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冠聰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對抗強權的重要武器。座落於帝國邊陲，由漁港開埠、殖民時期，到九七主權移交後，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孕育了香港人有別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香港人視自己為「中國人」、「香港人」或是混雜身分的程度，一直被研究香港社會文化的學者視為反映對中國政府的觀感。過去數十年，西藏、新彊等邊沿地區的當地文化，一直遭受當局的打壓入侵，務求令全國上下在語言和文化都達致「大一統」，圍繞著漢人中心、以黨為先的文化建造。降低地域的政治文化差異，達致社會一體化，一直是中共維持政權穩定的武器。

 

　　這是香港人在九七主權移交後一直面對的憂慮，而近年更成為現實。自習近平於二○一二年掌握大權後，北京對港的干預愈為明顯。政治上，北京封殺香港普選的可能、引入《港區國安法》摧毀香港的政治自由及公民社會；文化上，漸有「推普廢粵」的風氣，將普通話取代廣東話作中文教育，亦廢除被視為鼓勵獨立思考的「通識教育」科，以更具愛國教育元素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大部分香港民主派的書籍（相信亦包括此書）被主流書店集體封殺，在學校、政府圖書館中下架，甚至成為「煽動刊物」，持有已經違反國安相關法例。

 

　　二○二○年《港區國安法》頒布後，這幾年間，政府不斷拘捕異議人士、勒令支持民主運動的公民團體停運，或以行政手段騷擾民主派商家、商戶，迫使其面臨經營困難或停業，導致整體政治氛圍一年比一年肅殺，市民漸漸遠離政治及社會議題，缺乏對城市的現況與未來討論，親中媒體扭曲反送中及其他民主運動的歷史，於是香港人漸漸抽離對城市的討論，變成愈來愈無根的一群。

 

　　能夠捍衛、提倡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社群文化工作，在刻下的香港，變得愈來愈困難。任何逾越所謂「紅線」的文藝活動，都會面臨取消的風險──而所謂「紅線」劃在何方，更是難有客觀標準，端視任一政府部門視之為「敏感」與否。電影界更是首當其衝：一些電影涉及二○一九年抗爭示威的部分被「黑屏」刪剪，有些更直接不獲發放電檢證，無法公映。

 

　　在香港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在海外的港人便承擔部分傳承「敏感」文化的責任。在二○二二年，《香港協會》聯同一些香港電影工作者，例如金像獎得獎作品《十年》的監製伍家良、文化人黃靜，舉辦首屆「香港電影節（英國）」（Hong Kong Film Festival UK, HKFFUK），去為優秀的電影作品提供平台。更重要的是，一些無法在香港上映的，例如關於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及劇情片，便可以在英國擁有自己的新生命，令這些作品不致被遺忘。

 

　　在「香港電影節（英國）」上映的《時代革命》，掀起了一陣熱潮。《時代革命》作為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最受觸目的紀錄片，獲全球影展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坎城影展選入「特別放映」單元，其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及台灣台北金馬影展等著名影展上映，並獲金馬影展觀眾票選冠軍。

 

　　但由於《時代革命》在二○二一年製作完成並在國際首映時，受《港區國安法》所限，在香港沒有任何一間影院願意冒險播映。故此，一部蜚聲國際、萬眾期待的紀錄片，卻不能在香港上映，實在諷刺。有鑑及此，「香港電影節（英國）」便成為《時代革命》其中一個率先放映的影展，將電影分享予離散港人聚居地的英國。連同《時代革命》在內，電影節放映超過二十部作品，當中部分是被香港禁止上映的「禁片」，但同時也有國際單元，希望納入更廣闊的視野，讓香港的價值與世界「接軌」。

 

 

　　踏入二○二二年，流亡的生活也一如以往的節奏，閱讀、訪問、會面、書寫，林林總總對倡議有所助益的工作，擠滿了日常生活。年初我收到了一位大學校長的電郵，我曾於他所任職的大學演講，談及全球民主局勢以及香港民主運動。

 

　　我本來以為這是一封再次邀請我到校演講的內容，內容卻出乎意料──我將獲頒發榮譽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Humane Letter），以表彰我在民主運動的貢獻。

 

　　而這將是我首次參與的畢業典禮。

 

　　我比其他同學以更長時間修讀學士學位。在就讀初年我便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甚至在我於二○一六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二○一七年入獄時，我仍就讀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相比其他「正常」的大學同學，這些求學經歷曲折離奇，也讓我花費許多時間在非學術的訓練上。當我仍在大學宿舍居住時，我便經常遇上宿生聯群結隊，無憂無慮、浩浩蕩蕩地揮灑著青春，而我則在宿堂撰寫文宣，或者處理學生會事務。當時我不禁在想：失去身為「大學生」的青蔥歲月，是否就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代價？

 

　　如今回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是少之又少。被不公義的法庭判囚，在監獄內失去自由的熱血青年們，才真的算是失去寶貴光陰。

 

　　在二○一八年年底，我順利在延遲一年半後畢業，離開了麻雀雖小的嶺南大學。嶺大是我的社會運動起源地，我從於校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時事、與校務處以及校董會等校園建制周旋，到舉辦服務學生的文娛康體活動，在這幾年間獲得於在公共層面處理活動和管理組織的經驗。我第一次被捕，就是以嶺南大學署理會長的身分，參與二○一四年七月一號「預演佔中」行動時，被警察抬離中環遮打道。那時的大學生們，以行動準備接下來的抗命盛夏。

 

 

　　一直以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教授都鼓勵學生慎思明辨，也支持我們以直接行動介入、改變腐朽的社會。對於嶺南大學，我其實沒有深厚的情感，皆因大學始終屬於政府建制一的部分，有它保守和威權的設計；但與一眾教授討論時事、與學生們將條幅從大學宿舍懸垂下來、從同儕老師身上學習批判認知，這些都是我最想念的大學片段。

 

　　大學畢業後，我本以為能像同窗般戴上四方帽，在典禮上向教授、家人們感謝致意，拿著證書離開。然而，在二○一九年舉行的畢業典禮遇上反送中運動高峰，我便因社會參與而缺席了這一場期盼已久的盛會。

 

　　在二○二○年年尾，適逢《港區國安法》落實，我須盡快完成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的碩士課程，故此改為就讀一年後畢業。二○二一年COVID疫情爆發，所有大型聚會均需取消，碩士畢業典禮亦順延下年舉行。翌年，耶魯大學重辦實體畢業典禮，我卻因工作忙碌而無法出席。兩次畢業，兩次都與典禮擦肩而過。

 

　　結果，我首次出席的畢業典禮，就是在美國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榮譽博士乃虛銜，並不會代表獲頒者的「教育程度」，獲獎後不應要求他人稱呼自己為「博士」。榮譽學位背後的意義，是讓教育機構嘉獎對社會循非學術途徑而有重大貢獻的人，這是教學機構與社會接軌的體現，也間接令大眾知道，影響社會的工作不止在象牙塔中發生。

 

　　在二○二二年年中，我便從倫敦飛往賓夕法尼亞洲華盛頓市，出席華盛頓傑佛遜學院（Washington & Jefferson College）的第二二三屆畢業典禮。華盛頓傑佛遜學院是一所博雅學院，無獨有偶，這也是母校嶺南大學的定位。博雅大學專注全人教育，重視教學資源和水準，並不像研究型大學以產出學術論文為重心。華盛頓傑佛遜學院頒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正體現民主教育在他們核心理念中的重要性；缺乏自由思想，博雅學院就不可能達致其教育的哲學和理念。在《港區國安法》重重限制下的大學，學術自由被「舉報文化」、自我審查所削弱，思想、言論處處禁區，學生又如何可以自由思辯，批判思考？如此境況，無論學校如何大談博雅教育，也只會是虛有其表。

 

　　在這個畢業禮上，除了獲頒學位，我也被安排發表學校全年最重要的「畢業典禮致詞」（Commencement Speech）。學年完結，學生對未來既雀躍又緊張，而學校相應邀請有感染力和影響力的嘉賓，來向這些學生分享建言，在充滿挑戰的工作生涯到來前先上一課。

 

　　對我而言，撰寫這篇感言的難度甚高。與過去談及政治、抗爭的講辭不同，「畢業典禮致詞」的主體內容是分享人生哲學及格言，我需要消化過去在政治運動的高低起伏、挑戰難關，從而提煉出對畢業生有用的養份。

 

　　在畢業典禮當日，我身穿博士袍，緊隨校長以及一眾學校管理層，先在校園環繞一周，再進入被用作典禮場地的體育館。在校長致辭後，他便向一眾學生、校長、家長介紹我的背景，以及我過去擁有的成就。我戰戰兢兢地接過博士證書，攜著發言講稿，站上了演講台。

 

　　二○二○年被逼離開香港，從扎根本土的政治運動領袖，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倡議者，確是無法想像的一趟驚險旅程。縱然並非每次困難都能遊刃有餘地面對，但如此種種令人眼界大開的經歷，使獲得無可比擬的成功感以及人生體驗。我嘗試將這種複雜和糾結的情緒，對命運的愛與恨，闡述予台下的觀眾。

 

　　十五分鐘後，全場觀眾起立鼓掌。據校長所言，這是是繼民權領袖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在數年前演講後，首次獲觀眾如此反應的發言。

 

　　看著台下湧動的群眾，我十分感動，但也深知，要「講好香港故事」、令香港的抗爭走得更遠，只有掌聲是遠遠不夠的。由二○二○走到二○二二，幾年過去，除了香港的政治發展愈為沉淪、海外港人組織愈為成熟，日復一日的政治打壓消息卻令國際傳媒對香港現況出現報導疲勞，國際媒體關注逐漸下降。

 

　　媒體資源作為政治議程的引擎，失去媒體資源，就代表香港政治議題在國際間、不同國家議會的影響力下降。在如此狀況下，以光復香港為己任的個體該如何自處？聲援香港的海外民主運動，又可以如何獲得能量？城市城外的割裂，異鄉對本土氛圍的鈍感，如何影響著社群理解和建構光復運動？

 

　　看著一個個魚貫上台的畢業生，在刺眼的燈光下，我分神思考著。

 

（本文為《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作者：羅冠聰
出版：黑體文化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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