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早期作品更著重於歌頌盛育又摧毀萬物的大自然，在日本防災越來越謹慎，以及宮崎駿越是探尋「一切尚未毀壞之前」的此刻，身為日本創作者的他，必然面對的問題是，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不難想見，宮崎駿對少年少女們寄予厚望，不僅因他厭惡只帶來死傷的戰爭，更是因為，他總在毀壞一切與施力改變之間，試圖取得平衡。這種矛盾源自於他始終對愚蠢的怒意與良善的執著，創作者卻又要求自己儘量客觀——於是，一個符碼可以成為一個世界，但戰爭依然火紅得模糊了人臉，沒有異議。

 

　　來自無謬之神的家國與國家

 

　　同樣容不下異議的，是 1930 年代幾乎為軍方控制的日本政治環境。明治維新以後，「國體」被用以指稱為日本國當今的政體，以及現存政治秩序所特有之物。學者鶴見俊輔便認為，根據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字紀錄《古事記》，「國體」可解釋為以眾神之後綿延不絕的天皇家系為中心，並以其為信仰核心的概念。

 

　　翻閱《古事記》實可發現，天皇及其祖神們曾犯下許多錯誤，然而在明治政府的文明設計圖與國家宗教改寫中，「神道」扮演了極似西方基督教的角色，甚至帶有濃厚的一神教性質──天皇是永不犯錯的，「現人神」因而足推動比西方更高效的文明，具有建國神話與國家宗教之意。

 

　　從此，萬世一系、從天而降的天皇家族，成為明治政府所謂「家族國家」之源。社會創造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也重構了社會秩序。福澤諭吉曾於 1870 年代提出，「日本有政府但沒有國民」；於是，新國家建造者除了欲解決日本鎖國以降的困境，亦盡最大可能地延續了明治之前，家族制度與村落制度的強大結合。

 

　　在《蒼鷺與少年》中，儘管舅公的故事未在開頭言明，但依然不減使人將其聯想至天皇的興味：被神化而神祕的家長，因天賦異稟而遠離人類所處的上界，統治著與其漸漸離心的族類。舅公管理世界的方式，是閉門不斷地平衡一組積木，而非傾聽除了後繼無人之外的煩惱。

 

　　這不禁使人如好奇天皇心態般，不聞人間煙火又想維持世界「和平」的舅公，心中的理想世界究竟為何？他對和平的底線，因無人知曉而能被隨意詮釋。在以愛國主義與社會和諧減弱潛在不安的國土上，所有日本人因而能在明治時期成為「國民」，凝聚屬於順從政治神話的穩定意識。帝國日本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也便是在其後的 1930 年代，退出華盛頓體系後的日本備受孤立，廣田內閣儘管對軍部的冒險行動有所不滿，但也只能不斷縱容且尋求與納粹德國相憐。

 

　　直到 1937 年近衛文麿組閣前，軍方要求政治改革，以坐大自身的呼聲越來越大。即便近衛出身高貴（「近衛」本即有護衛天皇之意，其更是天皇後陽城之後代）、在眾所期待下出任了首相，卻依然無法阻止於任內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的發生，以及日本走向總體戰爭。

 

 

　　以矛盾的惡意守護自己

 

　　戰爭，是宮崎駿從來不避諱的主題，他也未掩飾過自己對精緻軍機的迷戀；但同時他也不解，父親如何無感於自己供應軍用品而成加害者。在戰爭之後，由於活著本身即是一種對亡者的虧欠，故隨著戰爭倖存者特權而來的，便是一種罪惡感：「被這些長輩養育的自己，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的產物呢？」大學時期的宮崎，開始了如此自我否定的日子，甚至如評論家杉田俊介所言，那罪惡感乃來自於身為日本人的加害感。

 

　　因此，觀者經常在他的作品中看見角色「非面對不可，但不想面對」的情節，不論其為真實或虛構。體認戰爭帶來的殘酷是一回事，但在戰後，與罪惡感共存又是另一回事，這也是為何兒童文學，足以為宮崎駿帶來了「世界很糟，但活下去也很好」的洗禮。

 

　　在宮崎駿的作品中，不得異議的尚有母親／愛。而不論後現代世界多不願承認，這個命題是孩子得以生存、成為，以及脫離童年的關鍵。《蒼鷺與少年》言明，緊密的母子聯繫正是因絕對的分離（死亡）而生，無能選擇且被留下的孩子，必須獨自面對看似充滿惡意的世界──即使他本身即能為惡。

 

　　因多麼希望媽媽還活著，所以真人跟隨著蒼鷺。那種不願除魅的心情，正代表著真人所希望的一切，都是假的：母親已死、阿姨成母，並且有孕。不知是否為巧合，上述提及的近衛文麿儘管年少自負，但其在成年後才發現，母親竟原是阿姨——他出生不久後生母便去世，父親於一年後娶了母親的妹妹；而多年來，近衛總感「母親」與自己之間的隔閡，原來過往的生活是謊。

 

　　真人隨父親與新母親一同生活，在感受到阿姨腹中胎兒之際，他開始面對與過往以及親生母親分離的必要，又受家族古老故事可能帶來母親生機的吸引。處理分離課題的方式繁多，而真人選擇的，是承認自己也與帶走媽媽的世界，同樣懷抱難以理解的惡意：排斥父親、同時是阿姨的繼母，甚至違背周遭只願他完好的善意，而傷害自己。

 

　　孩子們的記憶

 

　　在承認之前的抵抗，當然也是算數的。戰爭伊始，十幾歲的真人結束原先生活，抵達奉行戰爭教育的鄉下小學第一天，便發現自己的格格不入。蓄髮華服先不說，那早已非一個費盡心力讓孩子無憂的社會了。1941 年由官方發佈、成為小學理想教育的《戰陣訓》與《臣民之道》與明治的軍人敕諭或教育敕語不同，絕對服從天皇的意識，成為一種被大肆讚揚的德目。這也是為什麼，在日本戰敗前宛如軍隊上級的小學老師，其在玉音播送後「叛離」目標、傳授佔領軍科學理念的作為，讓當時的孩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舊秩序瓦解，同樣的孩子們開始讀起美軍禁止字眼被塗黑的新課本。宮崎駿曾直指，他認為「孩子們在本能上察覺自己是不被祝福的」。學者鶴見俊輔亦認為，至少對現今四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們而言，戰爭期間總是苦澀的回憶，甚至在日本投降時，六至十五歲的兒童與少年大都不信任成年領導者，包含以美軍為首的佔領軍在內。於是，姑且不論表述與解釋的方式，僅憑如何記憶或置換，便能理解日本文化。

 

　　大人們的不幸

 

　　對於 1931 年至 45 年進行的戰爭，鶴見之所以提議名為「十五年戰爭」，則是因個別事變的狀態在當下看來皆是短暫，也凸顯了這場戰爭背後實際上並無真正的策劃者。儘管如今我們已接受人類邪惡的平庸性，但似乎仍無法解釋，身為人而有種期待悲劇發生的衝動。

 

　　鴿子大王何嘗不明白政變多可能失敗？但他明白自己的目標很明確：拯救越來越不幸的同族類，然這執著若非導向政權輪替，即為戰爭添柴。根據加藤陽子《徵兵制和近代日本》，二戰時期的日本即是一個「不幸的均霑」──與其活在和平但存在階級不平等的時代，不如活在因戰爭而所有人皆不幸的日本。

 

　　通常，士兵需參軍兩年，然當時軍方為求增加接受早期軍事訓練之軍人，以補上被免除兵役的軍需工廠工人，與鞏固以在鄉軍人為中心的村里秩序（可見《慾蟲》），便向農民子弟「保證」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也可以「均霑」縮短參軍年限的紅利。

 

　　即便部分地區將徵兵視為一種成人禮，亦無法抹去戰爭本身是不幸的事實。這不只是因戰爭帶來傷亡，更是因「生而有用」的動物性，在戰爭狀態下更易成為問題──為了有效維持社會普遍的滿意，國家傾向於無視人們對行為不端者與無工作能力者的不滿。人們將重點轉向「生而無用地活著有何意義」，而在戰爭之下，這挑戰對弱者而言更形嚴峻。反過來說，探究國家究竟保護著誰，則具深刻意義。

 

 

　　未必非誰不可的命運

 

　　真人為何放棄繼承這本可萬世一系的下／世界？由於幼年喪母、體認了常倫顛倒又正常，他很早明白，拒絕承認而保護自己並不是面對世界的方式。當舅公詢問真人的意願，這便是他第一次直面權力階級，其赤裸的程度是「若非我，則這個世界將玉碎」，由此，真人的選擇彰顯了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個人與國家的對決。

 

　　對決二字，難免給人一種雙方勢均力敵的印象，電影中的血緣設定亦有如此意味。然而在歷史中，被迫與國家站在對立面的，是無數由元千歲唱、坂本龍一編曲的〈死去的女孩〉：「把門打開，無所畏懼地把門打開，敲門的人是我；我想要甜甜的糖吃，僅僅想要一個能含塊糖吃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為了「不想說出孩子們被生下皆是枉然」，即便懷抱著對世界的怒意，宮崎駿仍想告訴所有孩子的，便是火美的坦然：「對我來說，生下你是最美好的事。」

 

　　於是母與子的坦白，不只象徵著他們已然接受世界帶來的現實（死亡與復得），更是無人要成為任何人的救世主──誠如杉田所謂，倫理上的自我犧牲，有時會成為一種暴力，因為對「獲救」的人而言，僅是倖存便使人有感於虧欠了所謂的救世主。

 

　　真人不依任何人期望所做出的選擇，反而使上下界歸ㄧ、所有人自由，且能夠持續自身的命運。宮崎駿終於此，是與其自獲取之處感受意義，不如對自認擁有和不想失去之處思考。《蒼鷺與少年》不再傳達「即將變成風」的期待與欣喜，而是慎重交付一種體認：在強風勁吹的世界，屹立的自己儘管有時搖擺，但無論如何都因此確認了想不被撼動的渴望。

 

 

 

電影資訊

《蒼鷺與少年》（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 / The Boy and the Heron）─宮崎駿，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