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Mumu Dylan

 

 

　　很難想像當第一個人類出現時，初次看到植物的模樣，也許他看到蕁麻時會想說：「考慮到在一般情況下它會引起我的不適，也許我不該吃它。但如果我先將它煮熟呢？」所以你開始準備料理他，並且緊張地將它吞進食道內，幸運的是原來他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如果他不行呢？而且如果身邊沒有像樣的胃腸科醫生呢？

 

　　數萬年來在現代醫學來臨前，選擇植物很有可能會要了你的命，但也有可能治癒你的頑疾，是一趟試驗和錯誤的鍛鍊。所以說，如果大自然給你提示說哪一種是對身體有益的話這樣不是很好嗎？這樣的思維被稱作「藥效形象說」（Doctrine of signatures），實際上這樣的發展情形在全世界的文化之間是顯而易見的，植物意味著醫治某些器官或是身體部位，如肝臟或眼睛，必須外表與他們即將治療的部位有一定程度上的「特徵相似」。

 

　　所以像血根草的紅色萃取物，被推論為解決血液上的問題。而虎耳草，為了生長突破並分隔岩石，應該能用來舒緩腎結石。毒蛇咬傷也涵蓋在裡面：朱草毒牙形狀的種子能夠幫助毒蛇咬傷，而草蠍子捲曲的枝條可以照護被蠍子螫的傷口。即使使用生長在同個區域的植物，一樣也能用來治癒像是瘧疾這類的疾病。

 

　　但現在我們知道這是完全錯誤和瘋狂危險的。切片的蘑菇可能會像是耳朵，但這並不代表你應該吃它來治癒你的耳朵痛，尤其是如果選擇了錯誤的蘑菇。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藥效形象說如果應用在正確的地方，其實一直是一些文化醫學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過了一段時間這個理論才突然出現在西方世界，從亞洲傳到了新大陸，當時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們早已開始使用現在我們稱之為藥效形象說的理論。根據布萊德利・班尼特（Bradley C. Bennett）在他的文章《藥效形象說：藥用植物的解讀或是知識傳播？》裡提到美國原住民部落都曾使用過。例如北美的切羅基人認為馬齒莧的莖就像蠕蟲，可以用於治療人體內的寄生蟲。

 

　　在西方首次提起這個理論的是老普林尼的著作，卓越的羅馬博物學家的想像力仍然頻繁的超越現實情況。在十六世紀，瑞士德國醫生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在這個主題寫了一段篇幅，聲稱「靈魂並不理解草藥和樹根的外部或內部的物理結構，但它直覺地理解了它們的特徵（Signatum）」。

 

 

　　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間，藥效形象說在西方世界是無所不在的。根據班尼特的看法認為，這個觀點決定性的影響是由於神學思想：上帝，由於祂的仁慈，塑造出某些植物類似於人體器官為線索，而我們必須去心領神會這個奧秘。而如果你不去領悟，上帝會迫使來對付你它。1667年彌爾頓出版的《失樂園》中，天使長米迦勒用小米草的花來治療亞當的眼睛感染。

 

　　而英國植物學家威廉・科爾斯（William Coles），在史詩完成前寫了十個年頭：「儘管罪和魔鬼已經使人性跌入軟弱的海洋中，但上帝的憐憫已經放在他所做的工裡，使格拉斯茁壯於山上及各式各樣的草本植物供人們使用，而且並不只是在上面蓋上鮮明的印章，也賜給它們特別的外形讓人們可以去判別來使用它們。」

 

　　這個神學思想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它假定了這個宇宙是特別創造給人類的，然後儲備了方便的藥物供人類服用，這種以人類為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同時還表現在哥白尼十六世紀發表的《地心說》。而且那裡有個明顯的問題：這個根在你看來也許像是腎臟，但對我來說肯定看起來像是肝臟。

 

 

　　這並不是說他必須反駁這個理論，但班尼特的文章介紹他研究各種不同的心臟型樹葉，治療心臟疾病的功效和成果。查找各種不同的數據庫中，他發現有2584種植物的形狀，並隨機抽取其中的80種，在這80種裡面只有21種能用於醫藥，而這21種裡頭又只有三種能夠具體應用在強心藥上。他寫道：「這些數據清楚地反駁了任何心臟型樹葉可以做為治療心臟疾病的先天價值，不要到處吃牽牛花的葉子來試圖治好你的心臟問題。」

 

　　即使在藥效形象說的鼎盛時期仍然有大量的批評者。十六世紀佛蘭芒人倫伯特・多多恩斯（Rembert Dodoens）醫生把它稱為「絕對不值得接受」。即使山繆爾·哈內曼（Samuel Hahnemann）也強烈抨擊該學說，但他自己創立實踐的順勢療法最終也被證明是錯得離譜。他在1825年說出諷刺又搞笑到讓人難以理解的話：「我將不遺餘力在普通的醫學院，提醒那些愚蠢的老醫生這項恥辱，他們從外觀特徵像是它們的顏色和形狀來判斷藥材的藥用功效。為了恢復男人的活力，給了睪丸形狀的植物根來治療睪丸發炎⋯⋯」

 

　　哈內曼和多多恩斯當然是正確的，但問題是這些所謂的治癒⋯⋯嗯⋯⋯實際上是可行的。「藥效形象說」的出現，並不完全是一文不值的。根據班尼特的文章，切羅基人食用蠕蟲狀的馬齒莧，確實是「有效地控制腸道寄生蟲的數量，並且具有胃腸保護的活性。」而他補充說，天使長米迦勒的小米草，可以裝入眼藥水中來治療感染的同袍。

 

　　當然這也許是巧合，不過「藥效形象說」看起來並不是用來標明療效，而是用於方便記憶，這是沒有書寫文字的人們用來記憶的好方法。雖然「藥效形象說」被廣大的學者們認為是全盤胡說八道的偽科學，但班尼特看見這個理論的可取之處。它利用植物的外型來記憶何種植物可以用來治療其對應的人體器官。

 

 

　　他引用其他學者在2002年初的理論，其中提到祕魯原住民的服藥方式：「在這些以口述為主要傳播方式的民族裡，圖像記憶是知識傳遞的有效方法。具有療效又容易記憶的植物更容易被用於無文字紀錄的社會中。」

 

　　在歐洲，當植物被確認具有療效後，「藥效形象說」的理論才會被接受。班尼特提出一個「發掘柳樹樹皮療效」的實例，一名叫愛德華・史（Edward Stone）的牧師，意外的嚐到了柳樹的樹皮，發現其苦澀的口感像用來治療瘧疾的金雞納樹樹皮。之後她更發現柳樹能夠治癒發燒等其他疾病。由此他推論，柳樹之所以能夠對抗瘧疾，是因為柳樹能夠生長於潮濕的土壤，一個瘧疾病菌孳生的環境。他推測解藥總是與病因有所關聯。

 

　　「藥效形象說」在常識和更嚴格及進步的科學檢測下，是絕不成立的。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讓這樣的謬論繼續傳播。時至今日，謠傳食用長得像大腦的核桃可以治療憂鬱病症，實則是非常危險又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就像是說「順勢療法」可以治療疾病一樣。這些都是過時錯誤的理論，而他們腐爛的屍體應該被掩埋起來，以免他們的屍臭味瀰漫在我們的生活中。

 

 

 

原文出處：《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