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

譯｜簡秀如

 

　　我們的法律顯然並非總是有效。從壞處想，它無法改變傷害性行為，也並未提供它承諾我們會得到的保護。當那種情況發生時，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充滿書寫規則的龐大系統，無法多做什麼來保護我們的生命、社會、市場及環境安全。因此，重點問題就在於：法律為何無法改進人類的行為？

 

　　我們站在一整班的法律系學生面前，把一小本《美國憲法》放在講臺上。我們要他們說明這是什麼。

　　幾位學生說：「那是憲法。」

　　「不對，」我們說，「再看仔細點。」

　　「我們的基本權利。」另一位學生試著說。不對，再看一下。

　　「是法律。」另一位學生說。

　　不對，不算是。「你們真正看到了什麼？精確地說，它是什麼呢？」

　　「一套基本的法律規則。」「我們的核心社會結構。」

　　不對，還有別的說法嗎？回答此起彼落，直到終於有一名學生說出我們期待的答案。

　　「這是一疊紙張。」

 

　　答對了：印刷了文字的紙。到頭來，這就是法律密碼的意義，或者起碼它向來是如此，直到我們研發出數位法律資料庫，把它變成了由零和一所呈現的文字。我們一旦看清了法律密碼的真正意義，它無法改變行為的事實，似乎也就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了。只是寫下一段文字，那些立法者不知為何便冀望能改變真實的日常行為。然而，無論是印刷或數位形態，文字如何能影響我們的行為呢？書本裡的法律如何能變成行動的法律呢？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

 

　　要了解這一疊紙本規則如何能塑造行為，我們必須改變觀點。與其吞下一顆神奇藥丸而看見規則，我們真正要做的是，看清人們對這些規則的回應方式。這使得我們看到一種非常不同的密碼，某種行為機制密碼：行為密碼。

 

　　想想安全帶，每當你上了車，你就會繫上安全帶。你並未真正察覺到這個動作，這不算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你也並未真正去思考要求你這麼做的特定法律。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幾十年以來，絕大多數的駕駛人及車輛乘客並未使用安全帶。

 

　　一九六八年，美國法律要求所有的車輛都要有安全帶。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會使用安全帶。法律改變了這點。一九八四年，紐約成了第一個要求駕駛人繫安全帶的州。不久後，除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新罕布夏州之外，所有的州都起而仿效，全國使用安全帶的比率從百分之十驟升到百分之五十，足足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光是採用法律要求使用安全帶，對人們駕駛安全習慣便產生重大的影響。

 

　　然而，有半數的美國人依然不繫安全帶。為了因應這種情況，各州開始策劃強制執行活動，設計朗朗上口的標語，例如「繫上它或吃罰單」。不想繫安全帶的人遭到警告，假如不配合這項新法的話，可能面臨罰鍰。罰款金額很低，大多數根本不到一百美元，尤其是和超速罰單相比，那類罰單基本上要高出許多。當局同時也播放公共服務宣導，顯示未繫安全帶的逼真撞擊測試假人，用來警告不繫安全帶可能會帶來的可怕後果。汽車製造商也安裝安全帶警示警報器，提醒（或者其實是要惹惱）我們繫好安全帶。綜合這些做法，現在有大約百分之九十的美國駕駛人及汽車乘客會繫安全帶，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動繫上。

 

　　現在讓我們來設法分辨，這裡有哪些行為機制起了作用。最前面兩種很容易被忽略。事實就是，採用新法規大大地改變了行為。從行為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兩件事。首先，人們得知新法規為何，以及它們要求哪種行為。然而事情經常並非如此。許多法律密碼依然不為人知，因此大部分都不曾產生效力。其次，單靠改變規則，人們便會開始改變行為。他們照做，儘管尚未出現明確的強制推動，因此他們對這個事實做出回應，只因為那是法律。於是，某種對法律的責任感及法律系統的正當性，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幾種其他的行為機制也發揮了作用。透過制定罰款，法律使得人們害怕不繫安全帶的後果。然而，有趣的是罰款金額相當低，比超速罰單低得多了，而超速的罰款似乎不起作用。不知為何，這些低額罰款觸發了預期的行為反應。

 

　　接著是透過公共訊息活動進行勸說，說服人們繫安全帶對他們有好處。這些活動的目的是把繫安全帶的決定，從外在動機（「我不想挨罰」）轉變為內在動機（「這是為我自己好，所以我才不會受傷」）。

 

　　接下來是警示警報聲。這些討人厭的警報聲為那些還沒繫上安全帶的人，打造出一種實質的障礙。這在責任感之上添加了行為層面，對懲罰的恐懼，以及內在動機。假如那些全都不起作用，警示聲會迫使人們投降。實際上，這些警示聲會使得不繫安全帶駕駛變得非常困難，或者至少非常惱人。

 

　　當越來越多人開始繫好安全帶，使用安全帶變得比不使用更尋常了。這種行為在社會上變得更持續，因為人們開始受到他人影響。最後繫安全帶變成自動自發的習慣了。這種行為變得如此深入內化，以至於它不再是一種決定。我們幾乎不會注意到自己正自動地遵守法律。

 

　　就這樣：這就是成功結合法律及行為密碼的範例。

 

　　在這個以及其他的案例中，我們可能看到某些介入，例如懲罰及公共訊息活動，不過法律密碼塑造行為的其他方式，依然模糊不明。我們並未看到人們的責任感，或是他們如何看待法律系統的正當性。我們難以理解人們的動機為何，以及他們對公共訊息活動可能做何回應。我們並非總是知道人們如何察覺懲罰，以及對懲罰的恐懼如何塑造他們的行為。我們很少去思考人們受到他人多少的影響，或是實質障礙如何影響錯誤行為，更別提自動的型態如何接手，即便當我們認為自己在做有意識的理性決定。

 

　　為了改進我們的法律，讓它們變得更有效率，我們需要了解行為密碼。在這部分，社會科學是關鍵。幾十年來的研究，發現了塑造人類對法律規則做出回應的行為機制。科學讓看不見的行為密碼現形了。它顯示出我們的法律如何能塑造人們的動機，並且改造他們的情況以強化順從，防止傷害。過去四十年來，科學見解徹底改革了我們對於人類如何表現，以及為何行為失當的理解。然而，科學依然無法受到法律的採納。這些見解被鎖在學術期刊付費牆之後，並且透過學術術語而晦澀難懂，有許多依然保持和行為密碼本身一樣，隱晦不明。

 

　　明明就沒用，為什麼還是一直做

 

　　一九七五年，經濟學家艾薩克．伊爾里奇（Isaac Ehrlich）發表了一篇論文，他嚴肅卻適切地下標題為「死刑的嚇阻效果：生與死的議題」。伊爾里奇使用計量經濟模式來研究死刑是否影響謀殺率。伊爾里奇的研究結果歸結為一個簡單又經常被引用的結論：「在提及的期間，每年額外的死刑可能導致平均減少七或八起謀殺案。」對伊爾里奇來說，死刑具有明確的嚇阻效果，而每次有人遭到處決，就能防止七到八起命案的發生。

 

　　伊爾里奇對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為一個高度兩極化辯論的複雜問題提供了清楚的答案。對美國的死刑來說，這份研究是場及時雨。從一方面來說，最高法院在此時暫停執行死刑，不過就另一方面而言，就在幾年前，尼克森總統發表演說，竭力擁護死刑。毫不令人意外地，這份研究吸引了許多關注。研究結果發表之後，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甚至在一件最高法院案件，奎格對喬治亞案（Gregg v. Georgia）所提出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中，使用這份研究結果，最後恢復了死刑判決。某位哥倫比亞法律教授在四十年後回顧時評論：「他的結論具有媒體金句及保險桿貼紙結合政治炸藥的衝擊力。」

 

 

　　然而，這其中有個問題。一九七○年代，就在伊爾里奇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之後，重要的學術文章及同儕評閱的期刊質疑他的方法與結論。學者指出這份研究在「他選取的樣本期間及／或變數，以及他評估的謀殺案供應方程式及方程式的功能形態」方面，有其缺點。這些學者評論在一份由國內在科學議題上，獨立人士及專家建議最重要的來源，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進行的研究中，甚至達到了最高點。這個委員會是由頂尖學者所組成，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觀點，不過集體負責對聯邦政府、一般大眾及社群，就科學研究結果的狀態提供建議。它的報告在向大眾公布之前，要經過一樣擁有不同觀點的外部獨立專家縝密的檢視。一九七八年，該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提出伊爾里奇的報告中一長串的瑕疵，並且質疑他的研究結果。這份報告的結論是，「現有的研究無法就死刑的嚇阻效果提供有用的證據。」伊爾里奇的研究儘管在一九七○年代受到廣泛使用，在幾十年後依然失寵。

 

　　然而，從二○○○年代起，伊爾里奇的研究又再度興起。大部分由經濟學者進行的新研究做出相同的結論，表示死刑能嚇阻犯罪。某份研究發現，一件死刑能遏阻高達三十二起謀殺案。不僅如此，另一份報告主張，死刑甚至能嚇阻非理性犯罪，例如情殺。另一位經濟學者甚至推斷出，在有死刑的地方，像是罰款及監禁的非致命制裁，也具有增加的嚇阻效果。也就是說，當死刑存在時，其他較輕的制裁開始更有效地嚇阻犯罪。某份研究對這種新「嚇阻」研究成果做出總結：「死刑的嚇阻效果顯然不確定，並且提供執行死刑做為日常犯罪的萬靈丹。」

 

　　在一九七○年代，新研究再次引發了一場大混亂。各大報章雜誌，包括《商業周刊》、《波士頓環球報》及《丹佛郵報》，慣常引述某份這類的研究，研究結論為每次死刑能防止五起命案，赦免及減刑則會增加謀殺案。支持死刑的團體開始像野火燎原般，散布這些研究。而且，就像在一九七○年代，新嚇阻研究再次於死刑案件法庭上提出的法院之友意見書中，受到了引述。某份新嚇阻研究的作者之一，喬安娜．薛波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說明「有充分證據顯示，每次執行死刑都會嚇阻三到十八起的謀殺案」。

 

　　然而，同樣在一九七○年代，新嚇阻研究隨即受到各大學者猛烈批評。某份評論該文獻的嚴厲研究發現，這些研究經常仰賴「少許的門外漢說明及短短的幾年時間」以及「來自刪節時間範圍的捏造結果」。這些研究遭到不適當的統計方法濫用，經常遺漏關鍵數據，並且無法解釋其他影響謀殺率的主要因素，例如藥物氾濫。或許最重要的是，新嚇阻研究並未真正測試「嚇阻」。它們永遠無法直接測試潛在犯罪者是否因為害怕死刑，選擇不去犯下謀殺罪。新嚇阻擁護者從未檢視過，執行死刑是否讓原本想犯罪的人嚇得不敢犯罪。正如一篇批判的報告中肯地說明：「我們並不清楚所知的潛在謀殺犯是否顧慮遭處死刑的風險：他們是否受到死刑條例的通過、州內執行死刑的數目，以及可能容易遭到判處死刑的謀殺罪特定類型等，諸多細節的影響？」

 

　　假如這樣還不夠，也有證據顯示死刑帶來更多犯罪。研究者不斷發現，死刑具有「殘忍化效應」，最後導致增加了命案。判處死刑的殘忍激發了罪犯，將他們的暴力合理化。舉例來說，有份研究發現執行死刑之後，殺害陌生人的謀殺率立刻增加。即便是薛波，這位經濟學家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支持死刑的嚇阻效果，但隨後也做出結論，說明死刑可能導致這種殘暴性。

 

　　就像在一九七○年代，這件事在一份國家研究委員會報告中再次達到高峰。這份新的國家研究委員會報告提出了不受歡迎又令人警惕的結論：「目前針對因命案判處死刑的效果，並未顯示死刑是否減少或增加謀殺率，或者毫無效果。」

 

　　這一切顯示的是行為密碼有多複雜。要分離出更嚴厲懲罰的效果非常困難，因為有許多因素會影響我們的行為。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依然沒有建立起不可或缺的完整因果鏈，證明真的有一般嚇阻，也就是說潛在犯罪者真的決定不去犯罪，因為害怕他們看到其他人所得到的嚴厲懲罰。這會需要非常不同的數據，而不只是監禁及犯罪率，還要加上潛在犯罪行為者在一時興起之下的知覺及決定。此外，這些研究是關乎每一種背景下的所有刑罰及懲戒類型，要統整歸納非常困難。舉例來說，有一些證據顯示，在一開始增加罰金能嚇阻交通違規者；然而，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出，更嚴厲的懲罰對企業犯法者能產生嚇阻效力。

 

　　總的來說，沒有確實證據顯示，更嚴厲的懲罰能或不能嚇阻犯罪行為。在嚇阻效果及更嚴厲的懲罰和犯罪之間建立連結，是一件高度複雜、也需要特定背景的事。從更嚴厲的懲罰到犯罪決定的因果鏈，不可能完整建立。

 

　　我們只剩下令人大感挫折且具有多重可能解釋的結論。選項之一是我們能說，我們就是不知道，科學無法證實更嚴厲的懲罰是否能達到嚇阻作用。國家研究委員會在針對死刑的報告中，兩度得到這種結論。最後得到這種結論的問題在於，大眾辯論很可能會繼續進行，既沒有科學基礎，也沒有關於更嚴厲懲罰結果的科學懷疑。極有可能的是，關於更嚴厲懲罰的辯論會回到我們單純的直覺感受：更嚴厲的懲罰當然必有嚇阻效果。

 

　　較好的選擇是清楚說明，針對較嚴厲懲罰的一般嚇阻效果，缺少確實證據會導致什麼後果。這意味著合理的懷疑是，更嚴厲的懲罰本身會具有預期的嚇阻效果。這種懷疑需要非常謹慎的研究，檢視是否應該實施更嚴厲的懲罰，尤其是事關生與死或終身監禁。它至少意味著考慮增加懲罰的社會，應該收集所有能得到的證據，謹慎評估對犯罪的任何影響。正如貝卡里亞在二百五十年前所寫的：「每一種不是出自絕對必須的懲罰，都是暴虐的。」

 

　　對於更嚴厲懲罰的正向作用產生懷疑，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單看懲罰的嚴重性而已。我們必須基於人們在哪種條件下對制裁做出回應，從而進行評估。

 

（本文為《行為失控：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行為失控：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 The Behavioral Code: The Hidden Ways the Law Makes Us Better... or Worse

作者：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

出版：平安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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