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創作歌手施文彬上個月推出最新專輯《歸組害了了》（亦即『全部完蛋』的意思），裡頭有一首歌〈頭家〉，非常奇妙地使用了法國通俗鋼琴家理察‧克萊德曼的〈秋日低語（A comme amour）〉，填上台語歌詞，竟成為一首描述工人懇求老闆不要倒閉的歌曲。原有的中產階級悠閒愜意消失殆盡，在MV中變成了藍領工人養家活口的眼淚與象徵無情現實的暴雨。

 

 

　　原曲的的優雅小調配合上呼應台灣現在勞工處境的歌詞，描寫工地工人按日發薪的寫實畫面，再加上失去工作後突如其來的暴雨，雨中無家可歸的土狗，妻兒憂傷的表情，完全傳達了經濟蕭條時代藍領階級的痛苦與悲哀。巧妙的是，「頭家」一詞在台語使用者的脈絡中，原本就不只是指涉老闆，也指涉唱歌的工人本身，他是一家之主，是他妻子的「頭家」。全文歌詞如下：

 

頭家　頂個月咱的生意做外多（老闆　上個月我們營業額多少呢？）

頭家　頂個月咱的生意賺外多（老闆　上個月我們盈餘有多少呢？）

頭家　頂個月我的薪水還袂提（老闆　上個月的薪水還沒領到）

甘有問題　為怎樣你頭犁犁　（沒問題吧？為何你頭低低？）

不知頭家　這個月咱的生意減外多（老闆啊　不知道這個月我們營業額少了多少？）

頭家　這個月咱的生意了外多　　（老闆　這個月我們虧損多少？）

頭家　這個月我的薪水扣外多　　（老闆　這個月我的薪水會被扣多少？）

擱剩外多　吃泡麵甘有問題　　　（還剩多少？如果吃泡麵可以撐過去嗎）

 

我　嘛知景氣無外好過　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　也知道景氣不太好　是全世界的問題）

雄雄講欲結束一切　實在使人驚一下　（突然說要結束一切　實在讓人嚇一跳）

我　並無計較彼呢多　希望你擱做頭家（我啊　沒有要計較那麼多　希望你繼續當老闆）

大家繼續打拼來做　不通放我孤一個　 犀牛望月　（大家繼續努力工作　不要丟下我一個人　看不見未來）

 

頭家　頂個月我的薪水還袂提　（老闆　上個月我的薪水還沒拿）

頭家　這個月我的薪水還袂提　（老闆　這個月我的薪水也沒拿）

頭家　每個月厝內開銷彼呢多　（老闆　每個月家裡開銷都很多）

靠我一個　連插翅攏袂飛　　　（只靠我一個人　插翅難飛）

啊～我厝內擱有老母甲老爸　　（啊～我家裡還有爸爸媽媽）

啊～我厝內擱有後生愛讀冊　　（啊～我家裡還有兒子要念書）

啊～我死會已經標甲變誤會　　（啊～我的會錢已經借到不能借了）

請問頭家　為怎樣你頭犁犁　　（請問老闆　你為何頭低低？）

我　想到還袂納的厝稅　想到頭路彼呢歹找　（我　想到還沒繳的房租　想到工作那麼難找）

為著厝內大大細細　希望你擱做頭家（為了家裡老人小孩　希望你繼續當我的老闆）

 

 

　　金曲獎作詞者武雄與施文彬聯手改造西洋音樂成為社會諷刺議題歌曲，已經不是第一次。1998年他們兩人也改編了奧地利流行歌手Falco的德文歌曲〈Jeanny〉成為〈七仔〉，並且在歇斯底里的男子威脅要為情自殺背景中加入了反映時政的口白：「記咧彼工你有親嘴講過，講若想欲甲你結成夫妻，就愛有才調先做頭家，我以為彼是你對我的鼓勵，誰知影就在民國 85 年 5 月 20 日阿輝仔宣誓就職彼工，全台灣 2100 萬人攏是頭家啦，你講，你欲嫁都一個，你講啊！你講啊！！你講啊！！！！」

 

 

 

　　歌曲中夾雜著女主播毫無感情的播報口白，一度將為情自殺的動機曲解成政治抗議事件，而且顯然播報員對於台語完全無知，不了解「七仔」只是台語中對女友的說法，而呼籲名叫「七仔」的女友出面解決。短短的一首歌曲，諷刺了剛剛開始濫用的SNG車，諷刺了人群對於跳樓自殺者的看熱鬧，諷刺了主流媒體文化對於台語的輕蔑跟忽視，也記錄了228公園的更名以及方興未艾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改革。

 

社會寫實主義重現 

 

　　而如今，一向對社會脈動敏銳的寫實主義台語歌曲，找到了另一個戰場，就是在金融海嘯之後日漸失去希望的勞工階級。回首過去70年，台語歌曲對於底層勞工的生活情景向來有著遠比國語歌曲更深刻的洞察力。一篇相當有趣的文學論文〈台語歌曲中的職業與社會寫實主題試探〉羅列了台語歌當中反映的職業，發現極為廣泛的藍領職業分布，包括攤販、小商家、農漁業、船員、計程車司機、專業工匠、走唱藝人、役男、最後才是黑道與特種行業。船員與浪子的形象，與港都的發展不無關連。因為應酬或者紓壓而喝酒，更是常見的主題。

 

　　有時喝酒有著更深的意義。1949年呂泉生的〈杯底不可飼金魚〉，表面上在說的只是飲酒作樂，但作曲之時228事件還未遠去，歌曲作者把苦悶的心情轉成無論任何社會階級都能懂的海派自我放逐：「朋友弟兄無議論，欲哭欲笑據在伊；心情鬱卒若無透，等待何時咱的天！」

 

　　80年代尾聲的台灣，人人懷抱著經濟起飛、民主轉型的期望，陳百潭作詞作曲、葉啟田演唱的〈愛拼才會贏〉相當程度是那個時代的樂觀印記：「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好運歹運，總嘛要照起工來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這時的台灣人大多相信，按部就班盡好本分，就會扭轉自己的命運。

 

　　90年代開始，因為大台北地區都市化極速擴展，而出現了〈向前行〉這樣的歌曲。頗有搖滾派頭的林強唱著：「親愛的父母再會吧，到陣的朋友告辭啦，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物質繁榮、就業機會眾多的台北，負載了遊子出人頭地的的期許。這個時期「火車」是經常出現的意象，當然〈向前行〉也是以搭上火車告別故鄉開頭的。

 

 

 

　　然而千禧年之後，隨著大環境的變遷，樂觀的勞工之歌比例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痛苦、辛酸、憤怒的歌曲。2011年金曲獎男歌手蕭煌奇〈阿爸的虱目魚〉，唱出中南部養殖漁業政策失敗的辛酸。今年同樣是施文彬推出的新歌〈都更〉更是直白不諱的說出都市更新帶給一般民眾的憤恨不平：「千年的夢，百年的愛，啊攏加拆拆掉＼過去的地，未來的天，嘛同款拆拆掉＼全部拆拆掉，既然無重要，拆拆掉，一項攏免留＼我們就都更屌，明天就都更好，都更加不得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還能若無其事繼續演唱90年代風格勵志台語歌曲的恐怕也只剩流行樂手翁立友了。

 

 　　與此相較，長年以來國語樂壇對於藍領工人與社會問題的描述是相對缺乏的，即使有也通常局限於非常小眾或者非常文青、小清新而欠缺民謠感染力的部分非主流作品。如果音樂是時代的反映，那麼或許可以說，國語歌曲在社會寫實這一塊幾乎是瀕臨腦死的狀態。而台語歌曲的暗流，則連同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而浮上檯面。最好的例子是，滅火器樂團原本並非純以台語創作，他們最先推出的其實是國語歌曲，但在〈晚安台灣〉與〈島嶼天光〉走紅之後，大家所牢牢記住的他們的姿態，已經是頂尖的台語搖滾樂團。

 

 

 延伸閱讀：

〈台語歌曲中的職業與社會寫實主題試探－兼論「主流」與否的界定問題〉－吳國禎，《文史台灣學報》，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