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特‧曼恩（Kate Manne）
譯｜柯昀青

 

　　有時候，我們塞滿嘴巴是為了不必說話；當我們吞下苦楚，言語也將隨之吞下。

 

　　儘管蓋伊的經驗震懾人心，也很重要，但我們也不能錯誤地推論每個肥胖者都曾經受過創傷──就像我們不應該單從外在體態推斷人們的健康狀況一樣。人們變胖的原因百百種，許多常見疾病與健康狀況、患有特定殘疾和心理疾病、服用一些常見重要的藥物（包括避孕藥、抗憂鬱藥）、懷孕、壓力、新陳代謝、賀爾蒙變化（包括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都是致胖的原因。也可能沒什麼特殊原因，還是變胖。一些人（例如我），就是容易胖。

 

　　像珍妮特．S，體重一百五十八公斤的她，在一九七五年時同意參與一場為期三個月、共有三十名受試者的研究，以換取免費的減重手術。研究人員精確計算出維持她既有體重所需的卡路里數，依照這個數字讓她進食。結果不到兩週，她的體重就上升了將近五．五公斤，幾乎是一天就增加半公斤。珍妮特自己並不驚訝，因為相較於她平常的飲食，研究人員要她 吃掉的食物量「大得驚人」。

 

　　此外，有人變胖的部分原因，可能跟現在或小時候能取得的食物與資源有關。比方說，在吃不飽、糧食不穩定或食物選擇極其有限的狀況下所長大的貧困兒童，他們會想要在情況允許時好好飽食一頓，或者他們成年後的飲食偏好會受到兒時限制的影響，似乎全是人之常情。人們熱愛的食物，往往都是自己最為熟悉的味道。在我們長大之後，最能夠撫慰心靈的食物，多半帶有緬懷的感受。

 

　　當然，就社會平等的角度而言，每個人都應當要能享有取得新鮮食物（跟其他資源）的管道，也應該要能夠選擇適合自己身體的運動方式。不過，這並未改變以下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許多人的體重都是他們所「身處」的周遭社會環境影響下的產物。特別是像美國這種國家，境內不僅充斥所謂的「食物沙漠」（food deserts），許多地方就連要走路或從事其他類型的運動，也非常不方便。對於應然面抱持理想主義是一回事，但在這種社會現實中，還對個人選擇抱持這種空想與大道理，那可是另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正如肥胖倡議者及學者瑪奎斯．梅賽德斯所說，像「食物沙漠」這種語彙很容易使人忘記一件事情──這些環境與特徵並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因為特定族群對其他族群的特定作為所致。是因為居於宰制地位的白人對貧窮與其他膚色族群的所作所為，我們才會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剝削與壓迫社會關係的世界中。

 

　　這種表面上擔憂「食物沙漠」的論述，可能只是成為更強烈的肥胖恐懼所披著的面具或遮羞布。梅賽德斯如此寫道：

 

公衛界如此熱中探討「食物沙漠」的另一大主因，就是對於肥胖族群的徹底鄙夷態度。「食物沙漠」一向和公衛長期關心的「肥胖率」緊密關聯。「食物沙漠」其實只是致力於推動「肥胖防治」的人，再次把肥胖與道德化的有害食物加以連結的手段。「食品沙漠」的典型特徵是「過度加工」食品太多、新鮮「健康」食物太少，它很糟糕，是因為這種環境的壞食物太多、好食物太少。由於生活在「食物沙漠」中的人都很胖，而多數公衛意見都認為肥胖很糟糕，所以「食物沙漠」很糟糕，因為會讓人變胖。

 

　　不過，正如梅賽德斯後續論證所示，其實「完全不需要妖魔化肥胖或賦予飲食好或壞的道德評價，依然可以討論食物的分配正義與掠奪性食品產業」。要倡議食物正義，還有很多更好的理由，例如：每個人都應當要有取得想吃食物的適當管道，包括一系列新鮮的食物以及耐放的儲糧。我們不應該把這些食物理解為體態控制或道德地位的來源，而應該要將其視為人類生存必須的重要資源──以及所有人都應能享有的權利。

 

　　同樣地，美國的貧窮、黑人與其他深膚色社區所面臨的健康不平等處境極鉅，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而我們之所以應該關心這點，不是因為它會讓這些人變得更胖，而正是因為他們面臨的健康不平等極鉅。體重充其量只是個代理變項，點出我們可以且應該直接關心的健康議題為何而已。但繞著食物和肥胖打轉的道德主義卻往往掩蓋住這種機會，甚至帶來嚴重誤導、自視甚高的干預措施，例如，限制食物券可以買的食物類型。

 

　　我想起自己在讀研究所時，參與過一場提倡在地食材的活動。主辦單位高度推崇在地食材，對於費用成本與可取得性的問題，則輕描淡寫地帶過。現場有一名廚師強硬地表示，貧窮者根本不應該吃麥當勞，要吃自家烹調的豆子才對。我的朋友拿起麥克風回應。她的家中持續資助一個生活貧困的家庭，最近她為了要確認新的轉帳方式是否正常，轉了十塊美金給他們；結果那家人向她道謝，並說這樣當天晚上，大家就有錢去吃熱狗了。正如我的朋友所說，有時候，處境窘困之人想要吃的，就是那些讓人感到熟悉、感到療癒，而且高鹽、高糖、高澱粉、高脂肪的食物。無論乾燥的豆子有多便宜、營養價值多高，這些需要自己浸泡、自己烹煮的豆子，實在不是最好的替代方案；更遑論整個準備過程需要多少資源──要有時間、有知識、有勞力、有烹調設備、有乾淨的自來水，而這些正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中許多人無法公平享用的資源。

 

　　重點是有時候，若你就真的只是想吃根熱狗，沒有別的東西能夠替代（這是根據我自身經驗的發言）。

 

　　總而言之，既然減肥如此困難，要求人們必須對變胖或維持肥胖負責，實在強人所難。肥胖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無法自主選擇的。

 

　　但話又說回來，就算發胖和維持肥胖真的是取決於我們好了──也就是說，純粹是我們個人的選擇──究竟這哪裡不道德？別人胖不胖，究竟關我們什麼事情？

 

　　肥胖真的會讓醫療負擔加劇嗎？

 

　　人們可能會氣急敗壞地說：既然胖子會給醫療健保體系，乃至於整個社會帶來這麼大的負擔，還有人主動選擇變成胖子，這當然就關我們的事。不過，雖然這種想法很普遍，它的立論基礎卻不穩固。其一，正如前述，肥胖與某些健康不良後果之間就算有相關性，也不代表二者之間有因果關係。雖然說，確實已有研究顯示，肥胖者死亡的平均年齡比所謂正常體重者再早個幾年（分別是八十歲與八十四歲）。欸，這豈不是代表我們胖子最後帶給醫療體系的負擔其實更低嗎？畢竟，就算我們活著的時候耗費比較多醫療成本，死後顯然就不需要了。雖然這項研究是在荷蘭做的，目前還不確定此研究成果能否適用於美國脈絡，畢竟美國的醫療健保成本正在不斷飆高，然而，這些成本應該是個要被正視、解決的當務之急，而不該只是在提出反肥胖的主張時，看也不看就丟出來的生活現實。

 

　　現在，我們將迎來這種「人有不發胖義務」假設的第二個缺陷──就算在某程度上，肥胖真的是某些人能夠自主控制的事情，就既有的實證資料，我們並不知道這到底會不會對醫療健保體系帶來負擔。

 

　　再者，就算肥胖（我再強調一次，只是對某些人、就某程度上來說）真的是件可控的事情，且就算這還真的會造成醫療健保體系的成本，類比論證也會告訴我們，這根本不是什麼道德問題。人類本來就會做出各種利弊權衡，判斷自己要如何充實人生，又要如何追尋自己的欲望、奇想、快樂，而這些全都是以甘冒重大的健康危險甚至是死亡風險作為代價，例如，雖然可能會重傷或死亡，還是有人固定去低空跳傘；例如，雖然會有高山症、墜落、凍傷的風險，還是有人志在攻頂聖母峰；例如，即便有車禍、起火的風險，還是有人會飆車；又例如──借用哲學家A．W．伊頓的舉例，就算可能致癌，卻還是有人刻意曬黑。只要採取了合理的預防措施，例如使用正確裝備、不增加他人危險，我們通常就不會刻意譴責或羞辱這些人。我們認為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碰到問題，也應該得到人道、適當的醫療服務，我們甚至普遍認為，他們有權利選擇承擔會早死的風險。而且，我們認為他們有權利擁有這些權利。

 

　　現在想像一下，如果有人「活著就是要吃」──甘冒風險、愉悅、舒適、豐盛地吃──結果最後胖了非常非常多。接著，雖然有爭議，但讓我們再假設，這個人後來確實因此而面臨一些健康風險。這樣類比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思考，究竟為何肥胖者就有道德義務要選擇別的生活方式？批評肥胖的人至少應該要好好解釋，如果他們不反對前述那些追求刺激、冒險的人，肥胖的人哪裡不同？我猜測，這些批評者無法提出什麼有力論據，只能含糊地把 那些人描繪成苗條所以一定很「健康」的形象──在這個脈絡下，「健康」代表強壯、精瘦、肌肉健壯、四肢健全。

 

　　這彰顯了「不發胖道德義務」論點的第三個主要缺陷──我們通常認為，苗條身體能夠承擔相同或甚至更多風險。有人可能會進一步論證，我們本來就沒有任何必須用特定方法照料自己或健康的道德義務。我個人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如果有真的很輕鬆、不費力的預防或治療性健康方法，也真的能夠確實避免惡果發生，我會偏向於主張人們確實有責任，甚至是有道德義務要接受這些方法；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繫安全帶或戴安全帽的措施。實際上，這又更加凸顯了一件事情：我的主張甚至還談不上是有些令人懷疑的自由放任主義。而且我們應該也都會同意，在面對重大侵害時，每個人都有道德義務要做一些小小的健康之舉，這不只是為了自保，也是為了顧全其他人──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或疫情嚴重時在室內戴口罩，就是顯而易見的例子。

 

　　然而，不發胖的道德義務跟前述這些義務很不一樣──我們已經看到，它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如我所說，它的健康益處也仍有爭議。維持肥胖根本不會傷害到其他人（也並不如某些公衛狂熱分子所說的：「肥胖流行病」具有「社會傳染性」）。甚至，姑且先不論這些主張究竟如何，我認為人們大可以選擇讓自己胖一點，讓自己快樂地吃、放膽地吃、舒服地吃──人們一直以來都在進行這種權衡與選擇，而且他們也完全有權利這麼做，以活出自己的 個體性、豐富性、複雜性。伊頓就曾論及類似的主張：「現代生活，尤其是現代都市生活，都是圍繞著這種權衡建立起來的。多數時候，這些權衡都不會遭受到任何的醜化、汙名化、歧視或其他負面社會影響」──唯獨肥胖。

 

 

　　「不准你胖是為你好」：偽裝成健康主義的道德主義

 

　　我在此處所點出的道德主義，過往遭受批評時多半是躲在「健康主義」（healthism）的庇護之後：在當代英美文化中，健康主義儼然已被視為最高的道德價值，而非僅是眾多美德中的一項，但它卻也未必就會構成個人健康的道德命令。（這絕不代表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竭盡己能變健康，因為也有其他與之競爭的價值，例如攝取所謂「不健康」食物所可能創造的歡愉與社群感）。不過，真正值得深思的，是為何這種主張總是集中於肥胖、吸毒、抽菸這些已經被高度道德化的身體狀態和行為，而非其他？因此，與其說健康主義是種普遍的道德迷思，還不如將它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武器，用在已被汙名化和他者化的族群身上。

 

　　等等，抽菸？我們如此羞辱吸菸者，不也是為了他們好嗎？自公衛界長期提倡反菸、禁菸以來，吸菸率確實已經因此干預與種種其他因素而大幅下降。不過，我一方面不清楚，到底是應該要羞辱吸菸者，還是要持續對他們進行風險教育才對──畢竟，人們往往是因為社會壓力與身體脆弱性而產生這種強烈成癮性的（相形之下，我們近年更常用病理模式來看待其他成癮「疾病」，例如酗酒，而非將之道德化為一件可恥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某意義上來說，戒菸確實做得到，儘管困難──卻沒有任何人可能直接戒「吃」，並維持太久。（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我本人年輕時就開始抽菸，菸癮很大，要戒掉非常不容易。但跟減肥不同，我最終成功戒了菸，因為我的經濟條件足以讓我用尼古丁貼片來緩解我的強烈癮頭。）吸菸的健康危害不僅比肥胖的來得大，也更有證據支持。最後，二手菸和三手菸確實會對其他人造成真正的風險，還很容易引起年輕人群起仿效，認為抽菸是種「很酷」的行為。所以說，肥胖和抽菸幾乎無法相提並論。

 

　　總結一下我在本章的主張：肥胖對我們來說基本上不可控，故「不發胖的道德義務」可能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就算身體重量真的可控，肥胖可能也不會對醫療體系帶來什麼負擔。實際上，就算肥胖真的會造成負擔，既然我們都能夠容忍人們做出其他明顯會增加疾病、受傷和死亡風險的選擇，為何為了大快朵頤、享受美食與共享珍品佳餚的愉悅感受而選擇變胖一些，就變得大逆不道呢？我認為，真正的答案並非出於理性；而是源於人類心理的一系列謬誤。

 

 （本文為《懼胖社會》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懼胖社會：為何人人對肥胖感到恐慌？體重羞恥的文化如何形成，肥胖歧視如何與各種歧視交織並形成壓迫》 Unshrinking: How to Face Fatphobia

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
出版：麥田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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