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örk變了什麼把戲

 
2007年碧玉演唱會上一景。 Credit:Travis Nicholson!@flickr

 

  從今日角度回頭看,自2008年冰島人民經歷國家破產後的現實危機和心理恐慌,反而使多數人瞬間從虛擬數字所構築的金融大夢中醒來,強迫以更為踏實、堅韌的態度重新面對往後未知的生活(例如青年出走到北歐鄰國打工謀生),倘若對應現今歐元區面臨多處未爆的臨界狀態,冰島人似乎更有本錢迎接未來的光景。然而就在當時冰島社會人心惶惶之際,碧玉阿姨果然不負為當代最具知名度的冰島人物,雖然她並未二話不說買下破產的冰島政府,但仍即刻登高一呼成立「創國基金」,並且主動擔任中介者吸引環保科技產業投資冰島,同時也達到撫慰冰島人民不安感的溫暖效果。因此除了介紹碧玉在不同時期所呈現的音樂風格、型態之細微變化,本文更希望能聚焦在影響碧玉的背景環境,以及如何藉由創作與現實世界產生互動的可能,或許便能從中覓得碧玉創作和行徑背後的蛛絲馬跡。

 

  雖然在題為〈Björk:15 years〉專訪的開端,便自然設定從96年為起點,其時間也正巧落在碧玉創作生涯的重要風格轉變期,發表於97年的第三張個人專輯《Homogenic》(雌雄同體),無論是在音樂類型、服裝造型和風格呈現與前兩張專輯造成極大的反差效果;但是主持專訪的樂評在過程中,仍不時將關注拉回至碧玉在70、80年代冰島生活、尬團的那段青春歲月,相信讀者們同樣想瞭解,這段時日是如何影響其後的創作生涯?從碧玉的回答中,讀者能充分感受到那份單純和衝勁交織的珍貴時光。

 

   

  當16歲的碧玉和夥伴們齊步踏上舞台之際(a band called KUKL ),儘管現場的觀眾總是寥寥可數,然而他們早已迫不及待計畫在冰島巡迴結束後,期許能以英倫三島為跳板往歐洲世界邁進。於是他們寫了信給當時已小有名氣的英國地下龐克樂團Crass,盼能尋求伴隨一同巡迴演出的機會;這封蝸牛信件終於在5個月後收到回音:「來柏林的地下室找我們吧!」結果他們又花上把個月的時間,才輾轉從倫敦抵達柏林,這趟旅程期間有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只能吃方糖度日,甚至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沒洗澡。既使在20歲結婚生子後,如此般的巡迴表演生活並未有太大變化,通常是晚上先讓兒子在巴士熟睡,等表演結束後回到巴士睡個3、4小時,隔日清早不是在停車場附近的空地玩耍,便是流連在洗衣店或是城鎮中其它地方。

 

  從這段回憶,我們不但未曾察覺碧玉追尋個人風格的刻意舉動,反而就如同許多歐美獨立音樂界的創作者之早年經驗,僅是在樂團中擔任某個演出位置各司其職,心中的掛念也是聯繫著一場接著一場的巡迴表演,正如她在訪談中的描述:「就是上去唱就對了!」此外上述這些經歷,對於日後碧玉的創作生涯很自然地產生直接關聯,她並不需要像是《變身博士》(Jekyll and Hyde)讓自己陷入人格分裂,而是把個人創作活動和團體巡迴演出視為兩件非同時性的重要活動,再從中尋求合適的節奏轉換和調整;至於這種創作型態直到某樣東西出現後,才開始出現戲劇性的化學效應。

 

第一台laptop

 

  原本自嘲對機械、科技事物壓根一竅不通,沒想到卻因為擁有第一台筆記型電腦,卻意外開啟重新認識音樂和現實世界的全新窗口。在最初的使用經驗中,首先最大不同是既使在巡迴表演期間,仍然可以在一個人時從事詞曲創作的活動;其次改變則是相較於過往,現在更可以方便、即時地作出任何決定,甚至是安排專輯中服裝造型所選用的針織布料等細節。這些突破不但使其創作活動獲得更大的獨立空間,同時也悄悄融入此後的創作內容;在一次意外情境下,使用筆記型電影的破爛音響裝置,嘗試作出聲音細微且帶有冬日萬物處於休眠的寂寥意象(whispery, hibernation-winter world),於此電腦傳出沙沙、片斷的聲響,在音樂創作的世界中卻成了具有詩意的符號。

 

  但是以上並非表示,從此碧玉便毫無保留栽入電腦創作音樂的新領域;相反地她所嚮往和參與的工作環境,仍是類似於70年代於歐美樂界才剛出現的陽春型錄音室(而且一定要有對外窗戶),今日則是演變成為許多音樂製作人、樂團所屬的家庭錄音室(home studios),通常一群工作夥伴創作與吃喝玩樂的時光都混在一起,卻由於簡單的技術設備而無法作出各式混音(文中提到像是Pan Sonic、Aphex Twin等知名電子樂團,都是在同樣環境在從事創作)。然而筆記型電腦的出現,無可否認確實帶來無可替代的特殊體驗,像是她曾經利用整年的時間,四處搜集各式各樣的拍子(beats),並且反覆聆聽到足以分辨出其中的細微差異;這種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庫建立,並且從中逐漸找到適合編織而成的不同素材,過往幾乎是得花上一位音樂創作者半輩子的功夫摸索,才有可能達到的境地。

 

 

Biophilia 熱愛生命的天性

 

  《Biophilia》(2011)無疑是一次結合音樂和科技的實驗性活動,甚至從概念構想開始的不同創作階段,都充滿無限的可能性(包含曾經計劃由多次合作的導演Michel Gondry拍成一部3D電影);除此之外,參與其中的成員自然不乏科技界的專業人士:有設計背景程式的工程師、軟體創意公司的APP makers,以及Soundrop(音樂社交平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創辦人Max Weisel,同心協力開發出一款結合互動遊戲、音樂教育的APP軟體;聽眾可以任意點擊畫面上的某個圖案,就能夠完整播放一整首歌曲。雖說Biophilia APP確實成功顛覆音樂專輯的既定形式,但是製作團隊也不希望這種全新的聆聽模式,在短時間內又落入科技制約的圈套,於是在歌曲編排上不希望過於偏向孤立的電子世界,反而強調結合人力製作樂器演奏的真實聲樂(really acoustic)為創作主軸。

 

  或許這份擔憂,同時也是當前許多從事藝術與科技結合的創作者所面對的共同心境;對於碧玉而言,現代科技帶給她的震撼和體驗確實是近期創作的靈感來源,但是它並沒有創造任何新的事物,不如說是讓過去夢想有得以實現的機會:倘若今日對音樂創作有興趣的孩子,他們可能不必然得從小接受音樂學校的正統訓練,而是藉由音樂軟體學習樂譜的基礎規則(可輸入任何混聲、旋律和演算法),同時更早、自由地開啟個人創作的反覆練習和累積。就如同樂評對於碧玉漫長的創作生涯的開場語:「不像是其他富侵略性的冒險者,她的音樂從來並沒有失去一貫的核心。」我認為這裡所談的核心即是一種音樂創作從未脫離生活的基本態度,並且永遠關照埋藏在現代科技、社會中,那份存在於人與人、自然互動之間最為直接的本性。

 

 

引用文章:

Björk:15 years

Interviews:Björk

封面出處:Travis Nicholson@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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