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徽因、徐志摩一前一後回到中國之後（參見本系列上一篇），由於同在北京，林徽因持續受到了徐志摩熱切地追求。這時，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訪華，正好又為這段關係添加了一些元素。

 

 

 

　　梁啟超在北京政學界深具影響力，同時他也與北京《晨報》副刊總編輯號稱「副刊大王」的孫伏園（1894-1966）交情深厚，因此， 那些主題文字能於副刊刊登，梁啟超也是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在梁啟超成立的「講學社」裡，林長民、徐志摩都是其中成員， 「講學社」創設的任務之一是邀請國外的著名學者來華演講，在第一炮邀請英國哲學家羅素（Betrand Russell, 1872-1970）及其女友布萊克（Dora Black 1894-1986）訪問中國後，梁啟超經過策劃，終於邀到印度詩人泰戈爾點頭訪問中國。

 

  

 

　　講學社社員徐志摩數年來作為超級「泰戈爾粉」並與其書信往來定交，自是作為「竺震旦」（即1924年5月8日北京祝壽會上梁啟超取的名字）的華語舌人全陪的最佳人選。徐志摩對於泰戈爾的崇拜，還可以從他與林徽因共同參與的文化團體「新月社」看出來──「新月」的命名靈感就來自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由於一代詩人來訪，北京文化界計畫幫印度詩人熱熱鬧鬧的過個生日，而在中國， 熱鬧的生日跟戲劇是脫離不了關係的。作為新月社中的年輕小女生，林徽因當然必須全力應援，多才多藝的她還可以客串角色，粉墨登場以英語演出，林徽因是女主角「契玦臘」，張歆海當男主角，徐志摩扮演愛神，梁思成擔任舞台布景。當時，既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又能作為恰當陪同者陪同詩人出遊北京各景點的林徽因，當然也引起了泰戈爾注意。泰戈爾把郎才女貌的戀情看在眼裡，就想進一步幫這兩個有情男女作媒，當然，最後沒成（也幸好沒成，是吧，不然民初的政商兩界還不知道要亂成甚麼樣子，徐家的二太太可不好當的）。

　　在「竺震旦」忙碌參觀、演講──不只講詩，也講哲學──的行程中，其中一站便安排參觀北京紫禁城──並由當時還住在紫禁城的前清中二小皇帝溥儀作東，接待泰戈爾參觀了紫禁城的御花園。於是，當時擔任前清遜帝溥儀及婉容夫婦的外語教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任薩姆（Isabel Ingram，1902-1988）也因此與一干人等在紫禁城內留下合影。

 

 

 

 

　　據說，徐志摩對林徽因、梁思成談起戀愛的過程，雖然看在眼裡，但心底仍抱著一絲期望，緊追不放。梁實秋是梁思成在清華學校的同學，他寫過一個小故事，大概的情況是：梁思成、林徽因星期天在北海公園蔡公祠約會（鄰近有梁啟超主持之松坡圖書館，），徐志摩火速聞訊前來，兩個小情侶不得不閃避這個不速之客，並且在門上貼了字條：「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徐志摩吃了這個閉門羹，終究只能怏怏離去。

 

　　在泰戈爾訪華活動結束後，林徽因、梁思成達成某些共識，並打算接受家族安排共赴美國讀書。林徽因考上了官費獎助，並找到了願意接受女生入學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而非專收女子的文理學院──打算就讀賓大少數接受女生就讀的美術系，於是梁思成選擇了同校的建築系，並在學士完成後繼續於研究所深造。（我們開始知道男女共學之途是抗爭許久的事了？）在二人出國就學期間，梁思成的母親去世、林徽因的父親在東北參與郭松齡兵變失敗逃亡時中槍（發生在1925年底）為他們的求學之路與感情之旅增添了變數，但他們都沒有因此中斷或放棄學業。事實上，梁思成、梁思永本來捨不得離開病重的母親，是梁媽媽堅持「我會等到你們回來」才去的美國。因此，得知母親噩耗後，梁思成僅能返國奔喪便重新奔赴美國繼續學業，梁啟超也一肩承擔起林徽因在美國的支出，算是對長年盟友盡了朋友的情義，與一個長輩對未來媳婦的照顧之意。

 

　　就算是經過了這些階段，再加上梁林雙方的男性家長都覺得梁思成與林徽因是天作之合，梁氏家族內還是沒有辦法統一林徽因是否能作為一個得體梁家第二代女主人的意見──「出身」問題還是隱而不現的關卡。面對家族內的雜音，就算強硬如梁啟超，也只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我看對人。」卻無法也不願專斷此事，僅以懷柔手段，言詞溫和而帶安撫企圖扭轉家中其他人對此事的看法。早從1923年1月7日，梁啟超寫信給大女兒梁思順（即梁令嫻，1893-1966，梁思成之姊）就見痕跡：「思成和徽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需彼此學成後乃定婚約，婚約定後不久便結婚），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說該如此，你的意見怎樣呢？」

　　但二人真正的訂婚式並不在此時，只可說是雙方家族與當事人的「默契」了。

 

 

　　梁思順是日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是日本女子教育所追求之「賢妻良母」的代表，她在母親李端蕙生病期間，協助母親處理家信的書寫往返。她除了是梁母反對梁、林結親立場的堅定支持者，也逐漸接續了母親的地位，成為梁家女眷的重心。梁啟超內心畢竟希望女兒能贊同這門親事，維護家庭氣氛和諧，常在家信中不死心的遊說，希望能得到女兒對這門親事的諒解，也得到女兒的協助──以便排除梁氏家族內部對未來女主人的雜音。這個情況，在1923年11月4日梁啟超的另一封信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徽音我也很愛她，我常和你媽媽說，又得一個可愛的女兒。但要我愛她和愛你一樣，終究是不可能的。……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後你弟弟妹妹個個都如此。（這是父母對於兒女最後的責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們家孩子一樣，唉，但也太費心力了。」

　　這封信裡，除了可以看到梁啟超自認這門親事的正確性，也可以窺見當時這門親事最大的阻力是來自梁家的正牌女主人、梁啟超的髮妻李端蕙。由於梁啟超長期對於家庭事務與人情義理的虧欠，他不得不／必須顧慮妻子的感受與意見。梁啟超回憶過妻子的關鍵作用：

　　「啟超素不解治家人生產作業，又奔走轉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給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無饑寒。自奉極刻苦，而常撙節所餘，以待賓客及資助學子之困乏者。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堅強，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為姑息。」

 

　　梁思順與母親站在同一條線是可以理解的，從上文我們可以得知，大家族的主母是整個家族後勤的重心，需要穩定整個家庭的運作──梁思順只要一想到林徽因的複雜家庭狀況以及自家即將面臨被捲進林家這個複雜的毛線球裡，便會重新思考一次：把家族主母之位輕易交託給一個對梁家穩定毫無助益，並可能會增添亂源的女子到底是福是禍呢？也因此，1925年7月10日梁啟超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在家信中述說／遊說：「思順對於徽音感情完全恢復，我聽見真高興極了。這是思成一生幸福關鍵所在，我幾個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現在我完全放心了。」

　　梁思順在母親過世後，可能考量家族急需一個新的女主人，或許也考量了弟弟的意願，終於被家中從爸爸以下以及其他弟弟等人多方遊說成功，不再反對這門親事。她的最終表態，形同開了綠燈。讓當時已經情歸徽徽，卻肇因母親與大姊反對，以至於未能在早前成婚而深受苦惱的梁思成，最遲也最好的婚姻祝福。

 

　　在林長民過世後的12月27日，梁啟超寫信給梁思成，在信中擺出了父親的交代，溫柔慈愛中卻也有霸氣，要梁思成擺脫男孩氣，要有更堅強的肩膀，更能讓林徽因依靠：

　　「第一、你要自己十分鎮靜，不可因刺激太深，致傷自己的身體。……你不要裡外的老父為著你寢食不寧，這是第一層。徽音遭此慘痛，唯一的伴侶，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鎮靜著，才能安慰他，這是第二層。」

 

　　「第二，這種消息，諒來瞞不過徽音。……但你可以傳我的話告訴他：我和林叔的關係，他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他和思莊一樣的看待他，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他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度過他目前的苦境。他要鼓起勇氣，發揮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學問，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為林叔叔的好兒子。這些話你要用盡你的力量來開解他。」

 

　　「徽音留學總要以和你同時歸國為度。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罷了，你們更不必因此著急。」

 

　　所以，雖然我們前面說了不少梁思成無法成為當時淑女眼中佳婿的原因，但梁思成其實是個有感情、有感覺，也是一個柔軟而感性的男人。只是，為了當好「公主護衛者」，從這刻開始，他必須展現對外剛強的一面，同時負起照顧好林徽因母親等林家成員的責任。

 

　　但，守護好徽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我們容後再續。

 

 

參考資料

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979, 1006, 1046, 1068。
2. 〈竺震旦誕生與愛情名劇「契玦臘」前晚協和大禮堂空前盛會〉，北京《晨報》，1924年5月10日，6版。
3. 梁實秋，《槐園夢憶（全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頁14。
4. 梁實秋，〈賽珍珠與徐志摩〉，《雅舍散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頁114。