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吉凶難測的雲霄飛車：伊恩．克蕭《激盪時代》

吉凶難測的雲霄飛車：伊恩．克蕭《激盪時代》

蕭育和

2023/08/01 12:05

戰後的二十世紀在冷戰的陰影中倖免於大國之間的毀滅性衝突，但我們正朝著「永久和平」前進嗎？

比如說我幾乎無法理解，一個年輕人如何能下定決心騎馬去下一個村莊？且不說什麼事故，就不擔心一生日常平安的光陰，是遠遠不夠一次遠行揮霍的嗎？

──卡夫卡，〈下一個村莊〉

文｜蕭育和

　　伊恩．克蕭（Ian Kershaw）這部寫到二○一七年的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第二卷，遠遠超過了嚴格意義上的「二十世紀」，原因可能單純是二○一七年正好是初版面世的前一年。可是，試想一個讀者假若發現這本著作只寫到二○○○年，很大可能是以九一一事件做結，心中肯定泛起一種奇特的感覺，一種彷彿那是「很久之前」的事，而這將不太迎合人們閱讀一本與自己年代上最接近歷史敘事的期待。固然在動輒以百年為單位的歷史敘事計數中，二十年理應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區間，何以會有那已是行將遺忘事件之感？不只是因為人有將某個時期之前的記憶無差別歸納的慣性，更是因為，戰後的二十世紀是一個「加速」的時代。

　　克蕭對這個戰後時代的比喻是「雲霄飛車」（Roller-Coaster），一個貼切的意象，人們在一個個關口的加速中感受到新刺激，同時也在下一個激盪中，忘記了前一段加速帶來的衝擊。後冷戰出生的西歐人很難感受那種因鐵幕不得其門而入的感覺；同樣的，在九一一事件前後出生的世代，也很難體會那種在新聞上目睹雙子星大廈遇襲的震撼。

　　不若大戰之前的二十世紀有個不斷下探人性底線的戰爭地獄主線，人們很難為戰後迂迴曲折的二十世紀，界定出一個歷史進程的主軸，標誌出一個概括這個時代的事件。甚至於，人們很難確認，我們到底從這段時代中收穫了什麼？

　　戰後的二十世紀下定決心不再重蹈「地獄之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大國集體安全機制記取了國際聯盟的失敗教訓，並以《非戰公約》將戰爭的非法化為基石，為國際規範提供了四個新的支柱：征服行為非法、侵略唯罪論、強迫性協議無效，以及允許制裁。康德曾經力主大國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而這個時代正是人類歷史上少數沒有大國全面武裝衝突的時代。可是，也是在這個時代，出現了「保證相互毀滅」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戰後的倖存世代如鄂蘭與歐威爾，都對這個世界恐將陷入無盡毀滅憂心忡忡，生活在這個時代前半段的人們始終籠罩在核武的威脅中。而就在冷戰結束後十年，九一一事件所象徵的恐怖主義，以全球維安和反恐名義所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透過不對稱的暴力以及無人機遠距攻擊，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殺戮形式。

　　戰後的二十世紀在冷戰的陰影中倖免於大國之間的毀滅性衝突，但我們正朝著「永久和平」前進嗎？

　　活躍於這個時代的政治家具有一種有別於上個世代的務實與開闊。西德的「東方政策」在冷戰未歇的年代率先打破意識形態的高牆，也不再主張統一後的德國將維護第三帝國的固有疆域。後冷戰的波蘭放棄了大波蘭聯邦的政治迷夢，讓新的東歐秩序不再陷入民族情緒的衝突。一手推進蘇聯改革的戈巴契夫自然是翹楚，他的彈性甚至於幾無底線，德國的統一是一例，立陶宛的一月事件更是經典。「不統不獨不武」本是美蘇對波羅的海的地緣政治共識，西方世界因為柏林圍牆倒塌誤判形勢，鼓動波羅的海獨立浪潮，戈巴契夫多次警告後選擇動武本在料想中，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戈巴契夫遭遇西方壓力後迅速宣布撤軍收場。

　　我們很難想像，上一個世代的政治家會用如此近乎詼諧的方式處理重大地緣政治衝突。彷彿是一種預兆，戰後的時代曾經見證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意識形態全面對抗，而它同樣以一種近乎鬧劇的形式終結。作為蘇聯瓦解最重要、儘管是不情願的推手，戈巴契夫寥落的走完他的後半生，他的訃聞只短暫占據了兩天的媒體版面。

　　不再以意識形態鼓動衝突似乎是戰後二十世紀政治菁英的共識，後冷戰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似乎深化了這個共識。然而，當英國脫歐成真，當俄羅斯以「文明型國家」以及洗刷國恥為由發動兼併「不正常國家」時，人們顯得手足無措。當普丁在二○一四年出兵克里米亞時，人們必須上溯到希特勒入侵捷克，才發現以為會在這個時代絕跡的大國兼併居然還是發生了。有些嘲諷的是，克里米亞也是當年同盟國達成《聯合國協議》共識的地方，羅斯福總統曾經在此宣告這份文件將「終結一切的戰爭」。

　　冷戰結束時，忐忑的西方陣營靠著「歷史終結」論述，終於相信自己的勝利並非偶然。克蕭所謂的「西歐成形」指的是一種人類政治共同體的模範，此前的「歐洲」是一個強權割據傾軋的四戰之地。而在戰後的二十世紀，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以及超民族國家制度的成形，共同護持住在上個世代搖搖欲墜的自由民主代議體制。不過，隨著一九七○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治理導致中產階級的解體，西歐成形的政治經濟基礎遭到逐步蠶食，建制政黨的趨中化更讓自覺在市場經濟博弈中被拋下的底層階級無所依歸，這些都是日後右翼民粹崛起的遠因，也催折了人們對民主建制的信心。

　　這個時代見證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舊的兩極秩序並不是因為戰爭而瓦解，「西歐成形」與「美利堅治世」的自由主義秩序在冷戰中茁壯，並因冷戰的結束而鞏固擴大，由此埋下了後歷史終結時代的隱憂。加入西歐成形的新大國並沒有改變其政權性質，「和平演變」也沒有如預期般發生，非民主的大國也沒有成為區域安全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反倒成為抗拒自由主義秩序的主力。戰後的二十世紀看似迎來自由民主勢不可擋的全面勝利，可是中國、俄羅斯與右翼民粹，卻反映了自由民主政治基礎的脆弱。冷戰結束時人們的心情是忐忑的，後冷戰的第一個十年人們逐漸樂觀，但普丁在二○○○年政權移交之際所發表的〈千禧年門檻上的俄羅斯〉，如今看起來像是後冷戰第二個十年新震盪的先聲。

　　戰後的二十世紀也是個「大思想」消逝的時代。儘管它有最極端的意識形態對抗，但僵化的蘇聯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的改良，讓左翼的知識分子痛惜革命與烏托邦或許已再無號召力，左翼戰略的改良者主張吸納綠色運動與身分政治的能量，於是不得不承認上一個馬克思主義世代鄙視的資產階級代議民主有其優越性，只能告別無產階級革命。而右派的自由主義者警示，由善意鋪成的社會民主道路，將通往法西斯地獄。然而，後來滋養歐洲新法西斯勢力的卻不是海耶克所說的「園藝型國家」，而是對於戰後初期黃金時代的懷舊。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享受了前人未有的繁榮與富庶，資本主義週期性的經濟危機都沒能造成全球性衝擊，消費主義與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催生出高度個人主義式的虛無意識與身分政治議程。人們不會質疑進步，卻不得不承認這個時代不再有大敘事式的政治願景。

　　夜幕低垂時，貓頭鷹的啼叫是哀傷的。

　　戰後的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危機（crisis）的時代，卻從未有過真正的劇變（catastrophe）。成長於戰後二十世紀的世代習慣了與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共處，從未真正經歷劇變的人們不免油然而生僥倖心態，如果核武、蘇維埃、恐怖主義與金融海嘯等等二十世紀的危機都沒能摧毀這個世界，那麼，何以難民、氣候風險、民粹領袖與極權大國，這些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湧現的危機，會有全面衝擊此世歲月靜好的能量呢？

　　二十世紀的危機都有一個具體的對象以及明確的政治應對策略，可是這些二十一世紀的危機，更像是系統失靈所致。人們知道終有災變，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如何與何時發生，這讓政治行動的聚焦極為困難，不禁沮喪於行動與複雜系統之間的連結，而如果沒有意願重新起造系統，就注定只能與危機浮沉共存。所以，正如克蕭表明，跟幾部在千禧年前後出版的二十世紀歷史研究著作的基調相比，他的這部著作沒有這麼積極樂觀，在他看來，歐洲乃至於整個世界都仍在雲霄飛車上顛簸，還可能將驟然經歷大起大落，「歐洲的長期展望可以說吉凶難測」。

　　在後冷戰自由社會安全成長的世代，很難理解上一個世代對抗極權的集體意識，《一九八四》對他們來說是更像是類似於《黑鏡》影集的科幻反烏托邦作品，而不是極權主義的另類紀實。馬克思曾經說德國的命運是「跟其他各國一起經歷了復辟，可是沒有一起經歷革命」，對於後冷戰的世代而言，他們一起享受了「西歐成形」的政治與社會紅利，可是從未體會威權體制的威脅，自由民主對他們來說是既定政治低標與市場交易，而不是需要嚴肅奮鬥的事業。早在冷戰結束之初，福山就以「末人」（the last man）來描述戰後世代過剩的虛無，但末人世代也並非全是任性，因為整個二十世紀留給他們的是被新自由企業殖民侵蝕的公共領域，是對認真公共論辯沒有興趣，唯聲量導向的私營媒體，是被企業財團的遊說扭曲了的公共利益，而在世紀之初尚為堅韌的在地組織，如今變形成各種高度個人取向的療癒群體與自助組織。

　　戰後安穩成長的世代，像是卡夫卡寓言中恣意策馬遠行的年輕人，他們那些從災難中倖存的父祖輩，則不得不尋思晚輩是否過於揮霍？但他們則理直氣壯，既然此世難免遭遇一場又一場、人力所無能阻卻的系統性危機，那麼索性放膽一番，況且，能始終僥倖於危機的幸運也不是沒有，至少戰後二十世紀的歷史似乎就是這麼走完的。

　　戰後的二十世紀是個難以定義的時代，「好壞參半」與「大起大落」都難以描述其雲霄飛車般的加速震盪於萬一。它的政經格局發源於上個世紀與二十世紀上半段的思想理念以及地獄般的經歷，它的成就展現在始終能抑制劇變的制度韌性與調節能力，然而它留給下一個世紀的卻是「信心陷阱」（confidence trap）。如果我們不再對這個時代的成就抱有信心，那個世紀初的極權逆襲恐將強勢回歸；而如果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僥倖太有信心，那麼那些被輕視的危機恐將以更可怕的形式永劫輪迴。

（本文為《激盪時代：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二）1950-2017》中文版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