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人會降生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凡人，第二次是作為天才。

──維克多·雨果

 

 

文｜蕭育和 

 

　　1806年，甫完成《精神現象學》的黑格爾，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及了拿破崙，他將這位在兩年前靠著戰功稱帝的帝王稱為「世界的精神」。當黑格爾看著這樣一個「個體」，騎在馬上專注於一件事情，在這個世界掀起波瀾時，他的心中泛起奇妙的感受。拿破崙對黑格爾來說有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他多次提及這種感受，其中包括了後來知名的「歷史終結」段落。

 

　　黑格爾不是彼時唯一一個對拿破崙另眼相待，視其代表某種歷史精神的人，為拿破崙所折服的人在後世更大有所在。拿破崙在他與他身後時代所配享的魅力，跟他在世界史中彷彿流星般的存在形成強烈對比：25歲的拿破崙還只是個基層小軍官，十年後他登基成為皇帝；在拿破崙稱帝的十年後，波旁王朝即宣布復辟。拿破崙的人生與他所處的時代都彷彿加速般，在短短的時日裡成就難以想像的偉業與效應，逼得歐洲列強在他敗走後齊心以神聖同盟，來遏阻他所代表的精神，以及他的帝國對歐洲的衝擊。

 

　　黑格爾感受之複雜，來自於他眼中的拿破崙是個時代交會的人，並不單指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對歐洲世界的衝擊，而是拿破崙在他那短暫，卻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品格，兼具了古典時代的英雄氣質，而其質地卻又是新生資產階級世界的「凡人」底色。托克維爾曾經指出，在民主天命取代貴族王權支配世界的新時代中，人們對於歷史因果的論述也會隨之改變，貴族時代的歷史敘事主調是「特定個體的意志與情緒」，而在民主時代，則傾向於從「最微不足道的特定事件」中，尋找「宏大的普遍因果」。

 

　　拿破崙那時代交會的精神氣質很難如此截然的切割。人們普遍接受，拿破崙的崛起象徵「現代」的降臨，十九世紀美國最受歡迎、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愛默生，盛讚拿破崙是白手起家的典範。就像後來的資產階級經典形象那樣，拿破崙務實、工作勤奮、性格與舉止有些粗鄙魯莽，而正是這個靈魂中全無高雅，婚姻軼事全無舊時代貴族家庭氣息的拿破崙，成就了一個凡人仰望的非凡。拿破崙的崛起意味著，從此世界歷史舞台的主角即將易主。

 

　　而讓黑格爾動容的，是拿破崙的「凡人」底色，他反覆以「個體」來稱呼拿破崙，意味著其存在，同樣也是民主天命下的芸芸眾生，而非任何舊世界王朝血脈的延續。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凡人，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卻改變了人生與他的國家，甚至於整個世界，這又如何的與群氓時代的平庸精神氣質迥異，以致於尼采堅稱「拿破崙像是通往另一條路的最後一個路標」，拿破崙在尼采眼中是一個不甘於眾生碌碌平等的貴族美德形象，是一個「最為孤立而過時」的人。

 

　　愛默生筆下的拿破崙是資產階級時代的先行者，而在尼采眼中他是生不逢其時的英雄，兩種形象既互相衝突，又完美的鎔鑄在拿破崙身上。拿破崙的形象也是大革命精神遺產的縮影，本來，大革命就是一個既相信「沒有偉人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又同時堅信只有某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魄，才足以創造革命新世界的唯意志論事業。正因為拿破崙的精神氣質與形象如此耀眼又難解，在史學家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經典的巨著《拿破崙》一書，幾乎不見拿破崙這個「個體」，一種或許沒有拿破崙的「拿破崙時代」。

 

　　與之不同，約翰遜（Paul Johnson）這本短小的《拿破崙》從不於吝評論拿破崙個體這個人，它賦予了拿破崙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反英雄」形象。約翰遜一開頭就將拿破崙定調為「機會主義者」，善用後革命的時代機運為自己謀奪了至高的權力。而不若黑格爾、愛默生乃至於尼采，拿破崙所揭露的「現代」，實際上是一個人類即將在兩個世紀後所見證，更為殘酷與晦暗的未來：領袖崇拜、秘密警察，以及極權主義，人們也就不需要意外，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從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再到金日成、卡斯楚、裴隆、海珊、齊奧塞斯庫與格達費，都對拿破崙情有獨鍾。

 

 

　　拿破崙所提示的「現代」，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的勝利或者群氓的時代，而是對暴力的迷信，拿破崙為後世留下的是「對軍事力量的膜拜」，他的信仰「託付在刺刀與槍砲上」，武力是拿破崙唯一懂得的語言，因此，拿破崙敗北後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暴力迷信所致，「武力最終也對他做了充滿敵意的宣判」。

 

　　軍事才能是拿破崙往後備受推崇的主因，雖然這點很少在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評價中體現。奠定拿破崙往後專政地位的義大利戰事，在克勞塞維茲看來，無疑違背了「戰略學中的幾何法則」，但卻是觸及了「戰爭靈魂」的出色行動。拿破崙發動的戰爭，在約翰遜看來是兩次慘烈世界大戰的前奏，克勞塞維茲在《論戰爭》中相當程度上也持此說：

 

彼時所採取的手段沒有明顯限制，其限制被淹沒在政府及其臣民的能量與熱情中。由於戰爭手段及其後果的多樣，再加上強大的激情，戰爭中的能量被無限提升。戰爭行動的目的是敵人的垮台，而只要敵人還沒有失勢，戰爭就不會停歇。

 

　　戰爭性質的改變是現代世界的一大特徵，正如鄂蘭後來所說，戰爭從一種促成和約與聯盟，有限控制傷害的政治手段，徹底質變為甚至不惜同歸於盡的全面性摧毀。威尼斯共和國在拿破崙手上的覆滅，其意義遠遠不是強權凌弱，而是歐洲舊時代的文明秩序，在軍事力量以及強人意志面前，其實脆弱不堪，一個文明的舊時代就此遠去，而由拿破崙所開創的暴力時代正拉開序幕，拿破崙身後被反覆精進運用的戰術，都在往後的世界製造了更大規模的傷亡，也徹底瓦解了歐洲的戰爭規範。而在托克維爾的政治著作中，拿破崙一直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不只是因為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在托克維爾看來扼殺了歐洲地方自治的民主傳統，更是因為在後革命時代，軍人奪政將成為共和民主揮之不去的隱憂，托克維爾的這段話，既是對拿破崙一生際遇的總結，也表達了哲人對於「拿破崙」所象徵的隱憂：

 

隨著革命所激發的熱忱消失…其政府也變得更加軟弱…而此時，軍隊開始了自體組織，開始變得強大，贏得了聲望；偉大的將領也隨之出現。在整個國家喪失目標與熱情時，軍隊則維持了一貫的目標與熱情。公民與士兵…構成了一個兩方拉扯的世界，一端放開繩索，另一端就會收緊。

 

　　在約翰遜的《拿破崙》中，一個隱而不顯的對比人物是華盛頓。拿破崙與華盛頓的生涯軌跡有諸多相似，然而其精神氣質卻大相徑庭。對比拿破崙的進取，華盛頓是美國建國元勳中最嚴格自我要求「紳士品格」者，約翰遜對兩人的評價，就像後人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不同評價一般：美國革命是一場珍視古典政治文明遺產的現代革命，而法國革命是向著敗壞的現代一往無前的野蠻革命。將「軍事的勝利轉化成文明進程」的華盛頓，所嘗試抗衡的是現代對於暴力的崇拜，而將戰爭技術琢磨到連克勞塞維茲都讚嘆的拿破崙，卻帶著時代向更殘酷未來加速前進，一如其結語：

 

波拿巴主義的巨大罪惡──戰爭與武力的神祇化、全能與集權的國家、以文化造勢活動來神化獨裁者，指揮整個民族去追求個人與意識形態的權力──在二十世紀終於達到了令人可恨的成熟，這將會被歷史紀錄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時代。

 

　　拿破崙及其所謂的暴力信仰是否需要為二十世紀的血腥殺戮負責？約翰遜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即便不是拿破崙本人，至少那些對拿破崙投以英雄崇拜的文人與政治家，也需要負起一些責任。這樣的筆法頗超乎想像，試想即便在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皇皇巨著中，極權主義的因子也追溯不到拿破崙身上，對於拿破崙，約翰遜提出了一個完全有別於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視角，然其說詞之成理，又在於緊扣拿破崙於後世最為人所記的軍事才能上。

 

　　萊斯（Simon Leys）在其小說《拿破崙之死》中，虛構了一個拿破崙安排了替身，然後逃離聖赫勒拿島的故事。潛回法國的拿破崙不僅沒有如他預想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人相信他就是拿破崙本人，而替身的過早離世，讓拿破崙發現他所面對的是他不可能擊敗的對手：人們記憶中的拿破崙。

 

　　拿破崙是一個凡人，而其短暫的輝煌，又讓他成為「神話」。拿破崙是時代命運之人，他的名字無疑命名了一個時代，而「拿破崙」的意義卻可能注定是一個「謎」，可能提示了歷史的終結、見證了新世界的道德觀、不合時宜的進取德行，抑或是在往後幾個世紀裡延續直到當代，對於暴力的執迷。

 

　　對於拿破崙這位命運之人謎一般的「現代性」意義，讀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判斷，這也正是拿破崙的魅力所在：作為一個時代的凡人因而得到青睞，而他非凡的成就，則讓他不可能以一個凡人的方式被記住。

 

 （本文為《拿破崙》推薦序）

 

 

書籍資訊

書名：《拿破崙》 Napoleon: A Life

作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出版：黑體文化
日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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