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裡頭的日常對話是什麼樣子？吃飽了沒？功課寫了沒？考試第幾名？為什麼還不回家？那個朋友是做什麼的？去問你媽。你真的很沒出息，將來去做工好了。你不要管我！養你要幹嘛？不然不要生下我好了。媽我沒有錢。不要打媽媽！

 

　　這些對話就算不是全部，我想也八九不離十。然而導演黃惠偵想在這部紀錄片中創造出的日常對話，是愛語：關於親情，也關於愛情。電影的敘事主軸是建立在以導演的母親為主的紀錄，關於她作為「女同性戀」這件事在她的人生下所擴散而出的波盪。拍攝的人物包括母親與兄弟姐妹、女兒們、孫女們。

 

　　她是阿嬤，阿嬤是男生。

 

　　這是電影拍攝時的幾年前，母親在拍攝姪女還小時的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阿姨我問妳哦，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姪女）

　　「哪一個阿嬤？」（母親）

　　「我的外婆。」（姪女）

　　「我不知道」（母親）

　　「應該是男生吧」（姪女）

　　「為什麼？」（母親）

　　「因為她不穿裙子，每天都穿褲子。」（姪女）

　　「沒穿裙子就是男生？」（母親）

　　「對啊！」（姪女）

 

 

　　「阿嬤」這個親族身分是被告知、教授而出的，是母親、親戚等長輩人告訴你們說：要叫阿嬤，所以她就是阿嬤了。但是在性別身分的認知上沒有人說過阿嬤一定是女生，所以對於年幼的孩子而言當然從外顯的表徵來辨識，而在二元化的性別劃分中，褲子就是男性的象徵，相對的，裙子就是女性的代表。但這樣的認知又是被誰給教授而來？

 

　　男生要穿褲子、女生要穿裙子、男生不能哭、女生要溫柔、男主外、女主內種種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性別個體所「應該」趨向的路徑。這種應然的規範性要求並沒有任何道德上的依據，只不過傳統上是這樣，所以現在就應該是這樣，而這就是傳統的魔力：因為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只不過這百分之百是倫理學上的自然主義謬誤。

 

　　只不過在社會自體的觀點而言，傳統的這種特質正在於維持自身的穩定性，但當社會穩定遇上平等的道德原則，矛盾與衝突甚至革命就會發生。上述提到的刻板印象也出現在導演訪問親戚長輩時，他們提到過往在鄉下女人到了二十幾歲若是沒嫁人大家就會叫他快點嫁出去，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也就是說，家庭是台灣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社會單位。結婚了，有了家庭，有了歸屬，能傳宗與接代，這無疑是華人儒家式的思想顯現。

 

　　在這種家庭與社會環境下長大的母親，即便從小就知到自己喜歡的是女生，但也無從抵抗於龐大的社會壓力，她嫁給了一個男人。他會打人、賭博，但她也盡了這種社會觀下女性的責任，生子（女）。從現下個體性極度膨脹的時代來看我們很難想像如何去與一個自己不喜歡的性別、自己不喜歡的對象成家、發生性行為、生產。但在過去的時間這些都是理所當然，過往是沒有所謂「（自由）戀愛」，婚姻不過是社會上的結盟，大家找的不是愛人，而是飯票與煮飯婆。

 

　　在這種環境下，只要你進入婚姻關係，可以說是進入了一種「治外法權」的狀態。婚姻暴力？法律不管親族也不問。婚內強姦？這不是強姦，只是依法行使夫妻權利，使另一方履行夫妻義務。法不入家門的觀念深植，顯現出的是家庭單位的比重相對於當代國家—甚至法治國—而言是完全不平衡的超重。但是當導演與母親談到過往的家庭事情，母親說出的是如果殺人無罪，第一個要殺的就是父親的他，還要做成肉醬。其實這樣的現象在過往的家庭中層出不窮，家暴也好、男人不顧家也好，即便親如手足也敬畏三分不過問為禮，直到發生鄧如雯案件才震懾了社會。諷刺的是，做了這樣舉動的女性還要改姓埋名再重新進入社會。

 

 

　　你知道我媽媽是同性戀嗎？導演這麼問著親族長輩。所有人都說不知道，卻被導演逗趣地反問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怎麼都不驚訝？但長輩們卻只想趕緊結束對話。避談的傾向也出現在母親，

 

　　「妳覺得這世上有了解妳的人嗎？」（母親）

　　「不知道，誰要了解我。」（外婆）

　　「我跟妹妹就想了解妳，但妳都不讓我們了解。」（母親）

　　「趕快問，問完我要出去了。」（外婆）

 

　　攝影當然是第三人的眼睛在觀看，或許會更形諸於壓力，但或許也因此能迴避掉傳統家庭中最忌諱地「促膝長談」。我們不擅長對話，用吃飽了沒代替對親人的愛，但這種理解毋寧是種超譯，實際上這些日常對話是「欠缺日常對話的對話」。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是「不同於日常對話的日常對話」。當導演與母親在鏡頭前，卻深深道出過往被父親性侵的事情時，不知如何面對的彼此都掉下了眼淚。但若是能在更久之前就能表達這件事、接收這件的訊息，是不是傷害就不會發生了呢？這樣的問句不是一種咎責，而是反省我們所匱缺的。但對話是在任何時候都不嫌晚的，即便憾事已生，但訴諸於言語或許也將是種釋放，將過去的自己釋放於過去。

 

　　電影裡頭也有訪問到姪女，在本文起首的幼時對話之後，鏡頭轉到電影拍攝時已經青少年的姪女們，說到那時社群網站流行的問題中其中之一是：是否支持同性戀？姪女之一無懸念地回答支持，因為那是他們的權利。這種權利觀之身就如同天賦人權一般的天經地義，但在記錄下姪女這個世代與阿嬤的世代所相隔的距離，卻是無數個體在時代中被屏除為異類所推進而來。這種異類就如同阿嬤所被形容的：變態。

 

　　社會太害怕變態了，因為社會是種想要維持自身常態的實體，任何一點變態就像是會滴入清水中的墨汁，若不除之而後快則難消心頭之慮。但這樣的變態，卻在經歷了暴力與各種壓力下，獨自扶養了一對女兒。即便被訪問時說到如果能重來不想要結婚與小孩，因為自由，即便知道自己喜歡的是女人，她卻是個盡責的母親（阿嬤）。這裡顯著地彰顯了性別的差距，作為男性即便打、賭或任何惡行，因為是男性，這沒關係；作為女性，即便扶養兒女、被貶抑，因為是女性，理所當然可不是？這也是所以電影記錄到掃墓時，親族長輩說墓碑只會記載男性子嗣這件事，是那麼地理所當然。

 

 

　　有著一對女兒的阿嬤，也有愛人的渴望，所以她跟女友們都說孩子們是領養來的，這是她的無奈，也是女兒的無辜。我們能檢討的只有社會體制造成了兩敗的缺憾，甚至我們還有可能去想到底是什麼造成了父親的惡行？是什麼又讓他自殺？

 

　　而電影中拍攝到阿嬤的舊情人們時，其中有人提到是因為阿嬤的體貼才交往，其實我們也可以想像那種封閉的年代很難有同性伴侶的出現，更不用說出現任何一點念頭，但這就像張娟芬在《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所說的，「在婆的『發現之旅』裡，T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發現了T，然後才發現自己是婆。」尤其，我們在聽到舊情人提到被家暴的過往時，我們更能去理解阿嬤的舊情人們是如何重新思索自己的情慾的。

 

　　電影的最後是一段孫女與阿嬤的對話，

 

　　「阿嬤，妳愛不愛我？阿嬤，妳愛不愛我？」（孫女）

　　「妳那麼壞我還愛妳。」（外婆）

　　「哼，我也不愛妳了。」（孫女）

　　「妳再問一次，阿嬤跟妳開玩笑的～妳去裡面問才拍得到。」（母親）

　　「阿嬤，妳愛不愛我？」（孫女）

　　「妳愛不愛我？」（外婆）

　　「我愛妳啊！」（孫女）

　　「我也愛妳！」（外婆）

　　「哼！」（孫女）

　　「阿嬤愛妳，妳要說什麼？」（母親）

　　「阿嬤聽不懂我的話～」（孫女）

　　「阿嬤聽得懂啦！妳再問一遍。」（母親）

　　「阿嬤，妳愛不愛我？」（孫女）

　　「我愛妳。」（外婆）

　　「阿嬤說愛我耶。」（孫女）

 

　　就像電影一般，經歷了整部電影才把這麼單純地愛訴諸於言語，就像阿嬤經歷了整個人生，才把愛給說出口，也把心裡話說出來。對話的重要是心理距離，言論是我們心靈的外顯，若沒有對話，即便同住一個屋簷也仍是陌生人；相對的，戀人們就算相隔世界兩地，一封情書、一通電話都能讓彼此如同在側。我們需要的是日常再日常不過的對話，不需要超譯，只需要：「是什麼，就說什麼」即為足矣。

 

 

電影資訊

《日常對話》（Small Talk）－黃惠偵，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