既意味著得否認我的文化認同、族群認同，也意味著得否定我的父母。我仍然愛他們，但我知道出了我家，他們幫不了我。

 

　　一如許多韓裔美國人，她很受不了「模範少數族群」這個刻板觀念：首先，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其次，因為那使韓裔（其中許多人來自韓國的有錢人家或中等收入人家）與貧窮、教育程度低的黑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對立；第三，因為這個刻板觀念又的確頗為真確，讓人無法否認──韓裔美國人如今在美國大學表現非常出色，不久後就會是各行各業裡受矚目的專業人士，遠遠超過其在美國人口裡所占的比例。

 

（本文為《朝鮮半島現代史：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朝鮮半島現代史：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作者：Bruce Cumings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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