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士・克里弗德

 

　　當我設想這三本著作──《文化的困境》（一九八八）、《路徑》（一九九七）和《復返》（二○一三）──此刻在台灣出版時，我試圖想像它們在這個地點和時間上的意義，以及它們將如何被閱讀。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誠如龐德（Ezra Pound）那著名的宣稱，翻譯總是涉及「革新」（making it new）。這三本著作的核心觀點認為文化是歷史性的，是被塑造以及重塑的，而非固有或原初的，我認為此一想法肯定會在這個歷經諸多外來影響和戲劇性轉變之地引起若干共鳴。本書一個重要課題是將原民性視為一項銜接和能動的過程，而這或許可以用以討論台灣族群日益顯著的獨特在地根源、廣泛的南島語族連結，以及與漢族中國和日本的複雜殖民關係。我相信這些複雜的歷史會刺激修正，並對不同時代和地點的分析添加細微的解釋。我樂見這些修改。

 

　　三本著作集結了我為特定時機寫就的文章，如今回顧形成了此「三部曲」，是以每一本都大致結合了我對一段十年左右歷史的回應。某些我關注的主題會一再出現：文化及其民族誌再現的關聯複雜性、瀕危原民社會的生存與創生、「全球」現代性霸權和多樣性的銜接、西方博物館的殖民收藏遺產。這些議題在過去幾十年間交織、重組，卻從未形成過一份最終的「成品」。每本著作都是一次暫時的聚集。

 

　　《文化的困境》的索引裡尚未包含「全球化」、「後殖民」或「種族」等後來才出現的語彙。〈民族誌的自我塑造〉此章是我在一九八四年為史丹佛大學的一場研討會所撰寫。我依然記得那個標誌性的年代，歐威爾反烏托邦的小說標題當時看來遙不可及。我們如今所在何地、身處何時？我們又將何去何從？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在轉變中進行歷史記述，卻沒有可信的進步故事或黑格爾「米娜娃之梟」（Owl of Minerva）的領悟。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儘管它並不可能有答案。

 

　　一九八四年，就在《文化的困境》撰寫之際，關於抽象的「語言」和「文化」的穩定性正受到質疑。這兩種論述形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占有主導地位，但其時已不再能容納人類的多樣性、移動性和融合創新。在先前提及的章節中，我主張前後一致的語言和文化在「制度瞬息萬變、城市化的跨國世界裡」，正在失去其連貫性。跨界和逾越已經定義了真實。

 

　　一九八○年代，「全球化」成為有彈性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勢不可擋地重構與擴張的代名詞。到了九○年代，全球化已成為一種霸權，並獲得廣泛地擁抱，或抵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同質化（或無情的「現代化」）似乎不可避免。抵抗通常採取的形式是反對具特定傳統和依附的全球力量，並保有其在地性。但人們從來都不願意或不被允許長時間停留在原地。《路徑》透過探索人類移動的多樣性──旅行、遷移和離散──使得這種「全球／在地」的二元對立變得複雜。我認為這種移轉，無論是被迫的或是自願的，都是「另一種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s）。全球文化實際上是一個糾纏複雜的歷史和「不一致的世界主義」（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s）。

 

　　全球化在千禧年仍是一股力量，但已失去了核心與方向。回顧一九八○年代，曾經看似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出現，如今更像是歷史關頭的混亂收場。戰後的繁榮持續「泡沫化」，「第一世界」的全球主導地位已經結束。一九七五年之後的經濟衰退成了週期性的繁榮和蕭條，世界成為多中心的世界。與此同時，儘管戰後解殖的進展各地不均，卻已使得前「西方」及其最終版本──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失去了中心地位。四十年後，一個擴張主義的「單極」（unipolar）世界看起來更像是霸權的空想。相反地，我們正在面對一個不受控的連結地景：變革性技術、動蕩的經濟，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好消息與壞消息總是相伴出現。好消息是，歷史上長期擁有帝國特權的西方已被取代，但壞消息則是，取代它的是擾亂秩序並破壞環境的資本主義。我們看到的並非全球性的整合，而是各處排他性民族主義的復興。在此一未定的關頭，《復返》從前兩本著作中汲取了線索，即在地和全球的銜接中，「原民性」的意外興起。多樣化的部落、原住民和第一民族社群，並沒有屈服於殖民暴力和漸進的現代化，而是成為定居者殖民過程和國際環境脈絡中的重要參與者。這種搏鬥與肯認的新的空間發生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數十年間。如同《路徑》，《復返》寫作的目的是複雜化（而非逃避）資本主義及後／新殖民的結構。《復返》與其他案例一起關注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振興：這是一種激勵人心、充滿希望，與古老傳統的重新連結，同時與自由身分政治和石油經濟密不可分的發展。

 

　　我在《復返》以及先前著作中試圖維持的現實主義假設認為，不同甚至矛盾的歷史需要處於某種張力狀態，而不需要達成進步或辯證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講述的不只一個故事，這些故事反映了不一致、不斷變化的歷史位置，並且不能被加總成一幅完整的圖景。

 

　　從此刻暫定的廿一世紀立場來看，我在這個「三部曲」中看見的許多真實已被證明是部分的真實，如今可以重新脈絡化、修訂和更新。在此一簡短序文裡，我僅談自己曾提到過的一九八四年的那篇論文。該篇將著名的社會科學家和受人景仰且富有想像力的作家──馬凌諾斯基和康拉德──並列討論。其中，兩位精通多種語言、具有多重歸屬的波蘭移居者，以先驅者的身分現身。但先驅者的「先驅」，究竟所指為何？此處所說的，不僅僅是指他們在文學和人類學中所抱持的現代主義，而是他們在其領域的經典角色。在該篇討論中，康拉德和馬凌諾斯基預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事物，一些極度的、新興的事物。我們可以稱之為後現代性，或者是一種遷移／放逐／離散的普遍狀態──一種在文化之內、之間和之後形成的主體性。我在八○年代初暫時將這種主體性稱為「民族誌的自我塑造」。

 

　　民族誌（指涉關聯性和偶然性）當時正與人類學（強調科學和普遍性）分道揚鑣。在此一批判自我意識的時刻，經驗主義和理論的功能關係也正被創造性地重新思考。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意味著讓社會科學與文學和詩學進行對話。一個延伸的「書寫」概念（德里達的「écriture」概念）有助於解構描述與創造、資料與詮釋、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線。馬凌諾斯基和康拉德一同貢獻了可供討論的內容。

 

　　我現在明白了，當時我所面臨的是重建、而非破壞「現實主義」。《書寫文化》（一九八六）或《文化的困境》中相當重要的一章〈民族誌職權〉這類作品都是改革主義式的，目的在於為跨文化再現尋求開展新的可能性。知識論、美學和政治批判已變得密不可分。那是一個對解殖、後六○年代社會運動和身分政治、第二波女性主義以及跨國原住民復興的累積效應做出回應的時代。西方社會科學和哲學中的「觀察者定位」（以羅薩爾多的話來說）已被明確地去中心化了。

 

　　有一則關於馬凌諾斯基的軼事，它並沒有收錄在我這三本著作中，但或許有助於我們看清當時的問題所在。眾所周知，馬凌諾斯基在一九一六至一七年開創以密集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方式作為該學科的規範。這一新典範的關鍵要素是要求研究者使用在地語言進行調查。馬凌諾斯基本身是一位精通多種語言的歐洲人，語言是他的強項，他也能一定程度流利地使用初步蘭群島的基里維納語。他主張，這種能力讓他得以科學地接觸到「在地者觀點」，而無需依賴不可靠的翻譯者，也就是所謂的「主要報導人」。

 

　　一九九○年代初，我參加了一場由人類學家韋納主辦，以馬凌諾斯基為主題的研討會，韋納在初步蘭群島田野工作的成果《價值的女性，聲望的男性》（一九七六），被譽為女性主義人類學的經典之作。韋納的研究雖然對這位前輩表達了充分的尊重，但也揭露了馬凌諾斯基在初步蘭社會所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一個由女性所控制、在出生和死亡上具有權威的交換體系。在研討會上，有人問韋納是否能說明一下馬凌諾斯基基里維納語的程度如何。她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卻說了一個更有趣的故事。一九六○年代，在她田野工作期間，初步蘭群島的耆老們確認她所理解的比馬凌諾斯基更多。他們說，這並不是因為她的基里維納語講得更好，而是因為當馬凌諾斯基和他們在一起時，他們的英語能力還不夠好！因此當馬凌諾斯基誤解時，他們沒有辦法糾正他。

 

　　如此一來，跨文化研究的整個過程便開啟了。田野工作中的對話元素是不可避免的：你在研究他們的同時，他們也在研究你。因此，「在地者觀點」這種由一位前來拜訪的人類學家所理解和傳遞的文化知識，是很偶然性的：這是一個雙向的翻譯過程。觀察者也被觀察著。而民族誌中的「在地者」永遠不僅僅是研究的對象，他們是積極的主體，也是充滿好奇心的研究者。

 

　　在《文化的困境》的第三章結尾，我引用了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的一段話。在那個黑暗的故事裡，敘述者馬洛說道：「當然，在這一點上，你們看到的比當時的我更多。因為你們看到了一路以來所認識的我。」對於重新定位的觀察者而言，這些話似乎表達了一種適切的民族誌謙遜──以一種嚴肅而部分的方式講述真實。無論自一九八四年以來發生了多大變化，我仍然認為這些話語喚起了我們認識世界和創造世界的必要工作：一種不是關乎他者，而是與他者同在的去中心化現實主義。

 

譯注：黑格爾的「米娜娃之梟」是黑格爾哲學中有關「後見之明」的概念：智慧女神米娜娃的梟鳥只在夜幕降臨才起身飛翔，暗示對歷史事件的真正理解和覺察只能在事件發生之後。此一說法同時見《路徑》序文。

 

 

（本文為《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2023年台灣版作者序言）

 

 

書名：《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TK

作者： 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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