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essica Nordell

譯｜姬健梅

 

　　二○一○年的一個春日，麗貝卡．比格勒（Rebecca Bigler）走進德州奧斯汀市一所私立小學的大門，來查看一項實驗的情況。當時比格勒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位發展心理學家，她在該校研究偏見將近二十年。她的目標是去理解偏見如何形成，而她在進行研究時經常和學校合作。在她此時走進的這所學校裡，孩童的年紀還很小，只有三、四歲。而她的實驗出了狀況。

 

　　比格勒還記得，那一天，與她合作的那位老師在走廊上衝到她面前，說：「我們必須取消這個實驗，妳把我的學生變成了怪物。」

 

　　比格勒的實驗是嘗試以人為的方式增加教室裡的性別偏見。這個實驗計畫是她一項更大的研究的一部分，她想找出導致偏見增長和消減的條件。為此，她會改變孩童教室裡的各個面向，然後看看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有了什麼改變。當比格勒有系統地改變孩童所處的環境，她的行為就像是一位植物學家在調整土壤成分、光線強度和養分，以觀察它們對植物的影響。

 

　　要研究偏見，學校是個好用的實驗環境，因為偏見開始得很早。三、四歲大的孩子就能夠表現出性別偏見；到了六、七歲，女孩對女性才智的信心就會降低，她們會避開那些別人告訴她們需要「非常非常聰明」才能玩的遊戲。根據膚色而產生的歧視大約在五、六歲時出現，對黑人男孩的反應要比對黑人女孩、白人女孩或白人男孩的反應更為負面。

 

　　關鍵的是，小孩子來到這個世上時並不帶有任何這些偏見。可是孩童渴望把他們所見到的東西分門別類，而且他們在這方面很有天賦。嬰兒時期的孩子已經對「狗」這個類別有足夠的認識，能夠把一隻毛茸茸的動物和卡通插畫連結起來。而且雖然狗和貓都有四條腿，也都有毛皮，有著毛茸茸的腳爪和動來動去的尾巴，嬰兒還是能夠看出牠們屬於不同的種類。

 

　　孩童具有這種特殊天分是件好事。分類──藉由把屬於同一類別的事物歸類來把原始的知覺資料轉換成有意義的資訊──使人類能夠感知這個世界，作出關於這個世界的預測，並且做為一個物種存活下來。如果一頭獅子出現在草原上，你必須知道要逃跑，可是首先你得要正確地認出那是一頭獅子而不是你祖母。分類至關重要。

 

　　這些分類還不斷被強化，這是比格勒在造訪學校時注意到的。小學老師一整天都在替孩子貼標籤：「女生排成一列」，「男生坐女生旁邊」，「早安，男孩和女孩」。比格勒自己於一九八二年在明尼蘇達州的聖克勞德市高中畢業時，校方希望所有的女生穿白袍，所有的男生穿藍袍。「他們想要標明性別，」比格勒對我說，「根本沒有理由這樣做。」

 

　　她認為這種無處不在的貼標籤行為可能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首次提出這個想法的人是心理學家先驅桑德拉．貝姆（Sandra Bem），而比格勒想要加以探究。在一九九○年代早期，比格勒說服了中西部一所夏季學校的家長和老師來參與一項實驗。一組教室裡的老師被指示把男女分類作為組織孩童的主要方式。他們把所有女孩的課桌椅放在教室的一側，把所有男孩的課桌椅放在另一側。他們給男生和女生不同顏色的名牌。他們要男生先坐下，或是要女生先排成一列。當這些孩童畫了自畫像，老師把男生的畫像貼在一個告示板上，而把女生的畫像貼在另一個告示板上。老師並沒有偏袒哪一個性別，只是強調每個孩子所屬的類別。反之，在另一組教室裡，老師被指示用名字來稱呼孩童。

 

　　在實驗開始時，比格勒測試了所有的孩童，看看他們有多少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尤其是他們在何等程度上認為特定職業「只適合男性」或「只適合女性」，例如打掃房屋或水管工人。在實驗開始時，兩組孩童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相同的。然後她追蹤這個情況在老師每天替孩童貼上性別標籤之後如何改變。在四週之後，她發現被貼上性別標籤的那一組孩童要比控制組有更多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他們把更多職業描述為只適合男性或只適合女性，也更可能把大多數女孩描述為溫柔、整潔、愛哭，而把大多數男孩描述為喜歡冒險、喜歡數學、擅長運動。

 

　　最重要的是，老師被指示不要提供孩童任何額外的訊息，不管是事實還是虛構的，關於男孩或女孩是什麼樣子或是有什麼樣的職業。老師只是不斷地讓孩童去注意到性別。單是堅持讓孩童去注意到性別似乎就助長了他們剛萌生的刻板印象。

 

　　在接下來那二十年裡，比格勒繼續探究這個想法，亦即強調分類乃是偏見的前奏。例如，她意識到她所進行的研究有一個缺點，就是那些孩童在來到教室之前就已經接觸到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用科學術語來說，他們是受到污染的樣本。那些實驗雖然顯示出刻板印象可能被加深或淡化，但卻並未揭示出刻板印象是怎麼出現的。為了捕捉到一種刻板印象的誕生，比格勒首先得要創造出一種以前不存在的分類。於是，她帶著幾箱兒童尺寸的T恤，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從零開始創造出偏見。

 

　　在一個實驗中，她讓一個暑期課程中所有的孩童都穿上黃色或藍色T恤，她稱之為「工作衫」。那些孩童在每一天開始時穿上同一件T恤，比格勒和她的助理會在每天夜裡把這些T恤洗乾淨。在一組教室中，她請老師絕口不提T恤的顏色。在另一組教室中，老師被指示根據孩童的T恤顏色來組織他們：穿藍色的先排成一列，或是穿黃色的先去拿美術用品。藍衫孩童的課桌椅被集中在一起，黃衫孩童的也一樣。藍衫孩童和黃衫孩童的作品被張貼在不同的告示板上。每天早晨，被指示去注意孩童T恤顏色的那些老師跟學生打招呼時會說：「早安，藍衫同學和黃衫同學！」

 

　　隨著時間過去，比格勒發現，那些孩童的確開始培養出關於藍衫和黃衫的信念，但是只在老師強調T恤顏色的那些教室裡：黃衫組認為黃衫組比較聰明，而藍衫組則認為藍衫組比較聰明。在老師不在乎T恤顏色的那些教室裡，孩童也不在乎T恤的顏色。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比格勒創造出了「內團體」（in-groups）。內團體是一個人自覺所隸屬的團體，而人們往往偏袒自己所屬之內團體的成員。可是只有當這些孩童生活在這些顏色類別具有意義的世界裡，這些以顏色來區分的內團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偏袒才會出現。

 

　　當然，在真實世界裡，團體從來都不是中性的：地位無處不在。有些群體擁有聲望較高的工作或是比較大的房子，而孩童也隨時在吸收這種資訊。有些群體擁有更多權力。如同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所寫：「這個世界有無數種方式讓人得知、感受並畏懼這種差異。」在後來的一項研究中，比格勒複製了藍色與黃色T恤的實驗環境，但是她使之更加符合現實：這一次她給予其中一組較高的地位。她用表現傑出之黃衫孩童的照片來裝飾所有的教室：拼字冠軍、學生領袖和體育冠軍，全都穿著黃色T恤。實驗按照平常的模式進行。在某些教室裡，老師在和孩童談話時強調T恤的顏色；在另外幾間教室裡，老師從來不提黃色和藍色，雖然表現出黃色T恤之優越性的證據仍舊被展示出來。

 

　　在老師強化T恤顏色之重要性的教室裡，孩童不僅發展出刻板印象，而且黃衫孩童變得非常確定自己所屬團體的偉大。看見黃衫的優越性在他們周圍被反映出來，同時被告知T恤的顏色很重要，這個高地位團體形成了一種初生形式的偏見。另外幾間教室裡的孩童雖然也被同樣的資訊所圍繞，但是老師沒有提到T恤的顏色，他們就沒有形成這種偏見。也就是說，孩童只有在被教導去注意群體差異時才會發展出刻板印象。有關不同群體的環境訊息需要一個骨架才能黏聚成偏見，而老師堅持區分這些群體就提供了所需的架構。

 

　　看來，替偏見奠定基礎的並不是人與人之間感知得到的差異，而是文化告訴我們這些差異有多重要。把聚光燈對準了性別，比格勒能夠提高針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藉由強調T恤的顏色，她能夠喚起過去不曾存在的刻板印象。藉由將孩童置於黃色T恤具有較高地位的文化中，她能夠創造出黃色T恤的優越性。重要的是，當教室裡各組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天生差異（那些T恤是隨機分配的），刻板印象還是出現了。

 

　　基於道德理由，比格勒沒有能夠複製真實世界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孩童不僅學到某些群體有錢有勢，而也學到另一些群體更常是無錢無勢或是被監禁。比格勒沒有在牆壁上張貼顯示出藍色T恤地位低下的海報。可是，孩童當然也會吸收所有這類資訊。

 

　　至於在那所私立學校做的實驗，那是她第一次用幼稚園學生來作研究，實驗成功了，而且成功得危險：那些按照性別來將孩童分類的老師如今在教室裡面對著一群難以駕馭、無法管理的孩童。孩子把自己按照性別分隔開來，拒絕和異性孩子一起玩。研究被取消了，比格勒回憶說，隔天她匆匆走進教室，試圖扭轉這場實驗的效果，讓那些孩子回復到比較沒有受到影響的狀態。那項研究本來打算要持續數週，結果才三天之後就叫停了。

 

　　可是為什麼單只是堅持讓孩童去注意誰是男生誰是女生，或是誰穿黃衫誰穿藍衫，就會使他們形成刻板印象？這似乎和大腦對分類的處理有關。事實證明，進行分類替大腦中直接導致歧視的大量現象開了路。

 

　　例如，當我們把生物視為屬於一個特定群體，我們開始相信有一些生物學上的基本特質把該群體中的所有生物結合在一起，有某種看不見的本質使得一隻狗成為狗，一隻貓成為貓。我們看待人類的方式也一樣：如果我們被告知一種分類很重要，我們就推論出屬於這個類別的人都具有一種基本的本質。我們把他們縮減為本質。一種分類愈是被強調，我們就愈加認為其成員有一致之處。強調的一種形式是把不同的群體隔開。例如，在北愛爾蘭，比起不分宗教之學校的孩童，就讀區分宗教之學校的孩童更容易相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有著根本上的差異。

 

（本文為《隱性偏見》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隱性偏見》 The End of Bias: A Beginning: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Overcoming Unconscious Bias.

作者：Jessica Nordell

出版：平安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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