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EET HEER

譯｜蕭育和

 

　　1983年以《想像的共同體》──可說是目前民族主義研究最有影響力的作品──而蜚聲國際的班尼迪克安德森，前日於印尼瑪琅（Malang）過世，享年七十九歲。與過去對民族主義主題抱持負面看法的學者不同，在安德森看來，民族主義是一種能讓陌生人彼此之間，產生連帶感（solidarity）的整合性想像過程。

 

　　在《想像的共同體》裡，安德森這麼說，「在這樣一個時代裡，堅持民族主義近乎病態的特徵，其根源的恐懼與對異己的憎恨，跟種族主義的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對進步論與普世大同論知識份子來說是非常普遍。但如果我們提醒自己，民族也激發了愛，還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自我犧牲的愛，應該不無助益吧。」他接著說，「民族主義的文化生產：詩歌、散文、小說、音樂與造型藝術等等，以千百種不同的形式與風格表現了這種深刻的愛。」

 

　　可是，要說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屬於什麼民族？卻極為困難。他是流浪在外的大英帝國之子，1936年他生於中國昆明，他的父親在那裡的海關，給帝國集團做收稅的工作。1941年，當日本帝國開始擴張領土時，安德森被迫逃到加州，1945年他們一家人回到愛爾蘭。

 

　　這個家族與這塊土地的關係非常曖昧，愛爾蘭民族主義在這個家族根深蒂固，但身上的盎格魯血統讓他們注定是別有待遇的少數，縱有家族聲望卻也被排除在愛爾蘭民族的核心天主教認同之外。

 

　　安德森不全然是愛爾蘭人，也不全然是英國人。家族的中國體驗，讓他們得以詳加審視帝國底層。班尼迪克的弟弟，知名的歷史學家佩里（Perry Anderson），就注意到，父親在中國的殖民管理體制中，對抗貪腐的經驗，給孩子們留下了永久的印記。

 

　　1956年，當時還是劍橋大學學生的安德森，因為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抗爭而變得激進，他站到反帝國主義的學生──這裡面許多人都跟他一樣，在過去的殖民地出生──這邊，對抗支持英法控制運河的英國民族主義者。這段劍橋經歷，安德森開始了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反殖民學者的道路。

 

　　離開劍橋之後，安德森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學位，並浸淫在印尼的研究中。安德森固然在美國渡過了他的大半生，但要說他成了美國人也不甚正確。事實上，如果安德森真的有一個故土，恐怕非印尼莫屬，對這塊土地，他所投注的不只是研究與學術上的心力，還包括了情感上的神入。

 

　　安德森的語言流利程度堪稱超人，幾乎能通所有歐洲主要語言的弟弟佩里，曾經相當沮喪地宣稱，哥哥才是家族裡的語言活字典：班尼迪克能讀荷蘭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與法文，可以用印尼語、爪哇語、菲律賓語跟泰語流利對話，他說自己是用印尼語在思考的。（這個家族很有語言天份：家族的妹妹人類學家梅蘭妮，也能流利地說阿爾巴尼亞語、希臘語跟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我的一個印尼朋友，對於班尼迪克能夠這麼自在地講爪哇語，甚至還能講幾個方言笑話，他非常詫異，這個人正是堪比班尼迪克，毫不遜色的印尼專家──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班尼迪克曾說：「紀爾茲的作品讓我獲益良多，儘管只是深化了我對印尼的理解。」而紀爾茲是這麼說：「安德森讓我注意到我曾未注意過的東西，他比印尼人還像印尼人。」

 

 

　　1965與1966年間，印尼陷入軍事政變的暴力漩渦中，最後導致美國支持的反共獨裁者蘇哈托在1967年掌權，差不多有六十萬到一百萬的印尼人──大部分都是共產黨支持者，在大清洗中被屠殺，曾經在這過程中積極主動地協助印尼軍方鎖定目標的ＣＩＡ，在解密報告中將之稱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大規模謀殺」。

 

　　蘇哈托政變所帶來的暴力，是安德森生命的重要轉折，安德森是這麼寫的，它「感覺像是發現所愛的人竟然是殺人兇手」那樣，於是他全神投入政變真實歷史的記載，以及反對蘇哈托政權的宣傳。

 

　　1966年，安德森與他的同僚，匿名撰寫了〈康乃爾報告〉（The Cornell Paper），這份文件在印尼異議者的圈子中廣泛流傳。他也是唯二親身見證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蘇迪曼公審大會的外國人，後來安德森翻譯並出版了蘇迪曼的證詞，這也是印尼歷史研究的另一份重要文本。

 

　　1972年，安德森被印尼當局驅逐，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他成了流亡者。直到1998年，蘇哈托政權倒台後，他才重回印尼。在短暫拜訪故舊後，印尼的重要媒體Tempo，幫他舉辦了一個感人肺腑的公開大事，在《Lingua Franca》雜誌的一篇傑出的專文中，記者Scott Sherman這樣描述安德森的歸來：

 

　　在雅加達市中心的豪華旅館，安德森身著淺色襯衫與寬鬆的褲子，以對抗悶熱的氣候，六十二歲的他面對的是略顯緊張，翹首盼望的三百多個聽眾，有將領、資深記者、年邁的教授、過去的學生還有好奇來朝聖的鄉民，操著流利的印尼話，他疾聲抨擊反對派的怯懦，對歷史的健忘，特別是1965到1966年間的大屠殺。

 

　　在他重返印尼這段期間，安德森與一個青年華裔共產黨人重聚，他曾經跟著蘇迪曼一起受審，安德森一直以為這個年輕人已經跟蘇迪曼一起受戮，他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代表蘇哈托政權並無法抹除一切。

 

　　安德森最知名的作品《想像的共同體》，就是從印尼歷史的磨難中漸漸成形的。一個像是印尼這樣，由不同族群構成的多元民族，是如何團結在一起的？為什麼他們有時候會分崩離析？而在遼闊的大國，又是什麼讓人民免於相互殘殺？而為何民族的凝聚有時候會失敗？對安德森來說，這些都是他深刻浸潤印尼歷史而生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問題。

 

　　雖然《想像的共同體》是安德森最知名的作品，但其實他寫的東西都值得一讀：少有比他的《三面紅旗之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一書，更深刻地思考跨國恐怖主義。一如在學術領域上的嫻熟，安德森對小說與詩歌的信手捻來，讓他成為全球文化的雄辯擁護者，喚起了對印尼與菲律賓文學的關注。

 

　　對旅居漂泊世界的班尼迪克來說，終於印尼，或許適所，這裡，是他可能真的會喚作家園的國家。

 

 

原文出處：

Benedict Anderson, Man Without a Country

 

圖片credit：

When Benedict Anderson Met Lav Di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