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燈者》在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中環社會運動時成立，以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政治小冊子為模仿對象，持續以出版刊物的形式來思考社會運動跟公民社會的種種議題，扮演著知識份子反省與論政的平台，還有文化知識生產的資料庫。

文｜蕭育和

當馬基維利說，要由下而上打造一個新社會的擘畫，需要有人（軍隊），需要有錢……而史賓諾莎的回應是：這些難道我們不是早就已經有了嗎？……難道我們不是早已擁有軍隊與金錢了嗎？

──奈格理（Antonio Negri），《帝國》

文學要產生重大影響，只有在行動與寫作的輪番交替下方可實現。它必須從傳單、小冊子、報刊文章與廣告的型態中，發展出些並不起眼的形式。比起書籍的無所不包與矯作姿態，這些形式更利於文學在行動的團體中發揮作用。只有這種反應迅捷的語言才表現得對眼下應付裕如。觀念之於社會生活的龐大系統有如機油之於機器：不是站到渦輪機前把機油一股腦灌進去，而是只取一點，把它噴注到那些極為隱蔽的鉚釘與縫隙裡去。而人們必須能辨認出這些位置。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單行道》

　　哲人，一個以「哲學」為志業的人，會在什麼時候遭遇思想的界限？不是哲思終結之處意義上的界限，而是思想必然被迫出的另類樣態。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這樣描述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最終所遭遇的界限處境，「必須通過行動檢驗自己的思想，無法迴避，也不能一直往後推遲，因為那樣的話，最終會讓其整個哲學陷入自疑的境地。」

　　讀者眼前的這部文集，正是如是界限處境的產物，它不是學院升等遊戲中論文的集成，不是賣弄機智的益智的哲學電車小品，而是「以知識和想像推動新的社會運動的開展和發展」的必然迫出，也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論，不再由體制之資格來界定，不再侷限於建制政治的規則博奕的無懼「直言」（parrhesia）。燃燈者謙遜的自期是諸如〈常識〉或〈何謂第三等級？〉等政論小冊，但「文體」本身並不足以定位這群「燃燈者」的思想、論戰與戰鬥位置。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青年時期寫給彼時已揚名大洋兩岸的鄂蘭（Hannah Arendt）的信中說，當言說說服超越了兩個人之間的自由言說關係時，將會成為某種「現代」形式的暴力，此即現代社會中疲勞轟炸的廣告體裁，難道我們不是在種種政治宣傳以及民粹口號，一切語言貧乏的文體中，發現一種過於現代的暴力？鄂蘭無疑已多有領會，何謂「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當鄂蘭預期艾希曼要如何以「體制小螺絲釘」自辯時，卻驚訝發現對方更多在回顧自己職業生涯點滴，以及懷才不遇的憤恨，人們確實會在仰望滿天星斗時發現自己不過宇宙塵埃，而思考免於不過塵埃的命運，則不得不稍微認真思考我之為我到底又是什麼，只有語言貧乏的幹部才會自承只有制式的教條官腔（officialese; Amtssprache）。

　　顯然，燃燈者的文論並非任何意義上的政治宣傳，更非特定哲學，乃至於政治立場的表述。燃燈者小心翼翼辨認出那些「極為隱蔽的鉚釘與縫隙」的位置，他們一如至今仍身分成謎的「隱形委員會」，所宣告的是「致我們的朋友」姿態。迫出界限處境的「哲學」所懷抱的是對於城邦的愛，就像帕托什卡深切的覺悟，「對於這般悲慘境地的哲人，能用什麼方式幫助別人？用哲學的方式，在城邦的輪廓中進行哲學思考，哲人能夠在此生活，關照靈魂者也能在此生活」。讀者會在燃燈者們對公共神學、對愛的技藝、解放的教育、以及種種文藝的書寫中，深切感受他們對城邦、對我城的熱愛。

　　於是，沒有政治教條，不是學理的灌輸，更不是某些自詡自由主義者樂以憂忡的心性勵志話術。燃燈者敞開了語言的空間，每一篇文論都是一個節點，連結出全新的潛在言說網絡的節點，燃燈者所交流的是語言原初的神聖形式，一種純粹的可溝通性。

　　是故，燃燈者的文論從來都無法以任何僵硬的沉思與行動二分加以鑑別與定位。正如傅柯所提示，從來都不應該將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構思為某種彼化於此，或此化為彼的整體化，甚而生硬的應用，而是一個「接力」（relay），「實踐就是這麼一套從一個理論點到另一個的接力，而理論也就是從一個實踐到另一個的接力」，一種無懼於撞牆與阻擋與各種嘗試，無以名狀的接力過程，反覆追問理論的意義為何？誰能夠書寫理論？需要什麼樣的政媒型態？從來沒有代言或代表問題，因為這必然取消純粹語言的潛在可能。

　　燃燈者因此從來不屑於教條式的解答，只有無以名狀的創意性接力，是蒲魯東與佔領運動的接力、是英國公投、新自由主義以及我們這時代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之間的接力，還有資本飽和現代性中的監控部署、人造智能另體以及經濟緊縮之間的接力等等，燃燈者們時而有著桑塔格式，雜揉嚴肅與風格，肯定不為學院與無趣智師所喜的的乖張「坎普」做派。

　　讀者們還大可全然無視燃燈者們在任何一篇文論中初始意圖的節點，正如《馬基維利時刻》的作者了當提出的語言實踐：「若論述的語言不同於以往的位置而續存（persist）並重新擺佈（re-deploy）於歷史情境或脈絡中時，究竟意味著什麼？」那是什麼？是柏拉圖先於帝國主義的帝國批判、是康德敢於大國競逐之先的永久和平批判，更是後政治失語時代中尷尬的羅爾斯，這也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及薩依德（Edward Said）在文集中何以勢必佔據無以忽視的節點位置，一種相當程度上與「和理非非」無涉的基進和平姿態，正如巴特勒所說，「和平是一種與暴力的積極鬥爭，沒有嘗試要抗衡的暴力就不會有和平。和平所命名的是此一張力，某個程度上它始終都是一個狂暴的過程，然而卻是一種以非暴力之名所進行的暴力。」

　　熱愛城邦的哲人最後在反覆的審訊中腦溢血亡故，最後一次的審訊折磨了他將近12個小時。接著當局愕然發現身後的哲人遠比想像強大，據說在帕托什卡的喪禮上，「警方的錄影機甚至在墳墓旁拍攝與記錄所有人。宗教的儀式也被打斷，頭頂上盤旋的軍用直昇機與附近公路上警用摩托車的呼嘯聲，吞沒了牧師的葬禮佈道。」

　　哲人何以無懼身故？哲學何以如〈斐多篇〉所言「準備死亡」？終是因為哲人與哲學在遭遇界限之際，勢必迫出無以逆料的強大力量。

（本文為《政治的承諾：燃燈者十週年文集》推薦序）

書籍資訊

書名：《政治的承諾：燃燈者十週年文集》
編者：李宇森（Yu-sum Lee）、譚嘉寶（Athena Tam）
出版：新銳文創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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