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本質上是我們從本性中所抽取出來，毫不掩飾的欲望。

──德里羅（Don DeLillo）

 

 

　　美國前國務卿歐布萊特稱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標誌戰後歐洲邊界首次被武力改變」。2014年二月，從烏克蘭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抗議聲浪中出逃莫斯科，到俄羅斯的蒙面部隊控制克里米亞議會，並提出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公投提案為止，僅僅只經過了十天。後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爆發，確認了歐布萊特對併吞克里米亞事件的時代性界定，然而這場局部衝突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偽事件

 

　　懷疑論者經常從認知作戰的實際效力，來質疑所謂的認知戰，他們認為，如果確實存在針對特定政治人物的認知作戰，很難解釋他何以依然在選戰中落敗或者勝利，懷疑論者對於事實的真偽，以及自由言論市場據說能淘汰謬誤的能力，有著素樸的信心，因此，即便各種證據顯示特定的威權國家正有系統的干預言論市場，懷疑論者依然認定，認知戰的擁護者誇大了其效力。

 

　　在美國歷史學家布斯廷（Daniel J. Boorstin）成於一九六〇年代，論述美國媒體與輿論文化變革的著作《意象》（The Image）中，曾經提出「偽事件」（pseudo-event）的概念，來說明現代輿論市場中公共關係產業的本質。偽事件並不是一個虛假，或者不存在的事件，而是指透過有意的製造出某個事件，讓此一事件本身所提示的各種要素，能以不同的方式再現。經典的個案是大飯店為了提升其媒體能見度，廣邀知名人士，舉辦了一場週年慶典，這場慶典即是典型的「偽事件」。

 

　　偽事件的特色首先是，它並沒有否定任何既有的事實性要素，願意代言背書的社會名流是真的，飯店的氣派排場也是真的，所有能上新聞版面的東西都是真的，它所製造的事件表面上來看僅僅只是慶典這個事件，而只所以說它是「偽事件」，是因為它與飯店是否真有出眾的物質性環境，例如廚師的水準、通風系統以及客房品質等等，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模糊。「偽事件」的效用僅僅只在於它是為了再現，為了媒體版面上的再現而存在，藉此製造出一種認知上的觀感，只要人們因為慶典相信飯店的高品質，那麼，料理究竟好不好吃，客房到底舒不舒服，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作為在六〇年代頗為新奇的概念，偽事件在我們這個時代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廣義的公關宣傳產業。

 

　　認知作戰的一個經典個案是在2014年五月期間，彼時俄羅斯已經併吞克里米亞，敖德薩爆發了親俄與反俄的激烈群眾衝突，一位聲稱是當地醫師的拉佐夫斯基（Igor Rozovskiy）在社群媒體上所發表的貼文，其中詳述了烏克蘭人如何蠻橫的阻止他的救援活動，並且還指控他們宣稱，敖德薩的猶太人也都將遭受同樣的可怕命運。僅僅一天之後，俄羅斯外交部長就在聯合國重述了拉佐夫斯基的論述，並指稱烏克蘭已經被反猶與反俄的極端分子控制，而敖德薩的衝突證實了這個指控，再根據相關機構的研究，類似佐拉夫斯基的貼文與發言，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期間迅速席捲了社群媒體。

 

 

　　拉佐夫斯基的貼文是個典型的偽事件，它的論述與敖德薩衝突之間的連結非常模糊而且武斷，然而它的效力卻定調了這場衝突的基調，並透過情感的動員，激化了反俄與挺俄之間的衝突，於是，敖德薩事件成了烏克蘭反猶反俄的證明。人們之所以經常高估事實查核，是因為在這個案例中，敖德薩的衝突是事實，烏克蘭存在反俄情緒也是事實，那麼用這些事實所組裝起來的「真相」，就很難說不是真相。

 

　　從陰謀論到陰謀主義

 

　　某種意義上，認知作戰所採取的手法與營銷無異，需要分析受眾規模、發文頻率以及使用者參與度，以此精準定位目標受眾，然而，相較於商業性的公關與營銷，偽事件邏輯在政治意見的衝突中會更加強化，畢竟，無論大飯店的公關活動如何成功，物質性的實體設備依舊扮演了事實與真相之間的最終門檻，然而，在多元的政治輿論，主觀的情緒往往扮演了最終合理化的角色，確認的偏誤，乃至於逆火效應都進一步導致了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最終完全模糊了事實與真相、事件與偽事件之間的界線。

 

　　所有人都是認知作戰的對象，因為其目的根本不是如懷疑論者所說，在於否定或者捏造特定事實，而是透過對既定事實的編排，製造出足以影響人們如何感知現實的風向與聲量。所以，即便敖德薩衝突真的不是反猶行動，即便關西機場事件是子虛烏有，只要反俄與懷疑政府的民情確實存在，認知作戰所製造的偽事件還是可以反過來確認「事件」的存在，正如《打台灣不如騙台灣》一書所說，「訊息本身的真偽，並非認知作戰的重點，重點是一旦風向被成功帶起來之後，人們不再能夠理性思考與對話討論」。

 

　　所謂的「後真相時代」，並不是指真相的消失，而是指一個特定事實可以為完全不同真相背書的弔詭現象，「認知作戰的目的在於製造多重現實」。認知作戰之所以只能在民主國家奏效，是因為只有在自由的社會才容忍多元意見的存在，在只允許「一種真相」的威權國家，不存在認知作戰的立足點。

 

　　認知作戰所意欲產生的混淆是雙重的，既是在言論自由社會中對「多元意見」的深偽，在成功動員對特定政治信念的情感後，認知作戰也混淆了事件與偽事件之間的區別，讓已經產生確認偏差的受眾更進一步將深度的調查與合理詮釋也斥為是認知作戰，於是對許多人來說，穆勒報告並無法證明俄羅斯介選，反而是反川普的偏見所導致。「說好中國故事」的重點往往不在於講述中國有多好，而在於製造出「自由民主體制很混亂」的認知效果，同時還要把所有批評中國的聲音簡化成厭中的情緒所致。

 

　　認知作戰看似鼓勵一種無法證偽，也無法證實的陰謀論，人們始終無法確認是否存在一個掌控世界動態的光明會，其實，更理想的認知作戰鼓吹的是「陰謀主義」（conspiracism），一種不需要陰謀的陰謀論，不需要蒐集證據，不需要嚴謹要求證明，更不需要對所謂暗處謀畫者的細密檢視，陰謀主義直接甩開陰謀論還揹著的解釋包袱，取而代之的是含沙射影與口耳相傳，只要「有很多人也這麼想」，只要「很多人也認為大法官不公」，就足以確認事件的存在。

 

　　我們時代的認知作戰

 

　　在社群媒體時代，訊息流通的社交化、受眾的個體化以及注意力經濟都更進一步鞏固了不同意見群體的認知泡泡。社群媒體內在的訊息流通基本上依賴某種身分政治的表態邏輯，在社群平台上，人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表態某種身分與立場，也透過同樣的平台對此加以確認。人們在社群媒體更迫切的渴望本真的自我，變得更加自戀，而自戀就如王爾德的形容，是好人為了解釋自己對莫名的著迷而製造出來的神話。

 

　　社群媒體所製造的自戀迫使用戶欣然的高估自我的情緒與價值，而社群產業乃至於演算法的基本邏輯正在於反覆用新的方式定義個體，同時以訊息的流動以及演算法將這些個體化的碎片，重新聚合成依據特定風向與聲量表態的「數位群」（digital swarm）。正如韓炳哲所說，數位群由單獨的個體組成，而其所表現的特徵卻無法回溯到任何特定的個人，個人獨一無二的個殊性在數位群中必須被抹去，因為關鍵不是特定的個人如何看待特定事件，對特定事件如何思考，數位群只需要一個立場與表態。

 

　　將社群媒體平台放大的個體事件與情緒，連結到一個偽事件，正是認知作戰的拿手把戲。如果有商家缺蛋，必然是政府隱匿缺蛋真相；如果有人因染疫身亡，都是因為政府阻擋民間團體買疫苗；如果球場工程有缺失，那就一定是大秘寶弊案。

 

　　如歐布萊特所暗示，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象徵戰後國際秩序的終結，但它同時也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象徵：一場由主權國家對全世界發動的認知作戰，目的是徹底併吞另一個國家。今天的認知作戰已經難以再以單純的輿論戰與心理戰圈限，國家級的規模與細緻程度、社群平台的媒介環境，加上威權大國不再隱藏的侵略野心， 都賦予認知作戰全新的數位地緣政治面向。

 

　　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即便不是台灣未來的預演，也是一種預示。

 

 （本文原載於《思想坦克》）

 

書籍資訊

書名：《打台灣不如騙台灣：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的Q&A》

作者：沈伯洋、吳銘軒、台灣民主實驗室
出版：大塊文化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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